国家记忆：寻找历史镜头中的抗日远征军 2010年10月08日 南方周末
1944年10月14日，一位中国老者在满目疮痍的腾冲街头停下来，向一名美军军士借火。美国军人协力中国人将日本人驱赶出了这座古城。（美国通信兵第164摄影连/图）
记者朱又可发自深圳
编者按：他们是浴血疆场的英勇将士，他们是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但是他们，一直被尘封在历史幽暗的深处。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忠魂不灭，浩气长存。
二战中的中缅印战区，几十年来从未被正式纪念过。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意识形态的错位，使得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辉煌的战场之一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随着2万余张珍贵照片重见天日，这支抗日远征军终于走出重重遮蔽，一个国家的记忆也终于渐渐完整。
23000张照片，60年来没人动过
一个由摄影师、地质家、建筑师、警察、儿童教育工作者和钢琴教师等7个人构成的“杂牌军”由此踏上“寻人之旅”。
《国家记忆》画册正在排印中。收入书中的500幅照片只是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23000幅中缅印战场照片的沧海一粟。这些照片是由美国通信兵第164摄影连的摄影兵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拍摄的。500幅照片的说明文字翻译过来就有7万字，如果2万多张照片的说明全部译出来，将在300万字左右。因此，这本画册只是一个浩大工程的开始。
6年前，为拍摄一部关于在云南阵亡的美军少校梅姆瑞的纪录片，自由摄影师牛子发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藏有海量的关于中缅印战场的影像。他扫描了190张照片，这些照片用在了纪录片《寻找少校》和章东磐撰写的中国远征军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一书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牛子，这些照片自从进入档案馆来，60年没有人动过，他是第一个检索和扫描这些照片的人。
章东磐的“父亲”，并不是国民党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而是共产党的新四军抗日老兵。从2004年起，这位从军队退役、先后做过故宫博物院的裱画匠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的“买卖人”，因为一本人文地理杂志《山茶》上的一篇关于远征军的文章，改变了后半生的主要志趣。他成了中国远征军的“发烧友”。他两次翻越滇缅战场被视为畏途的高黎贡山，重走滇缅公路，在云南和缅甸开着越野车做田野调查。章自称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兽医”，因为正经的权威专家——“医生”没人理这个茬儿。
他把矿业学院毕业、改行做《凤凰周刊》主编的邓康延约上搞纪录片。《寻找少校》的摄制组在美国时，得到美国中缅印战场总指挥史迪威外孙伊斯特布鲁克上校的帮助。他给美国国防部档案馆打电话，说中国人还记得我们战死在他们土地上的军人，特批把只能给亲属看的美军阵亡档案提供给他们，使后人弄清楚了美军在腾冲之战中的死亡人数不是国殇墓园纪念碑上记载的14位，而是19位，并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重立了有名字的纪念碑。因为在美国获得的线索，章东磐起意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全部有关中国战场的影像资料。他组织起了一个由摄影师、地质家、建筑师、警察、儿童教育工作者和钢琴教师等7个人构成的“杂牌军”。章东磐负责筹资，并在一周之内得到了来自亲友们超出预算的赞助。今年1月，他们浩浩荡荡开赴华盛顿，开始“寻人之旅”。
