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高楼大厦间，穿梭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弱势、收入低，他们聚居在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生活缺乏保障；但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部分是曾被称为“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执着地为梦想生活。他们，就是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个被漠视和淡忘的群体，一个少有人关注和同情的群体。当“蚁族”一词日趋频繁地出现在学者和公众的话语之中，当日益显现的“蚁族”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当无数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迫于各种生活压力纷纷逃离“北上广”，还有数量相当庞大的“蚁族”仍旧乐观开朗地面对现实，怀揣着青春的梦想和质朴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
现实，教会“蚁族”隐忍和坚强
“蚁族”多在大城市中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和餐饮服务等低层次、临时性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收入低且不稳定。这种状况也迫使他们不得不租住在廉价拥挤的小房子里，用十元钱就能打发一整天的饭食。
他们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依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他们甚至可能面临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
另外，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研究调查显示，每个城市的“蚁族”聚居人群数量都相当惊人。与就业、教育相比，该人群的性危机凸显。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使他们无法在婚姻和恋爱的问题上考虑更多，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单身或同居的方式来生活。
即使面临如此困窘的现实，“蚁族”们仍然愿意继续在这样的生活中隐忍，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认为，从表面看他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奋斗的起点，是对人生的一种磨砺。他们仍然愿意选择在城市狭小的一隅安放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即使做“蚁族”，也要留在大城市
“蚁族”群体的出现，与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有密切关系，更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因素，并不单单是教育、大学生或者体制的单一原因。道理很简单，即使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很多企业亦在苦恼找不到理想的员工，仍然需要大批的人才。“蚁族”的出现证明“80后”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要少，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从理论上说，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更需要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地方也更有用武之地。但实际生活中正好相反。人都是理性的，大多会做出“人往高处走”的选择，因为这种“高处”可能意味着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就连一位拾荒者都说：“捡垃圾也要来北京，比在老家捡得多。”
暨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秋枫说：“蚁族的出现是人在寻求自身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这些城市对人力素质要求较高，给他们的机会往往不是很多，于是他们选择在城乡结合部聚居，生活成本低。”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还会选择在大城市就业，“蚁族”的数量在未来几年内将急剧增加。
“蚁族”的梦想，安放在何处
“蚁族”的出现，不仅仅是个体的风险，更是社会的风险，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但对个体是一种伤害，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将形成隐患。然而，“蚁族”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解决，仍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譬如就业，“蚁族”现象为大学生毕业后的状态敲响警钟，高校和有关教育部门在就业问题上不能只关注数字，更应该看到数字下面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况和他们渴望教育体制改变的无力挣扎。教育部长袁贵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的规模；做好高校毕业生入伍征集工作；进一步健全鼓励毕业生下基层的政策体系。这种让大学毕业生去基层、去西部的政策，其实早已有之，但成效并不理想。
政府可以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包括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鼓励和帮助创业等，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立竿见影的措施。广东省社科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飏认为，可以“给这个群体提供心理咨询，由专家和学者进行量化分析。刚毕业的大学生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逐步将所学的知识转化成社会技能，才能适应社会。”
再如住房。城市的高房价、“蚁族”的低收入，使得他们不得不挤在十个人合租一间的“隔板房”中，洗漱、做饭、上卫生间都要排队，晚上像睡在“闹市”，嘈杂的城市噪音让很多人需要带着耳塞才能入睡。租不起条件更好的楼房，只能每月花几百块钱住便宜房子，聪明一些的甚至自己动手造起了“蛋形蜗居”，却面临着被拆除的窘境。北京最大的“蚁族”聚集地唐家岭拆违法建筑，大约5万的唐家岭“蚁族”一时的住处、去留，又成了紧迫的问题。
当然，同样不能忽视的，还有在这种畸形的就业压力下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教育、恋爱、婚姻……当更多的人还在说着，“80后”是在改革的春风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父辈们曾经的贫穷与艰辛。然而，他们却面临这些堵在人生道路前面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一项针对“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人群”的调查中，“蚁族”（25.82）和新生代农民工（24.95）分列第一、第二位，而底层公众最大的特征是“为生存发愁”。即使如此，大批“蚁族”仍然选择在城市中坚强地生活，他们唱着自己的歌：“什么地方是我们天堂，什么地方是我们梦想……”他们仍然执着地相信明天充满希望，他们情愿暂时将青春和梦想安放在几平方米狭小的空间，他们没有为此消沉或感到委屈。
苏轼词云“此心安处是我乡”。乐观坚强的社会最底层公众，能够依靠美丽的梦想支撑生活的信念，然而，这份信念究竟能维系多久？他们真正要把心“安”放在何处？更多的人要做的，应该是如何让他们真正地把心“安”下来。而当前最可行的，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底层公众拥有更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