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论语》之四十九 卫灵公第十五(甲)
本篇以论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内容为主,其中专论君子的就达10章,所以本篇中名言名句非常之多。
没有羞耻心的,一定“穷斯滥矣”
15.1【原文】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读解】君子安贫乐道,达观知命,如孟子所说,虽然“无恒产”,但 “有恒心”,所以能够安守穷困,“贫贱不能移”。小人既“无恒产”,又“无恒心”,所以,一旦穷困,就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穷斯滥矣!
本章文字很有文学色彩。“莫能兴”三字,摹写孔子一行困厄,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情形, 非常生动;“子路愠见”,一个“愠”字,突现子路性格,使我们如见其面,如闻其声;“君子亦有穷乎?”的“亦”(也),道出千般委屈,而孔子答“君子固穷”的‘固”,与“亦”相对,不愧长者风范。《史记·孔子世家》在“子路愠见”之前还有“孔子讲诵弦歌不衰”的记载,刻画出圣人高邈的风情,使我们目睹“君子固穷”的风度,更是印象深刻。
这是孔夫子第一次到卫国,开始,卫灵公对孔子很客气,按照孔子在鲁国所拿俸禄的多少给他发俸禄。当时卫灵公已经上了年纪,又一心宠爱自己的妃子,并无多少心思过问政事,孔夫子几次想与他谈谈礼乐之事,卫灵公一直没有雅兴听。
也不知孔子在卫国住了多久,一天,也是孔夫子在卫国的最后一天,卫灵公居然“问阵于孔子”——现在诸侯之间战争不断,请孔夫子给卫国的国防建设提一点意见。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我对礼乐方面的事情略有所闻,你如果问我朝政上的礼乐教化,我还略知一二;“军旅之事,未尝学也”——如果你问我带兵打仗这些事情,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学过。当年,齐宣王问孟夫子“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也不客气地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我们谈王道,不谈霸道。如果让我谈夏商周三王的王道还可以,春秋五霸的霸道,不谈。孟夫子不谈,孔夫子更是不谈。所以,孔子在这里声明:“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其实,孔夫子并不是不懂,而是不屑于谈战争之事。
就因为这个原因,“明日遂行”——孔子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又开始了在诸侯国之间的漂泊。下面这一句“在陈绝粮”,并不是说孔子离开卫国就在陈国断粮了。孔夫子离开卫国之后又去了曹国、宋国、邓国、蔡国、陈国,从陈国返回蔡国的途中,正遇到吴国进攻陈国,楚国又来救陈。突遇“次世界大战”的孔夫子看到四面都是军队,打过来杀过去,道路中断,处处行不通,就在原地圈坐,保持中立。吴国不来进攻孔夫子这块儿地盘,楚国也不进攻孔夫子这块儿地方。虽然没有吴楚的进攻、骚扰,但是粮食吃完了,一连七八天断粮,跟随的人饿坏了,个个都站不起来。
这时,子路不高兴,开始发牢骚了:“君子亦有穷乎。”——老师啊,我们每天跟着你学习圣人之道,现在竟陷入如此困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作为真正的君子,有没有穷途末路的那一天,会不会陷入困境?孔夫子说:“君子固穷”,君子哪怕是穷途末路,但是他信念不动。“君子固穷”,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所说“时穷节乃现”。“活人要有气节”,平时这种话谁都说得来,但到了关键、要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气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要命的时候你还有气节,那说明你是真有气节。所以“君子固穷”,只有君子才能在逆境之中,在困难的时候,坚守住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念不会因此而改变,也不会因此而动摇。
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小人穷斯滥矣。”小人陷入困境,就不会安于命运,他会胡作非为。俗话说“兔子逼急了要咬人”,这是小人的行为,不是君子所为。君子可以安然地顺应命运,用庄子的话说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要好大的定力才能做到啊。而且,随顺命运还需有知耻之心,如果不知耻,也守不住自己的信念,“君子固穷”有强烈的荣誉感蕴涵在里面。如果把羞耻心放下,那一定是“穷斯滥矣”与小人无别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知耻”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之所以能“固穷”,是因为他知耻;他为什么有意志,也是因为他知耻。没有“知耻”这座城墙,任何人都会堕落;一个人有明耻之心,一定不会堕落。
读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我们一定要在其中找到君子与小人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并不是说,君子就一定是富人,小人一定是穷人。有钱、没钱的都有小人,穷人、富人中都有君子。君子与小人的修养、功夫不一样,处于困境,陷入麻烦之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定力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守住?。
以这个“一”为标尺来衡量社会和历史