在这个队伍中，有新加盟的香港建筑师晏欢，他是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的外孙。这位抗日名将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通电全国脱离国民党，成了北京的“统战对象”。但潘裕昆对那段抗日历史守口如瓶。直到外祖父1982年病逝，晏欢都没有从他嘴里听到一个字。2005年，中共开始肯定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作用，晏欢为外祖父的历史感到自豪。他和父亲收集资料，写成《抗日名将潘裕昆》一书在香港出版。
晏欢对中国抗战的兴趣从自己的亲属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有一次他输入“密支那战役”的英文，立刻找到美国的一个网站“被遗忘的中缅印战场”，网主是尼尔。尼尔的父亲曾是美国驻中国远征军的军事联络官，也见证了南京受降仪式。1946年回国前，他让自己的中国战友在一个小红本上签名留念，其中有廖耀湘总司令和他的僚属。晏欢把尼尔父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网站上，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告诉晏欢：自己的父亲“赵振英少校”的签名在那个小红本上。老人已93岁了，曾担任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警卫营营长，认识尼尔的父亲。而在尼尔父亲保留的照片里，就有一张是南京受降仪式后，廖耀湘和赵振英等军官在中山陵的合影。晏欢邀请尼尔访问中国，跟认识他父亲的老战友见面。解放后，赵振英因为那段“丑历史”对家人守口如瓶，“文革”开始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79年，他被平反出狱，后退休。这个故事被邓康延拍摄成了《发现少校》纪录片。在美国档案馆查找影像资料时，邓康延找到了一段美军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的电影，那里面就有赵振英的镜头。所以邓康延的纪录片还没有播，赵振英就已经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点人物。晏欢觉得赵振英的经历不是“丑历史”，而是光荣的历史。
给他们帮助很大的还有罗伯特·安德森，他的舅公曾是大家熟知的“加拉哈德”、俗称为“梅里尔的抢夺者”——5307部队中的一名上等兵。十年前罗伯特在云南开始研究中国二战历史，那时，他仅仅知道“飞虎队”和“滇缅公路”几个模糊的名词。另外，还有来自旧金山的唐亨瑞先生，他的叔叔也是中缅印战场上的一名军官。他们一起成了这个“杂牌军”里的国际志愿者。
不能忘却的纪念
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已经在战场上死过一次了，后来的冷战和政治意识形态阻隔使他们又死了第二次，再也不能让他们死第三次了。
章东磐的小组用了两个月时间复制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关于中缅印战场的全部23000张照片，以及200个小时的纪录片资料。这些全部是免费的。
美国国家档案馆仅检索大厅就有6层楼。每天早上九点，邓康延开车送大家到档案馆，中午为了省钱再赶回“家”吃冰箱食品，一小时后再到馆里接着干，直到下午关门。两个月里，这群安静、不知疲倦、包括三位中国女孩的队伍成了档案馆里定时出现的风景。
对比照片和电影发现，照片上有的战役、事件、人物、场景，纪录片里也有，而且拍摄机位是一致的，说明当时摄影部队是分成两组一起工作的。
邓康延一人守着两三个机器翻拍影像。让他感到震撼的是：原始影像是以当时的新闻简报“联播”的形式集纳的，美国本土的选美、赛车，世界各地的新闻与中国战场的惨烈构成极大的心理反差。还有另外一种反差更加使他失衡：在中缅印战场，中美是盟友，接着是国共内战的影像，再接着是朝鲜战场上美军押着志愿军战俘的影像，中美又成了死对头，再接下来是1960年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中国和印度成为敌人；到1970年代，中国和越南又打起了仗。政治风云变幻和意识形态错位使得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辉煌的战场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每年世界各地都有对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和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的纪念，唯独中缅印战场无人纪念。
