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因言而立，也因言而喜怒哀乐，命运跌宕叵测。在一个尚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的国度，独立人格的文人命运不可测，独立思想的文章难免在禁与罚之间荡秋千。
还记得那个面临无路时放声恸哭的阮籍吗?面对那穷途末路的荒凉感，他以最纯真的哭来对待命运。他的态度和他在山顶啸歌一样那么从容，那么真实，王勃便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是的，他在哭，哭响了整个世界，却只是哭给自己听。
还记得民国时代勇于担当、敢于践行的知识分子吗?自谭翤同，到秋瑾，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无不自抱必死之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誓以热血呼醒国人。太多太多的仁人志士死了，死在一种封建专制的刀刃下，却活在了一个民族精神的记忆中。那些从容赴死的伟岸背影，留给中国历史一道光辉的地平线。
而如今，中国社会已经迈入现代民主政治文明。一个独立思想的文人还是只有哭不得，笑不得？必须察言观色，仰人鼻息？难道就连千年前阮籍的那股猖狂，都已经不复？灵魂，风骨，正义，真理，问苍茫大地，归去来兮。
看看当下中国普遍的学术腐败，一幕幕学界怪相叠现，不由得怀念民国时代的文人。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他们大都保持了与政府不合作或远距离的态度，所谓“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印证了“学在民间”的真谛。民国文人在艰难时世中所创造的学术辉煌，让当下的知识分子汗颜。民国文人的学术功底、治学境界、文章功夫都是今人难以相比的。他们为后世的文人树立了道德文章的楷模。他们在社会演进中，体现出思想者的努力；在人生的坎坷颠沛中，显示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中，他们饱受失败之痛和挫折之伤，但是，他们依然保持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生本色，充当了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
面对饱经战乱仍奇崛不凡的民国文人，和平时代的当代中国文人，就更应该铸造鲜亮的人格魅力。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匍匐在封建皇权下，苟且于世，跪着说话，已经太久了。而今，给了人站着说话的权利，也给了人说话的自由和写作的自由。既然已能“站着说话”，自然是腰杆笔直，自然是意气风发，何不一番“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大文章无烟火气，真人品有圣贤心。我经常拍案，会打翻桌上茶水；也经常郁闷，彻夜失眠，数着窗外的星星。盛世之下，公义难彰；贫富两极，合而难和。此起彼伏的弱势群体受欺，形形色色的特权阶层肆虐，更让我“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耳闻目睹不平事，我常常怒火攻心，修不到“胸有雷霆而面如平湖”的上将军境界，难以写出“无烟火气”的大文章。自然也就算不上作家，只能算半个文人。但我励志自己做一个有善心、有良知、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良知，是文人的立身之本。个性，对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
我的时评，只是发表一个中国公民站着说的话。一个公民站着说话，有着人的尊严，有着知识的尊严，有着宪法的尊严，这也是正常民主国家的公民自由权利。我只是直叙胸臆，不须太多图谋考量；发表所思所想，不须过多政治顾虑，甚至根本不必要，因为那是政治家的事。我的文章，充其量只是一个微弱的民间呼声而已。我只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就事论事罢了。谦恭领袖，善于倾听任何一个弱小的声音。傲慢之人，居庙堂之高，可听，可不听。
我想，文章论道，见仁见智。文章之外，最可贵、最重要的是国家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宽容度，是真理论辩的政治气场。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尺度，也可丈量出政治领袖的胸怀宽度。言论自由度，体现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条件，体现一个执政党的基本民主素养。善政之道，不因人废言，不因政设障，不因言获罪，不秋后算账。发表言论是捍卫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每个公民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权。每一个公民都需要捍卫宪法权利的认真耿劲和无畏勇气。我们勇敢一分，专制就胆怯一分，收敛一分，民主就前进一步，自由就扩大一步。
一个人，如果奴才做惯了，就会卑躬屈膝，变得站直了说话都难。这是一些知识分子最悲哀的地方。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使命有时就是一个跳蚤，虽然顶不起被子，但也要无畏无惧，让那些失德失范的人不得安宁，知所痛痒，有所收敛。
草根未敢忘忧国。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奋笔疾书，抒发胸中块垒，不觉通宵达旦。无他，只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对执政党的期待、对民族未来的希冀。我期盼人世间真善美像春天的蒲公英，四处播撒；假丑恶像严冬枯枝，纷纷坠落。我期盼中国更进步，社会更美好，人们心情更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