15.2【原文】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读解】孔子的许多学生都在私下里歌颂自己的老师:哎呀,我们的老师太了不得了,太伟大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啊!都有这样的感慨。相比之下,尧舜、文武周公都还差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朝的君王,君王说话,上令下行,没有什么障碍;而孔夫子一直处于患难之中,却能坚守自己的圣人之道,把尧舜汤武的教法传承下来,你说他的作用大不大?难怪后人称他为“素王”。如果没有孔夫子这个环节,我们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尧舜之道,汤武之道,所以,孔夫子在世的时候,他的很多学生都在反复赞叹孔子,在各诸侯国中包装、炒作他们的老师,这也是事实。只不过孔夫子没有自己的地盘而已,一旦给他施展的舞台,那不得了,肯定会使一个国家焕然一新。
孔子当然也听到了这些议论,所以他叫子贡过来问话:“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你以为我学了很多,而且很有见识吗?这个“识”应该怎么讲?有学问的人并不见得有见识,见识是一个人在学问上的升华。有些书呆子,一肚皮的学问,但是消化不良,在肚子里装着,倒也倒不出来,做也做不出来,要他融会贯通不可能,要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发明,更谈不上。所以说“多学而识”,我们一定要把学问提升为见识才行。孔子问了这样的话,子贡说:我们作为学生当然认为老师多学而识,难道我们这样评论老师,赞叹老师,不对吗?
孔夫子说,不是你们说的那样——“非也,予一以贯之。”曾子也说:“夫子之道,一以贯之。”什么是“一以贯之”?我们从小到老都在学习之中,思维活动永远都在运行,以前学的有些忘记了,有些记住了,有些感兴趣,有些不感兴趣,这些我们面对的纷纷然然的各种事物,在佛教和道家学说中称之为“万”。中国哲学一直在探究“万”和“一”的关系,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主观是“一”,我是主观,我是“一”;客观对象、宇宙自然、社会、生活、工作,这个是“万”,无穷无尽。我永远是我,不可能我今天是我,明天变成非我了。主观是“一”,客观是“万”。我们怎样把自己的立场站稳,坚持主见?孔夫子“一以贯之”,他是站在主体地位,面对千变万化的客观环境,他的主体即是不移不异之道。孔子对尧舜汤武的道统法统有信心,这个是“一”,他以这个法统道统来面对当时纷乱的政治文化和诸侯们之间的种种是非,以这个“一”为标尺衡量当时的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历史。正因为他这把尺子是圣王之道,所以表现出来的自然是“多学而识”。如果没有这把尺子,没有原则性,哪里谈得上“多学”,更谈不上“有识”,只能是“墙头草随风倒”,完全没有主见,跟着别人说,照着别人做。
“学识”与自己的见地、原则很有关系,离开了自己的原则性,说老实话,你那点学问、肚皮里装的那点东西,根本不是社会上种种是非现象的对手。孔子为什么能成为“万世师表”,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有“一以贯之”的“一”,这个东西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变迁、政治动荡,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五四运动”直到“批林批孔”,这么一百年绕过去绕过来,还是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如今,不仅中国人、东方人,就是欧美西方人同样认可孔夫子,学习孔子言教。只要是认真做学问的人,对社会、对生活有感觉的人,希望整个人类社会太平祥和的人,都认可孔夫子,因为孔子的圣贤之教不是宗教,不会引起教派对立。
大患难时扛得起立得住的人不多
15.3【原文】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读解】孔夫子对“德”看得很重。这句话是孔子对子路而言,如果是颜渊、子张、弓冶长等文弱一点的弟子,他就不会这样说了,他独独对子路说“知德者鲜矣”——真正懂得德的人太少了。我们经常说“道德道德”,都说成了口头禅,可望而不可及。就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人生道德伦理指标来说,一个人能做到“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就叫有德了。如果再往高深里说,体道的人才有德;体天德,明白了生命的原理,明白了大道,才能说有德,知命才有资格言德。如果我们提到了这个高度来说,那么具备“三纲五常”未必说得上有德。如果从《道德经》角度来说,“德”不但有社会性,而且有自然性,能同时禀赋既有自然性内涵又有社会性内涵的德的人确实很少很少。
今天有几位易学会的朋友在这里听《论语》,欢迎你们经常来。有些人学《易》,一心搞预测,预测人的命运。那我们算的是自然之命呢?还是社会之命?社会之命是指富贵穷达,自然之命是指生老病死。算哪一年生病有难,哪一年升官发财都不是根本的,关键是要认识并掌控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的命运达到一种愉悦、和谐的状态,快乐一生而无遗憾。要想如此就要修道养德才达得到,稳得住。就像刚才所讲的那样“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哪怕你有通天彻地之能,犹如袁天罡、李淳风在世,如果德行修为不够,面对狂风疾雨般的命运转折点,还是把持不住。所以,孔子这句“知德者鲜矣”并不是随便说的,在大患难时能扛得起,立得住的人并不多。
孔夫子也讲“无为而治”