从影像中，邓康延看到中国老百姓胼手胝足，小孩和老人在用手砸石头，中国人几乎是徒手修筑了滇缅公路。
2万多张照片，每一幅画面都是薄薄的历史切片，大量的切片日渐聚合，让章东磐和他的团队发现了被遮蔽、扭曲和误解的真相——
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节目中，一位据称是那段历史的权威研究人士大声说：史迪威的美国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
然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在滇缅战场投用了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包括1944年最新装备的喷火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欧洲战场都没有，而在滇缅已经装备了；最先进的诺顿投弹瞄准器，也最先用于中国抗日战场……所有现代化的装备，都由美军教官提供训练，美军顾问亲临火线，地面防空与医疗保障则完全由美国军队负责。照片告诉我们，美国陆军在中国抗日战场上远不止“一兵一卒”，而是一支规模庞大的成建制的综合部队。
另外，在多张照片中，都看到日本战俘受到中美军人的善待，例如有一个画面是一个日本兵躺在担架上，向美军士兵要香烟抽。
照片还揭示了后勤的状况：美国军需官给中国士兵发胶鞋、袜子、防蚊网；修建流动厕所和废品收购机构；美国和中国后勤人员到藏区选购军马，与藏民用现钞交易……
照片也显示了战时的生活百态，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有日本人的反宣传，说美国人才是害你们的。
在晏欢的查访中，所有远征军老兵的照片在历次运动中都被主人焚烧或在抄家时被没收了。没有人敢保留这些历史画面。廖耀湘的后人在“文革”时焚烧了全部相关照片，现在他们问晏欢，能否把那张从美国带回来的尼尔父亲留下的照片送给他们？
“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已经在战场上死过一次了，后来的冷战和政治意识形态阻隔使他们又死了第二次，现在这些从异国找到的大量照片中有无数中国抗日军人的形象，再也不能让他们死第三次了。”章东磐说。他希望中国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向波兰学习，保存“国家记忆”。
这些照片和影像整理完成后，将陆续出版成图书档案，也将全部放在网上供人免费检索。同时，将回赠一套电子版给美国国家档案馆。明年，章东磐他们将从这些照片中挑选一部分，在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的母校西点军校展览。
中缅印战区
中缅印战区建立的直接原因即为保住通往抗战中国的战略补给通道。
这一战场以1942年初的中英军队失败撤出缅甸开始,以1944年底中、美、英军队将日军彻底击败于这一战区而结束。
中缅印战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国最多的战场,计有中、美、英、印、缅、日六国军队直接参战，还有英联邦其他少量成员国军人非成建制参战。
这一战场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惟一取得战略胜利的战场。中国军队的出色表现得到盟国与敌国的共同肯定。
怒江战役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一百年间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次对外国入侵者的战略反攻。美国陆军与空军全程参与了这一战役。那个战场上美国军队对中国远征军的直接军事援助远远超过此前的评估，达到大规模的战略级别。
中国远征军与美国陆军、空军合作成功攻克的高黎贡山北斋公房是整个二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
日本军队在中缅印战场共阵亡180,000余官兵,其中阵亡于我国云南省境内约26,000人。阵亡于印度英帕尔作战的超过50,000人。
这一在当时震撼世界的战场是惟一几十年来未被参加国正式纪念的战场。
国家记忆·摄影兵
作者: 李·巴克/文 晏欢/译
编者按：他们是身在前线的战士，他们是恪尽职守的摄影师。他们的双重身份使照片既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因为他们忠实的纪录，这一段历史才活生生地走到了我们面前。
