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交通越来越让人头疼，“首都成首堵”，“道路成停车场”的说法也有日子了。城市交通问题不光在北京，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为了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现象，北京市出台了《北京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并开始征求公众意见。对于《措施》中的一些规定，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件好事，但能否真正有效地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可能不是这一个《措施》能够解决的。
    在关于治理北京交通拥堵的各种意见中，我发现有一种舆论倾向比较有意思。在一些媒体的遥相呼应下，很多评论把治理北京交通拥堵的矛头指向了“公车”。这个“公车”当然不是指“公交车”，而是指政府的“公务车”。一些舆论说，限制公车是治理交通拥堵最重要的内容。某媒体一项网络调查显示，超过60%的网民认为，限制公车是治理交通的首选。多家媒体刊登文章说，伦敦市长骑自行车上班，韩国首尔只保留4辆“官车”，等等，都在用各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讨伐公车、讨伐官府。他们可能觉得很过瘾，但在我看来，把交通拥堵的矛头指向公车属于似是而非，借着治理交通的话题，夹枪夹棒地骂官府才是本意，民众也被这种舆论倾向带进了沟里。
    限制公车能解决交通问题吗？也许。但最多只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交通拥堵依然是问题。据报道，北京的公车数量大约在60-80万辆之间，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470万辆。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全北京市所有的公车都不准上路，统统都取消。官员怎么上班，是坐公交还是骑自行车还是走路，我们暂且也不管它，那么，北京市的机动车数量一下子可以减少20%左右，从常理上说，的确可以缓解不少交通拥堵问题。因此，限制公车的说法也就变成是治理交通的一个快速见效的方法。这一方法被媒体强化，民众跟着呐喊，似乎也有顺理成章。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极端的方法即便能够实施，对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最多也只有短暂的效应。
    据腾讯网提供的数据，北京机动车的数量，目前每天增加2000辆左右。如果我们看清这个事实就会发现，就算北京的公车全部取消，一年之内新增加的机动车，也将填补这个缺口。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堵还是怎么堵。两年之后，全北京的道路上没有一辆公车，堵得更厉害，到那时，堵车的怨气又能撒在谁的头上？所以，限制公车解决交通拥堵的观点，等于是在说：当官的都别坐小车，让出道路，我们要开私家车。也许能解一时之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还在于人们的现代化观念，比方说对汽车文化的认识，对汽车工业的认识，对汽车生活方式的认识。只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美国式的汽车工业、汽车文化作深刻的反思，重新制定中国的汽车政策，才有可能长远地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否则，任何《措施》都白搭。中国人均拥有机动车的水平比美国低多了，大家都朝美国的方向去，除了越来越堵、统统堵死，还能怎样？只有承认我们不能像美国一样陶醉于汽车文化，不能像美国一样发展汽车工业，只有彻底抛弃美国的方式才有出路。否则，再怎么绞尽脑汁、挖空心思都没用。这话既要说给民众听，更要说给政府听。
    说回“公车”问题。公车要不要限制？该不该限制？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限制公车的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它涉及的本质是官员待遇、公车私用、社会管理成本问题，或者说是官僚阶层队伍庞大的问题。它与交通拥堵本质上说不是同一个问题。官僚队伍的膨胀当然是一个问题，当然也应该充分讨论。但是，把它与治理交通混在一起，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结果反而容易模糊了治理交通问题的关键。官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交通拥堵也是一个大问题，但这是不同领域的两个问题，公车只是这两个问题之间很小的交集。解决问题还是应该一码归一码，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官员队伍的本质问题不解决，就算公车全部取消了，今后官员都改坐直升飞机了，会怎样？人家在天空飞来飞去看着大家堵死，大家又会是怎样的心情？是否会发现当初把公车当成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是搞错了重点？所以说，因为某种陈见，便模糊问题的本质，只要捎带骂到官府就开心，某种程度上像是怨妇撒气，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某些媒体的这种怨妇情结较重，妨碍了实实在在地讨论真问题，常常只为发泄怨气而失去冷静与客观。把治理交通拥堵的大板子打在“公车”屁股上，就是怨妇撒气的一种表现。我不知道某些媒体或媒体人是否发现，它们这种怨妇甚至泼妇的表现，已经开始令人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