15.4【原文】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读解】人们大都以为儒家是儒家,道家是道家,好像道家与儒家老死不相往来,特别是大家读过《庄子》,都知道庄子对儒家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认真看看《论语》这部有关孔夫子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很多道家思想的东西。比如前面所讲到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等等,都是当时的一些隐士,有道家修为的人与孔夫子的对话,而且孔夫子本身也有与道家一样的思想。严格来说,道家思想并不专属道家,儒家也并非不包含道家的思想内容,探寻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儒家道家是一体的。
当一个人处于顺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处于逆境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孔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中的“一”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从这段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无为而治”是道家最高的政治理念,严格来说,《论语》里出现这样的语言,说明孔夫子说这句话的时间应该比老子《道德经》早。很多专家学者,特别是文献学家都认为《道德经》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而且《老子》的成书不会早于《孟子》和《庄子》,尽管老子成名几乎与孔子同时,但《道德经》这部书出现比较晚,不然,当时孟子批评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批驳老庄一句呢?正是因为孟子没有直接批评过老庄,从一个侧面说明那时《道德经》还没有出世,《庄子》更没有出现,因为庄子比孟夫子小一些。孟子在齐国,庄子在宋国,虽是邻邦,相距不远,两人也从未相见,这一点从《庄子》里面没有孟子的形象,《孟子》里面也没有庄子的形象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孟子是浮在水面上的,庄子是潜在水底下的。
由此说来,“无为而治”的知识产权应该落在孔夫子身上,他是用这句话来歌颂舜。如果我们现在从《尚书》尧典、舜典里面来找舜“无为而治”感觉,恐怕是难以找到了,因为那时的文献在《尚书》中已所存无几。但在孔夫子时代,其文献还比较丰富,孔夫子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何况现在文献疑古派认为尧典、舜典是汉朝填加进去的“伪书”,不值得相信。但疑古派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还是相信司马迁所编写的《史记·五帝本纪》,承认历史存在的事实。虽然谁也不敢说其史料记载是绝对准确,但从黄帝到尧舜汤武,我相信应该是不怀疑的。
实际上尧舜都是以“无为而治”的理念来治理天下的,用学者们的话来说,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代,尧舜不过是部落联盟首领,直到大禹称王,才有国家体制的概念。既然是原始社会,自然是“无为而治”,但由此而形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很多名圣君贤相都想通过“无为而治”,采取对社会不干预,对老百姓不干预的方法,让老百姓在社会中自然生养繁衍。现在的政治术语或经济术语称之为“不干涉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个就叫做“无为而治”。
孔夫子歌颂了舜的“无为而治”,接着说:“夫何为哉?”——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只是端坐在君主的位子上罢了。南面而朝,并没有具体做些什么,但他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问,反而天下太平。现代的政治家可以认真思考思考“无为而治”与我们现代社会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借鉴作用?学者也可以以此为契入点,在学术方面研究考证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沟通之处。
忠信笃敬,走遍天下
15.5【原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实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于绅。
【读解】子张请教老师,我们在社会上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形象,行为又该如何表现?孔子说“言忠信”——在语言上要讲“忠”与“信”两个字。不忠,我们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履行自己的责任呢?面对自己的责任要“忠”,对待事物要有“信”,而且“忠信”要通过语言上有所表现。行为应“行笃敬”,踏踏实实,专心敬业,实实在在地干事情,不能像有些人一天到晚“说得闹热,吃得淡白”,靠吹牛过日子,一点都不负责任。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随便承诺,一旦承诺,就要兑现承诺;只要是落在自己手上的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如果做到了“言忠信,行笃敬”,则“虽蛮貊之邦,行矣”——哪怕你到了不开化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事事无碍,走到哪里都行得通。所以说,老实人走遍天下,因为他不欺哄黑诈,不偷摸扒骗,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别人都放心他,信任他。相反,“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言语虚伪无常,行为轻狂不负责,即使是在本乡本土做事都事事难成,越是身边的人越会远离你。
