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不规范，职业经理人能力、道德水平总体较差。

　　就我对中国企业的参与、考察的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洋墨水谬见”，我不同意这种“中国职业经理人不成熟”的观点。

　　中国企业过去30年成功与利润的的“人口红利”效应，不单体现在低端劳动力供应，职业经理人供应也是高质量与充分的。

　　那些动辄以中国有多少商学院、每年毕业多少MBA等指标，衡量中国职业经理人素质与水平的观点，与客观实际不符。

　　在我投身营销一线的时间段（1994--2004年），我看到的敬业者居大多数，这些职业经理人（通常不是那些顶着外企光环空降民企的“小香蕉”）、一线销售人员都为企业的成长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与企业主的冲突亦多，这也是为什么过去30年里涌现出那么多从打工到创立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现在回过头看，宏观经济学的“人口红利”理论解释了企业成功与盈利的大背景，但是当企业主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巨大财富之时，对员工的福利、员工的工作环境、员工的人性环境得到了多少改善？

　　到今天人口红利效应下降的时候，当你感叹4000元月薪招不到一个销售主管，6000元月薪招不到一个可以处理商业文档的市务主管的时候，富士康发生13连跳的悲剧，我们才能明白过去30年里那些职业经理人，虽然没有科班出身、不是MBA、没有在跨国企业呆过，但是他们的悟性、学习力、吃苦耐劳、勤奋、坚韧等素质，并不像流行论点所说的那么差。

　　作为中国草根职业经理人最大诞生地的营销人员，特别是一线销售人员，我认为营销界没有直面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线销售人员如何才能进入“健康的营销”环境之中？

　　一线销售人员的实际生存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在我看来，一线销售人员是行走在“天堂与地狱边缘”的人，大多不是活在“人间”。

　　何以言之？

　　一线销售人员本身的生活处在不健康状态：长期的离家在外，食无定时、食无节制，基本的人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周围的人（经销商、同事）引导、影响、诱导下变得“五毒俱全”。

　　在男人与女人原始生命冲动最旺盛的时期，却要分居异地，经常一年只能团聚1-2次，营销人注定了要经受灵与肉的分裂。

　　一线销售人员的工作环境也不健康：总部的任务压力、过程监督的约束、不合理的指挥、公司政治的斗争、商业贿赂、钱色交易等，营销人又在经历“精神的炼狱”。

　　每一个从一线销售成长起来的，都经历过上述化蝶之前、在茧中的痛苦、快乐、忧愁、兴奋、苦闷、发泄……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而中国文化里讲究一朝天子一朝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小企业里是一派混战，大企业里是各立山头。

　　在正式的组织结构之下还有一个“隐蔽的关系网”，通常这个隐蔽结构里的权力比正式结构的效用要直接快速得多。

　　营销新兵们要淌过这个浑水才能避免不被暗礁黑枪“放倒”。

　　销量上去了，薪资职位反而下去了，或是目标更加远大了，或是上司眼红、怕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或是企业主担心功高盖主或是防止销售功臣翘尾巴，总之欲加之罪、不患无词，斩杀功臣、不重视内部提拔、空降兵各领风骚三五月、盲目多元化、绩效考核离谱（如今年4亿明年按20亿目标考核），等等。

　　如何破茧成蝶？

　　很多人说营销人要“不疯魔不成活”，但营销永远不是匹夫之勇的舞台，营销必须在智慧、规律、人性的前提下才能保证一个组织的健康成长。

　　我一向认为：中国企业缺的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真正的企业家。

　　可持续增长的企业，首先是企业家抓住了企业之本：无论是产品、渠道、运营或者是人才等。反之，皆是对企业的战略性资源进行了自我破坏，具备这种破坏力的只有企业主自己。

　　不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能力素质不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我看到的很多民营企业里，企业主（老板及其家族）的问题更大，这也是我为什么希望企业通过战略思维与战略方法论的学习，建立理性的评判标准与流程。

　　我始终坚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比如王石的万科在房地产企业里的透明与坦荡，没有黑色或灰色交易，彰显了理性的力量（品质建设现代生活）、精神的力量（《白领》杂志）、人性的力量（王石本人的探险生活）。

　　好在现在明白过来的企业主越来越多。

　　俏江南董事长张兰说到她去英国学习欧洲的家族企业如何管理，得出一个结论，能够时代传承且增值的家族企业，都是面向全世界招募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家族内部选壮丁。

　　金丝猴的二代掌门赵东旺总是说，自己要做一个“开明的所有者”。

　　这些企业家失去了权力还是判断力？

　　我看，这些企业家失去的只有一个东西：让企业在封闭中失去增长动力甚至倒闭的“致命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