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他被我视为一个精神导师，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一个高位截瘫的人 曾给我温暖，信心，爱的启发，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精神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这是他的一位朋友徐蓓写的怀念文章之二
轮椅，静静滑过大地
“好东西啊！”身后突然响起张鲁的声音。
我正专心编片，根本没听到有人进来。这一声把我吓得够呛！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晓得？”我转过头问。
他向下瞟了一眼。我低下头去，看到了他的轮椅。
轮椅滑过地板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从那天起，凡是他认为有可能吓倒我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发信号。信号五花八门，有时是模拟的自行车铃声，有时是学两声猫叫，但更多的时候是唱歌。有时候，因为做事太专注了，看到他突然出现我依旧会大呼小叫，他会很委屈地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唱歌呢。”
张鲁的歌唱得实在一般，小朋友曦曦送他“左音王子”的雅号，我以为十分贴切，便经常这样叫他。但他从来不因此灰心丧气，仍旧依依呀呀地唱。张鲁走了的这些日子，我曾经努力回忆他当时都给我唱了些什么，但却一首都想不起了。印象当中那些歌都有浓浓的乡土味，或者，他是把所有的歌都唱成了乡土味？张鲁曾经在重庆彭水县当过三年知青，这段岁月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因此对中国乡村大地有极强的亲近感。他本人常常称自己是“农民”；写作编片的时候，他说“上工了”；吃完饭放下筷子，他会一抹嘴，用彭水县的方言说，“又得一顿吃！”；依依呀呀唱完那些小曲儿，他会满足地说，“哎呀呀，高兴！”
坐在轮椅上的张鲁，走路没有声音，我却时常能听到他的歌声。他说，自己是个一开心就要唱出来的人。每天都能听到自己的歌声，对他而言是件令人自豪的事情。“你想想，我坐在这上面！”他拍着自己的轮椅说。
又一天，我们一起复习都很喜欢的一部老片子《纵横四海》。片中的一个华彩段落，是坐在轮椅上的周润发和钟楚红一起跳舞，很炫，很浪漫。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有些调皮地笑。
“我还会像周润发那样在轮椅上和你跳舞，以前在康复中心专门练过的。要不要试一试？”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悻悻然放弃了。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客厅。更重要的是，张鲁说他大学时候跳舞老去踩女生的脚，现在换了轮椅，舞技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他会换一种花样。
看到我在编辑机前站起来，准备去客厅吃饭，他会问：“女士，要不要坐出租？”
我装着无可奈何地样子坐在他的双膝上。他说，“坐好哦，起飞了！” 然后奋力转动着粗壮的臂膀，熟练地拐弯，直行——在那一刻，轮椅是他胯下的骏马，他是草原上骄傲的骑手，一心想的是给马背上的姑娘炫耀他的骑术。
“怎么样？”他有些洋洋自得，“到哪里去找这么舒服的车子，而且免费！”
伤残之后，张鲁走得最多的路，是家门外那道狭长的坡道。
坡道连着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坝子。很多时候，这就是张鲁能拥有的全部天地。
2004年3月，我拍摄张鲁的纪录片《春秋》，和摄影师一起登上了院子里的一个顶楼。从9楼上看下去，坐在轮椅上的张鲁，静静地坐在院坝的一角，他的头顶是高楼围起来的四四方方的天空。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张鲁仰望的，就是这样一方天空。这个俯瞰的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每一次想起内心都充满疼痛——因为那个镜头像极了一个字：囚。
除了夏季，重庆多阴霾，于是太阳天尤其的珍贵。对于张鲁来说，每个太阳天就是一个节日。因为高楼的遮挡，太阳能够晒进院坝的时间只有早上十点到中午一点，冬天的时候，这个时间更短。看到院子里进来第一缕阳光，张鲁便得了号令一样欢欢喜喜地出门。在太阳底下坐定了，把自己的两条腿稳稳地放在轮椅的踏板上，或者看书，或者沉思。这时再点上一支烟，那便是极乐了。
张鲁迷恋抽烟。用了“迷恋”这个词，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不能让他想抽就抽，所以他只能在内心偷偷地向往，有节制地喜欢。每次抽烟时，他会深深地、深深地把吸一口，再缓缓地、缓缓地吐出来，半眯着眼，贪婪而又享受。他的烟量是有严格控制的，这个量对于普通烟民来说是一个嗤之以鼻的数字：六支。为了能把抽烟的次数增加，张鲁每次只抽半支就掐掉。这样，他每天可以抽12次烟，均匀地分布在上午下午和晚上。张鲁说，每天早上点燃第一支烟，他脑海中的灵感就如同放了闸的洪水喷涌而出，每分钟80——120字的打字速度远远赶不上连绵不绝的思路。
我第一次从家里的客厅看到在院坝里抽烟的张鲁时，有触电般的感动。那一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坐在轮椅上的张鲁，如同暖阳下的大海，平静安详，波澜不惊，却拥有包容一切，温暖一切的强大气场。那股气场来自他的内心深处，旁人永远都不能彻底走进的内心深处——那里有时充满极深的哲思与体悟，有时却又空灵如皎月，从他的每一次呼吸中焕发出来，让周围的阳光和空气都带了他的体温和气质。那气质是雄性的、阳刚的、甚至是霸气的，却一定又是细腻的、浪漫的、柔情的。在朦朦的烟雾中，一切带有当下印迹的外物，轮椅、高楼、小院，都从画面中抽离了。我看到的，是一个行走在茫茫天地间的铁血柔情的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