孔夫子接着说:“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做人的六字原则“言忠信,行笃敬”,贴在自己的脑门上。站着,就好像看见这六个字直立在面前,警省自己,提醒自己。脑子一动念,要说话,要做事了,会不会背离了这六个字?如果出差坐在马车上,现代人是坐在汽车、火车、飞机上,同样要警醒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言忠信,行笃敬”。如果有了这样的功夫,有了这样的警省,“夫然后行”,就可以放心做事,而且无论做什么都处处行得通。
子张很聪明,也很实在,孔夫子说完了,他马上把“言忠信,行笃敬”这六个字写在自己束身的带子上。多亏他记了一笔,不然《论语》里少了这一句,我们也读不到了。
政治清明就做官,政治黑暗就赋闲
15.6【原文】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读解】史鱼以耿直敢言、公正无私著称,据《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史鱼曾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贤良的蘧伯王,罢免奸臣弥子瑕,但没有被卫灵公采纳,他临死时叫儿子不要在正堂为自己办丧事,以此来劝谏卫灵公重用蘧伯王,罢免弥子瑕。所以,史鱼又有“生以身谏,死以尸谏”之称,是刚直不阿的典型。
蘧伯玉也以正直著称,但他的性格与做法都与史鱼不一样,用 《韩诗外传》的说法,他是“直己”而“不直人”,内直而外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政治清明就做官,政治黑暗就赋闲,能屈能伸,通权达变。史鱼和蘧伯玉都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论语》里谈到的贤大夫以卫国为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卫国的文教是十分优秀的。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商鞅也是卫国的,可以说卫国在文化、礼乐、文献等各个方面并不比鲁国差,所以,我们在《论语》里见到的贤大夫大都是卫国人。
这里孔子赞扬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国家政治清明,他像射出的箭一样地直;国家政治昏暗,他的人品、人格一样地不弯曲。这是对刚性人格的一种赞扬。接着他又赞叹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蘧伯玉本来就是贵族,大夫阶层的人。那时的大夫不见得都有实权实位,孔夫子也是大夫阶层,但国家不认可使用他,他也只有领点保障生活的基本俸禄,在家养老,如果被国家任用了,有职务了,能领取职务工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蘧伯玉遇到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就顺时出来料理行政差事,在政府机关里担当一定的责任;国家政治昏暗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独善其身。这体现了蘧伯玉所具备的柔性,正好与史鱼所具备的阳刚之气有个对比。不管政治清明也好,政治昏暗也好,史鱼都表现出了自己的堂堂之气,“不苟且偷生”;而蘧伯玉则不同,“邦有道”他可以为政治服务,“邦无道”他可以退藏于密,把自己藏起来,管你天垮了,我还是过自己的日子,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刚柔之美。我们也要看到过刚过柔之恶的一面,也是我们大家引以为戒的一面,刚柔都要得其美、得其善才好。
并非人人都能“与言”
15.7【原文】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读解】我经常提醒大家注意该怎么讲话,自己的嘴巴该怎么用?孔子的这段话就告诉了大家使用语言的窍门和原则。人在说话的时候,不管是交朋结友还是谈工作,总有一个说话的对象。有些话值不值得与这个对象交谈,你考虑过没有?你总不能对牛弹琴,说了许多感天动地的话,别人却没有什么感觉。“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我们每个人都想寻找知音,把自己的心里话与人倾诉一番,但遇到了这样一个值得你倾诉的人,你却没有倾诉,你就会“失人”——与知音失之交臂。
反过来,“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如果对方并不是你真实的听众,他不喜欢你的龙门阵,你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倾诉,对方听得莫名其妙,你也说得烦躁不安,找错了说话对象就叫“失言”。并不仅是有些人解释的那样,把国家机密泄露给了不该听的人才是失言。
一个人的个人情绪、内心世界、精神隐私,需要找一个对象倾诉,但关键要看你是否“得人”,找到了真正的知音。不得人就叫“失言”,得人不说就叫“失人”。真正的智者,聪明的人,他“不失人亦不失言”。智者总是能找到恰当的倾诉对象,双方促膝谈心,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唱和之中其乐融融,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啊!
“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唐太宗语)说话是一门艺术,不少人一辈子也没搞懂。 一方面,“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子路》),三寸不烂之舌,敌过百万之师,因此,可以发挥语言作用的时候不去发挥,是失去机会,失去人。另一方面,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说苑》)因此,要看人说话,不轻易开口,一旦开口,则“言必有中”(《先进》),说到点子上,既不失人,也不失言,有道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