所有中缅印战区的传奇故事都因为这些珍贵而精彩的照片留诸后世，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美军通信兵第164摄影连，则是传奇中的传奇。当读者看到这些照片时，完全想像不到摄影者为拍下这张照片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甚至是死亡的考验。
164连的第一批前线人员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简称CBI），从那时起，他们众多的小分队便活跃于战区的每一个兵站，无论是加尔各达还是重庆，这群照相兵和大部队一起，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甚至在战斗机上作战；同时，按下快门，以他们独特的视角为这场战争以及卷入其中的人们镌刻肖像。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丹·诺瓦克技术军士，因在艰苦条件下出色完成任务而被授予铜星奖章。从密支那到腊戍，他一路都与中国驻印军同行。在诺瓦克的照片里，美军滑翔机队在跑道一端降落并卸下运载武器装备，而日军就在跑道另一端疯狂扫射。这还不是诺瓦克最“牛”的照片，在八莫，就在距离日军战壕125码的地方，他拍到了P－47战斗机俯冲轰炸的场景。
宾夕法尼亚州的佛兰克·谢瑞尔技术军士当时和诺瓦克一起趴在八莫的前沿阵地上。就在诺瓦克拍摄俯冲轰炸的飞机同时，他决定抢拍炸弹掀起的爆炸巨浪。但是，就在他左右调节身位试图找到最佳角度时，一枚70毫米炮弹的弹片盯上了他。所幸，仅仅是划伤而已。谢瑞尔因此获得紫星奖章。
164摄影连的另一个精彩故事来自堪萨斯州的汤姆·范宁二等兵。1944年，《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报道他用相机抓获了三名日军俘虏：当时范宁正藏在一棵大树上拍摄照片，忽然发现摄影包留在树下，正要下去拿包时却发现有三个人站在树下的公路上。新闻报道说他很快意识到那是三个日本兵，并且是主动来投降的，就这样，范宁用他的照相机俘虏了日本人。但实际情况是：范宁那天晚上在帆布吊床上昏睡，突然有人拍他肩膀叫醒他，他睡眼惺松地发现身旁站着三个饥病交加、狼狈不堪的日本兵。原来他们是按照美军心理战部门散发的劝降指引传单主动找上门来投降的，目的是为自己换取一些食物和药品。将三名战俘移交给宪兵部后，范宁又继续睡大觉去了。
通信兵摄影连还负责完成“目标——缅甸”的战时纪录片拍摄任务。战区官兵人物、军用地形、滑翔机队降落、空投食品等等都在这群小伙子们的拍摄之列。
空军也有一支非常优秀的成建制的摄影部队活跃在中缅印战区。空中摄影师罗伯特·法瑞尔上士服役于缅甸第三战术航空队，常引以自豪的是能够抓拍到距离最近的地雷爆炸镜头。他时常乘坐B－25轰炸机沿缅甸铁路线超低空飞行拍摄近镜头。有一次他的飞机贴着一段被炸烂的铁轨飞行，一枚日军地雷突然在飞机尾观察孔正下方爆炸，扬起的泥土和弹片击中飞机的油箱和机翼。回到基地，定下神来才发现这是九死一生的奇迹般经历。这一次法瑞尔将全过程都拍摄成了影片。
第一张美军拍摄日本本土的空中侦察照片，摄于1943年10月31日，由24岁的弗吉尼亚人温佛莱德·索德赖特拍摄。他当时驾驶一架无武装的P－38轻型侦察机从在中国的空军基地起飞，往返旅程2200英里。他因为这次破纪录的航行而荣获荣誉飞行十字勋章。他的全部干粮仅是一片4盎司的巧克力和一罐放在脚下的水，每次想吃喝就得拔掉氧气罩；他毫无武装，照相机和胶片取代了机关枪和炸弹；如果万一飞机燃油耗尽（实际上他是靠副油箱飞回的），他第一件任务便是将飞机和摄影器材全部毁掉，要么坠毁或者迫降后销毁，别无选择，因为胶片盒太重，靠人手是搬不动的。
并非所有空军摄影兵都上前方拍照，有些人负责最后的冲印工作。轰炸机造成的破坏效果照片需要迅速地冲印出来交给指挥官们，照片解读人员必须在照片提交给空军基地的各类指挥人员前对照片作出报告。基地官兵们还得跳进拍摄舱里小心地将那些照相机拆卸下来，这些设备都是飞机前往日军占据区域执行任务前安装上去的。照片一旦回到后方，处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则开始昼夜不停的冲晒工作。在中国，因为极度缺乏正规的冲印暗房和设备，常常是在一间土坯农舍里凑和着完成；十四航空大队还曾将几个飞机炸弹槽摆放在工作台上当贮水池用；另外还有诸如用20码长的干酪包布和几块木板混合而成的晾干架；需要天平量度化学药剂时，摄影兵们就从当地村镇的中药铺买一副古老的杆秤回来用。
一图胜千言，中缅印战区数万张的照片不是吹出来的，鲜血、眼泪和汗水，冲洗出了这些照片。下次当你看见任何一张CBI照片时，请记住这一群“咔嚓”部队的摄影兵们。
