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都集中在对“池子”的解释，但这是“只见其表、不知其里”。在我看，周小川短短1000多字的发言，至少为市场现存的“五大误解”做出了更正。这样的说法让我如释重负。

最近，个别网络媒体大肆渲染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它们甚至通过歪曲专家观点，以刺眼的标题扰乱视听，这是为新闻工作者于不耻的行为。比如，昨天（ 1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范剑平的文章，题为《当前不需要实行全面紧缩政策》，但是，这篇文章在某网站被转载时标题变成了《流动性过剩源于政策太宽松》；无独有偶，经济学家王建《紧缩货币不可取》的文章，也被篡改为《明年通胀更强劲将达5%至6%》。如此篡改学者原意是何用心？是不是想说“中国应当紧缩货币”？中央已经否定了这样的政策选择，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权且认为他们是无知所致，但不管编辑自己持何种观点，至少要遵守新闻人起码的职业操守。

周小川说出了五个关键的问题。第一，货币是否超发的问题；第二，流动性大小要用核心CPI解释，不能随意渲染流动性过剩；第三，金融危机期间加大流动性投放是“异常情况下的正常状态，只要设法减小副作用就可以了；第四，物价涨跌未必一定由通货决定；第五，中国所处的经济状态不能说“正常”；第六，对“池子”的说明，是想告诉我们，未来提高法定存准，不是紧缩，而是对冲外汇占款，100%的回收。

一个一个地解读一下。

第一，货币超发问题。其一，价格因素：GDP统计剔除了物价因素，但货币供应量必须体现价格上涨对货币的需求，“货币超经济发行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概念，因为那时候价格是固定的，用价格乘以实物量就是货币需求量”；其二，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举例说明，某公司的一块地当年投资只有10万元，对GDP贡献也就10万元，后来公司上市，这块地评估1亿元，股价作为货币端的表达是1亿元，比当年投资10万元的GDP高出1000倍，“那时候也没有金融市场和服务市场，因此如果用那时候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其三，储蓄率的影响：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不一样，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因此M2占GDP比重高；其四，在间接融资占比高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就高，美国是典型的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而中国间接融资比重大。

结论：拿中国的M2跟美国的比不太恰当。

第二，货币供应量大小要看核心CPI，这是说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是适中的，没有货币过度投放的问题。因为，中国核心CPI只有1%左右的涨幅。

第三，周小川说：“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而造成的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我认为，这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2008年以来，我们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出拳要重，出手要快”，所有这些举措不可能没有超调，关键是这个周期一旦进入拐点时，要及时转变方向进行调整，使其不太过分，一方面达到成功抗击危机的目的，同时副作用又不太大。”我理解，周小川想说：不要总拿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说事，那时这样做是必须的，现在只要设法减少副作用就可以了。

“今年以来面对市场流动性偏多的状况，央行多次采用准备金工具。周小川表示，要观察整个经济系统流动性产生的来源，如果是由于贸易顺差的恢复和增长，或者资本流入的增长，或者FDI的增长，这个时候即便没有较高的物价上涨，也需要加大对冲力度，因此这个工具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角色。”这席话告诉我们，不要一看到上调“法定存准率”就是紧缩货币，央行其实只是在对冲被迫性的货币投放。

第四，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但是储备有不同的板块，这些板块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池子，一些是保证进出口支付的；一些是为外资企业的分红预备的；一些则是为“热钱”准备的，它们进来后央行100%对冲掉，总量上不要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个体上我们并没有阻止它们赚点钱。

第五，中国经济并没有恢复常态，国际经济复苏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能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可以恢复常态”。

第六，周小川说：“从现在的角度，衡量货币供应量偏多还是偏少的标准是核心CPI，因为有些价格跟货币联系较少，比如进口的大宗商品、气候或者其他原因产生的物价变动”。这席话告诉我们，不要一看到物价上涨就说“通货膨胀”，有些商品价格跟货币多发少发，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