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华夏民族，一个曾经领先世界的辉煌之地，一个如今唱响全球的响亮名字，自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特别是改革开发三十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国民生活逐步改善。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既定事实。

 

然而，人类社会运转的周期律是否也有其特定的巧合，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然，这只是世俗理念，并无实证科学性。但是，中国传承文化中的世俗理念，有时确实能够左右甚至取代现代先进的人文科学。

 

因此，已经进入又一个三十年的眼下中国，改革风声再起。而这次所谈的是政治改革。人们一般把政治改革等同于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政治改革并不等同政治体制改革，后者重在改革政治体制，也就是方式方法即技术层面的改革；而前者是包含后者且涉及政治内涵的改革。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是中国政治家毛泽东坚持的执政主线。作为战争年代产生的领袖，“统帅”只有一个，也只能一个，国家也只能一党执政，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所谓中国现行的政治“灵魂”就是共产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设定的始终坚持的政治路线。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党或一个组派执政，只是大多数国家实行党派轮流执政。中国想实行党派轮流执政，起码在相当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因为，拥有约7800万共产党党员的特大党，莫说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在人类史上也是史无前例。可见任何党派都无可比性，更谈不上与其分庭抗礼。中国要创建新型国家，进入强国行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去做的，而且成效显著。所以，政治改革并非是改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是有必要顺应社会发展需要，改变执政观念。中共中央倡导“包容性”增长，我看也适合于政治改革，实行“包容性”的改革。尽量避免“左”“右”情绪化之争，理性的面对社会现实，善意的容纳不同意见，坦荡的阐述理论观点。

 

被人们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早在1986年11次涉及政改讲话。或许是“六四”事件和前苏联的解体，很难说对政治改革未能进行下去不无影响。可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面临快速的经济增长，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财富的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贫富分化已经达到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并且这些严重的社会失衡积重难返。正是这些问题引发社会出现各种争论，况且相当一部分人怪责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举措。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又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人们好像失去了方向标，似孚只有怀念往日辉煌，才能抵消人的心理错位。正是经济改革带来的富有鼓足了一部分人的腰包，同时富有又滋生了一部分人的娇横情绪。理智与愚昧，清醒与浑浊，大义与小道，普通人却不知所措。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11次谈政治改革，温家宝说：“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他还坦言：“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可是，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反应几乎是全体失语。这就充分证明了人们对庞大党群组织势力的心理预期。当然，并不是说温家宝总理的话语一点效应没有。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未来还是正如温家宝所说很有信心：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人类社会制度演变可知，人类初始阶段，无政治可言；从有文字社会开始，就有了政治。政治社会可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是强人社会，奉行极权政治，统治者力行寻求社会正义，权力来源于世袭制，属于个人钦定，人们给予君权神授的定义加以解读，政府是全能的掌控型机构；

 

中级阶段：进入专制社会，执行威权政治，主政者主要强求社会公平，权力取决于推荐或考核方式，一般由官员集体决定，实则是官权人授，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管理与服务并重；

 

高级阶段：转入公民社会，实行民权政治，当政者全力追求社会自由，权力完全是民主选举产生，基本上由全体公民投票决定，顺应民意的公权民选，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属于责任型政府。

 

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实了约翰·洛克《政府论》中的话：绝对统辖权，无论由谁掌握，都决不是公民社会，它和公民社会的格格不入，正如奴役地位与财产制格格不入一样。

 

显然，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中级阶段，政府职能仍然器重管理，而服务只又只是名义上的，在管理实践中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根本无包容性可言。其根源是中国社会浓厚的官本位意识遗传基因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这从近年国家公务员惊人的报考人数及不可思议的职位报名比例便可以看出。就此更能看到当今政府呈现出的巨大诱惑力和向心力的深层原因。直觉完全可以告诉人们，政府的强大作用必然给公务员带来稳妥而丰厚的收入是直接的主要诱因。

 

因此，中国社会转型必须取决于政治改革，要进行政治改革，就得找出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之原由，否则谈何容易？

 

