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发生的复旦大学生自组探险队在黄山探险时迷路，24岁的民警张宁海在护送登山者走出危险区时坠崖身亡，一时间引动网络媒体对队员于民警牺牲的过于冷漠，而一周之后，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始有与学生的零距离对话，谈到了学生遇事要冷静而不要冷漠的话。一席话之后，杨院士还坦言：“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这些年来，我们…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针对此，他说道：“谈到精神层面的培养，我想说，真正的学者首先在道德上应该是纯真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应该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而话锋一转，杨院士也对当下中国社会和大学偏好不止的“技术实用主义”指出了反思，并直指为：“大家知道技术是双刃剑，比如核能，在一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成功率在提高，你搞一个导弹我搞一个反导弹，纯粹是技术主义，忘记了人类世界里还有精神和人文。”我仔细浏览了一下杨的说话，字里行间，筛出了几个关键词：道德、纯真、人类精神。我想，这或许是杨玉良透过黄山事件而反思到的更多东西，也是今天这个社会日渐贫乏而失去的东西。

    从黄山事件发生到一周之后方有发言，或多或少，作为一校之长的杨玉良，还是有一些顾忌和迟疑的。当公众纷纷质问他的学生们究竟为何如此冷淡之际，我想，杨玉良亦陷入了某种深思，抑或还有一种莫名的悲戚和苦痛吧。我未读过中国的大学，查阅了一些历史，方知复旦成立于1905年，原为于右任公出资托近代教育家马相伯而创公学，比满清创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还早3年。复旦之名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名句，意在光披中华而自强不息，寄托以新知强国之梦。其校训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取自《论语•子张》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欲培国之志士仁人。1947年，老校长李登辉在复旦师生抗议反动军警在国权路埋伏并袭击进步学生的“国权路血案”后挺身而言“复旦精神”，对复旦学子和毕业生说：“服务、牺牲、团结，乃复旦之精神，也是你们之责任。”如此看来，复旦之名与训及精神，都曾承仰天地，其志气亦概莫大焉。

    然于今而言，复旦也好，北大清华也罢，中国教育之精神，早已是人文尽失而斯文不再了。即便是杨玉良校长所称“五六十年代”的“纯真”，也是缈缈如烟去，就连中国名导张艺谋想为《山楂树之恋》找个“纯真”演员也大叹不济。那么，所谓的“纯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又何其不在了呢？前不久，《环球时报》颇富意涵地掀起一场“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讨论，然而，除了一些很政治以及不痛不痒的空论之后，很快便悄没声息了。我就想，当今社会人文精神不立、理想不彰、信仰不出，满社会充斥弄权、买官和贫富不均，驱天下人逐利追名，除了现实了再现实，还奢谈什么“主流价值观”呢？除了别有用心之外，还能有什么真义？而今，又见杨玉良院士开谈“纯真”，于是，在听其呼吁背后的无奈之叹，也多了另一种感概，觉得“理想主义”这个东西，确是需要很好复兴一番了。凤凰网开了一个专题，名为“理想不存，大学何为？”似乎是切中了当今早已被抨击评议了许多回的中国教育问题，也打中了“教育”背后长期以来的空洞苍白的一元意识形态和世俗实利主义，而若将这一命题稍作延伸，对于中国时下社会亦有相近意义，大可以批作为“理想不存，社会何为”？

    我一直很奇异这个国度，分明有着十数亿众和千万英才，以及时时自称的学者与院士，开打电视屏幕即可观的成功企业家与政治精英，然而对于谈及一个社会的普世理想和人类自由幸福观，却是寥若晨星及至讳莫如深。是什么阻塞了我们的心智？抑或是有什么控制了我们的大脑而使之不能思想？还是有什么迎头浇灭了我们的梦想与激情？扼制了我们天然的冲动和创造力？而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纵然再是贫弱，也不乏有公车上书与少年中国之说，有民主宪政思想与新文化之领袖，有自省有批判也有建设的蓝图华章。而当其时也，乃是封建帝制高压，社会愚昧落后，国弱民贫，却是能激起一代人发奋图强，为理想而献身奋斗。很不解的是，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激情和这样的勇毅，到了今天的和平之中，反倒消逝得无影无踪了，现今之人，无论教授学生、官员公务、富绅百姓，大都沉浮于金钱利欲之中，除了自己的身家细软，官禄爵位，早已不再有其它了。

    理想一旦失去，要找回来，今天反倒成了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这些年，也与不少同仁朋友合作者以及政府官员沟通，偶也谈及到理想，大都一笑而过，或作为自己不成熟的回忆，指为曾经的冒失与年轻，似乎，理想这个东西，至多不过是人生阶段的一个青涩符号，一种不谙世事的唐突，于今成了罢了罢了的东西了。好不容易，会在十分偶尔的场合，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睛，向我发射出明亮的光芒。多么想，也有人这样对我说：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