国家记忆·无畏少年
作者: 邓康延
编者按：他们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少年。他们何其不幸，金色的童年被炮火硝烟撕裂得千疮百孔；他们何等坚强，小小年纪就保家卫国，毫不退缩，勇于担当。
抗战中有两句著名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其实八年抗战打到后期，不知有多少少年志愿从军，保家卫国。虽然童子军或少年兵多在后方，担任传递情报、照料伤兵、募捐、帮助难民等工作；但可贵的是，也有小兵直接置身前线，浴血沙场。
小男孩李乐贝刚刚12岁，入伍却有一年，是驻印军十四师四十二团的上等兵，家在云南。李乐贝和很多少年兵一样可能是战争孤儿，家庭的破碎让他早早告别了儿童的稚气，拿起枪参加了战斗。照片上的他正向美军联络官约翰逊上尉和医务官夸耀他的汤姆式冲锋枪。而约翰逊也夸奖他连投两箱手榴弹，创下自己的杀敌纪录。这场景让人又高兴又难受。正在最美好岁月的少年，为正在沦陷的祖国成为了一名战士。
几乎是同时期，在美国费城，13岁的西蒙爱国心切报名参了军。因为他个子高，一年后才被发现是个小孩子，当即被爱抚有加地送回后方继续读书。西蒙返回家乡后，成为邻居们的骄傲，也成为新闻热点。如果大李乐贝两岁的西蒙不被劝退，说不定两位少年会相遇在同一战壕。
中国少年兵，正像当年他们读过的民国小学少年军歌中所唱的一样：“学生冒雪来行军，将来大家要当兵，保我中国四万万人享太平。”
我们无法统计在抗日战场上少年兵的准确数字，但是我们记住了他们脸上硝烟也压不住的稚嫩的勇敢。小兵在分担着国家的大命运。日本人曾攻击国民政府毫无人道地让少儿参军打仗，这是至为卑鄙的诬蔑。
无论是从戎报国，还是沦为孤儿难民，中国的少年们不曾让自己的祖国失望。许多年后再回望他们，这些可爱的面容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在那个非常时期的伤悲、无奈和自豪，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会衰老的记忆。
国家记忆·美丽女性
作者: 邓康延
编者按：她们是花好月圆的女子，她们是纯洁无邪的天使。国难当头，她们义无反顾地献出青春；远隔重洋的人们虽素不相识，但她们依然将无私的爱亲身传达。
卡帕拍摄的这张战时广州女学生照片，背面的文字是：爱国的青年男女组织起来，每个人都尽最大的能力参加抗战，年长的学生从军走向前线，医学科的学生和中学生共同成立了紧急救护队……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有许多未被挖掘的女兵抗战影像，在战火中引人瞩目。
重庆大轰炸之后，许多女性跟随自己的父兄一起走向战场，并在军中担任各种任务。国难当头，花木兰和穆桂英是她们的榜样，也是她们留给世人的形象。
两位如花的姑娘，阳光般的明亮。她们在重庆读大学并加入了战争救援者组织。然而，翻看她们身后的文字背景，却让人心头一颤。说明是：右边的中国姑娘在日军南京屠城中失去了所有亲人；身旁的伙伴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到上海家人的一丝音讯。她们的遭遇就是当时中国家庭的缩影。一个个生命，像一根线一样容易断。
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战争打到最后，是没有男女的，只有人，人性的毁灭和人性的张扬。
在大洋彼岸，美国于1942年设立了陆军海军妇女预备队，只在国内活动。1943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首次准许女性参加正规军。一年之后，有一批美国女兵走出国门，踏上了东方战场。在照片背后，摄影师记录了女卫生兵的名字：马里兰州的弗兰西丝中尉、新罕布什尔州的布特莱丝少尉、马里兰州的米蕊安中尉、弗吉尼亚州的简少尉、马塞诸塞州的弗兰西丝少尉、北卡罗来纳州的萨拉少尉等。中缅印战区，1944年10月13日。
她们如果还活着，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我们无法知道她们战场上的命运，以及战后的身世，却记住了她们曾经为苦难的中国输过血。
女人天生是战争的敌人，却只能为反抗残暴的敌人走向战争。这是世界的悲哀，也是女性的光荣。她们在残酷的战争中，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诠释了女性伟大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