中国现在面临政治改革的问题是：政治改革缺乏动力。改革的动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共识与有良知和胆识的知识精英。目前中国共产党高层没有形成政治改革的共识，也可以说高层共识不明朗。再就是知识精英虽然很多，可是，同时具备良知和胆识的知识精英太少。更何况知识精英绝大多数又是当今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加之中国儒教文化最大弱点——人的思维方式僵化、保守，行为上习惯于循规蹈矩，创新往往被视为叛逆——首先体现在知识精英身上。纵观中国历史的改革者，基本难以成功。真正成功的改革者还算是现代的毛泽东。毛泽东主政时期打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列宁的革命斗争理论，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他后来文化大革命犯下重大错误，但仍然抹不掉大多数人对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认同。回头看中国走过的六十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国，功不可没，邓小平发展了中国，举世瞩目。毛与邓意识形态没什么不同，但两人对管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即不同，或者可以说两人走的路径有时候相反。这种离奇现象，我们的知识精英巧妙地解读为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善于埋头做书本的本能所在。因而，高层共识是主要因素，知识精英也是关键因素。两者的互动或互为作用，方能产生政治改革的动力。

 

那么，何为改革的阻力呢？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力学原理可以得出解释，动力与阻力互为作用关系。也可以说动力即阻力，阻力即动力。由此可见，改革的阻力同样来自于高层共识和知识精英。我这样解释，或许使人感觉会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矛盾也是互为作用和转换的。动与阻既相互矛盾又互相关联，动力的出现和阻力的产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变化中互为作用和互为影响的。

 

找到改革的动力与阻力，又如何破解其内在关系，这是个及其繁杂的课题。下面用简明的图示勾画其中的因果关系或许能够有所感悟：

政治（因）——经济（果） 政治影响经济

文化（因）——政治（果） 文化决定政治

教育（因）——文化（果） 教育影响文化

智者（因）——教育（果） 智者决定教育

环境（因）——智者（果） 环境影响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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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环境——家庭（观念）、民族（眼光）、国家（利益）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狭义文化）

2、大环境——人类（思维）、全球（视野）、世界（成果）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广义文化）

 

由此可见，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固有文化。

 

一百零五岁的周有光先生在20年前，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化问题的文章，谈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周老先生说：“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又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的几句话在他2009年去世后被学者称作钱学森之问？

 

2010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讨论教育问题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何为“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中外学者都对独立与自由作个精辟的述说，大凡思想家无不围绕“独立自由”四字寻找人间真谛！而要实现独立自由，只有民主。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样提倡民主。

 

而走在世界最前面的美国做到了民主。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不论是谁，只要他没有做好被传播媒介无情揭露的准备，那就不应当踏入政界。”这就是民主力量的体现。

 

中国社会历史演变规则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迂、迂则败、败则穷。如此反复循环。要改变这种循环，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执政理念，创建责任型政府。现代发达国家无一不把“责任”贯彻到政府自身的工作之中。美国比尔·克林顿在竞选连任总统时说：如果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的智力只会创造出一种狭隘的利益集团政治，为自己的无能辩解，而不能为更大的公众利益服务。

 

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多元文化、契约社会，这是已经被人类证明的最为开阔而健康的阳光大道。

 

何以实现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呢？社会实践可证明：只有开启民智、开放民言、开发民愿，才是快速路径。

 

开启民智：就是打开文化教育的大门，改变固有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我们的教育理念过于意识形态化，基本属于理想的唯我主义，而且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从过度张扬同一、程序、等级、优劣等，藐视自由、客观、平等、自然转向人性化教育理念。依照“生存教育——技能教育——创新教育”模式体现人的生存价值与生存权利，最大限度实现人的个性化发展。从传统的我“教”你“学”转向我“教”你“怎样学”。改变一贯来的训导式教学模式，创新开启式教学模式。让人能在自己的本土上尽情发挥个人潜能，告别中国只出知识精英而难出思想精英的历史。

 

开放民言：就是让人说话，放开话语权。就是自由表达。作为社会中的自然人，表达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要素，人们只有从浩瀚的信息传播和频繁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吸收更多有益的东西。借助空泛而狭义的预设理想模式限定甚至剥夺人的自由话语权是提炼不到精华智慧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除了孔子再也找不到可称为大思想家的。我们应该真正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冲破迷茫，放眼全球。

 

开发民愿：就是体现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意愿是什么？人们都很清楚，简单说就是人们能够过上美好生活。我所说的“民”是指公民，也就是社会公民。当然包括政府官员和社会团体成员。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政权制度，其政治理念的一个共同点，都是想让他的国民“过上美好生活”。问题上，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使国民“过上美好生活”呢？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我认为，只有开明的、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当政者与有远见卓识的知识精英互动，才能开发人间美好意愿。

 

最后，我用一广告词语作结束：“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如果我们不单从中国看世界，也不单从世界看中国，而是从太空看地球上的中国，中国的改革前景会更加美好!

袁观富   201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