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也称学校文化。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课内和课外文化思想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具有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但主体是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健全的、开放的、自由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校园文化，首先是理想性。校园文化总是按当时社会主宰者的理想化的愿望所设计的，它体现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对未来预期的理想化图景、方向影响人、培养人。而学校则试图向更长远、更优秀、更理想化的优质方向努力。

 

其次是互动性。校园文化是学校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的。教师的作用、学校领导的作用是关键。领导者的办学理念、办学意识和行为对师生员工的影响，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是巨大的。 　　

 

再次是渗透性。校园文化，有如春风一样，漂散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渗透在教师、学生、员工的观念、言行、举止之中，渗透在教学、科研、讨论、读书、做事的态度和情感中。

　　

最后是传承性。校风、教风、学风、学术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或数代人自觉不自觉地缔造的，而且代代相传，相沿成习，是学校的遗传基因。

 　　

任何一种校园文化，一经形成之后，必然传承下去，不因时代、社会制度不同而消失，当然会有所损益。然而其精神实质却是永续的，永生的。

 

“校园文化”，是各类、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文化氛围的统称。人们习惯于将学生高中毕业后接受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称为大学（高等）教育，在大学里，习惯地把“校园文化”称之为“大学文化”或“大学校园文化”。高职院校（主体指专科层次教育）的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一个分支。它具有大学文化的普遍性，也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大学文化，是大学思想、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一种过程和氛围。是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家园，是大学里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的因素的结合体，这就是万世不朽的大学文化。大学应该让大学外的人神往，让大学内的人心情激动。大学是一个让我们永远怀念的场所。大学用人文精神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一定成为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中坚，一定要引领社会前进。大学文化是知识、能力、人格的升华和结晶^[1]。 　　

 

大学文化，其本能具有引领社会文化思想的作用，它高尚，排斥一切功利主义倾向；它纯洁，崇尚优秀与无私的品质；它宽广，“仰望星空^①”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为己任。它应该是某一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有学者认为：大学校园文化是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超前于大众文化的、相对独立的、以精英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形态^[2]。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广阔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文化应当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的总和。它涵盖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从狭义上讲，文化则主要是指与经济、政治相区别的观念形态，涵盖的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是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物质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的总和，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文化的非物质层面，包括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大学精神体现大学的个性，而大学文化则体现大学的共性；每一所高校的大学文化都融入了该校的大学精神，大学文化是大学精神的外在表现，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内核。

 

大学文化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大学人”在对知识进行传承、整理、交流和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与大众文化或其他社会文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文化系统。

 

大学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区别，就是高雅文化和媚俗文化的区别，例似于是书本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区别。电视文化是寓教于乐，首先是娱乐，然后才是教育。我们的学习过程是先学习，学进去了才能感到快乐。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与大众文化或其他文化相比较，大学文化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第一，大学文化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神圣文化。大学以传承、整理和创新知识为己任，是知识的集散地和创造源。社会上的先进文化来源于大学，大学要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体系、新方法，探求未知世界、求证事物本质，把追求真理视为人生的神圣事业。

 

第二，大学文化是一种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永恒的需要。大学文化总是把人类的未来作为自己的追求的目标，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充满了对自己民族、对社会、对整个世界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第三，大学文化是一种崇尚学术的文化。学术活动是大学存在的基础和核心。大学文化拒绝一切思想观念和教条的禁锢与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始终强调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要求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学术的理性思考和研究，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第四，大学文化是一种严谨求是的文化。大学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规律、人与逻辑、人与道德、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思辩和对话，这种思辩与对话本身就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过程。

 

第五，大学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科学的特性就是大胆质疑、挑战权威，整理知识、继承传统需要批判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学术交流、文化交融需要批判与反批判的碰撞等等。

 

著名教育哲学家、国学家涂又光教授的“泡菜”理论——泡菜和淹萝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水的浓度和味道。并对大学文化的作用机理做了非常形象地阐述：“泡菜的味道，主要取决于由糖、盐、生姜、大蒜等构成的泡菜的味道。同理，大学的教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3]。”南开大学原校长母国光教授说：“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4]。”

 

大学文化都以个性化特征出现，从大学文化到教育实践，有诸多路径和方式可以选择，其表现形式一般都是以案例方式传播。

 

耶鲁大学于1701年创立。自1988年起，三位美国总统都是耶鲁的毕业生，即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耶鲁校园的建筑设计给人的感觉是神圣、高雅和宁静。耶鲁以宁静为美，很少见到喧哗热闹场面。即使在夏天，你也只是看到学生躺在草地上读读书或玩掷飞碟。耶鲁大学的文学、音乐及戏剧系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耶鲁校园城内，文化气息很浓厚。校园内就有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及剧场，艺术画廊展出不少毕加索及梵高的著作。

 

英国爱丁堡大学在学生入学时必须签下誓约：“我，爱丁堡大学学生，真诚着重地承诺，我将永远尽责，勤勉地做学问；我愿意接受学院评议会任何有关教学、校规的裁决；我同时了解，如果诸位委员对我的研究和行为表现有任何不尽满意之处，有权开除我的学籍；作为一个校友，我也应允，在任何场合，都将竭尽全力，回报我的感激之情，至死不渝。”

 

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一叠叠摆放整齐的白色小纸片，餐厅、走廊、过道……甚至连厕所里都有。这些小纸片是为教授、学者们摆放的，让他们随时记录突然冒出来的灵感。许多伟大的作品、思想、创造、发明和发现，往往来自稍纵即逝的灵感。正是为了留住美妙的灵感，剑桥大学才随处摆放小纸片。

 

加拿大工学院对每一位刚入学的新生，都发一枚钢戒指，上的第一课是“钢戒指的故事”。原因是加拿大工学院一名毕业生在负责建造一座铁桥时，因责任心不强，设计出现失误，导致这座铁桥建成不久就断裂倒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学校声誉也受到损害。这位毕业生的母校加拿大工学院得知此事后，在倍感痛心之余，用重金将报废的铁桥买下，制成百万枚校耻纪念戒指。每年该校学生毕业时，校长在发给毕业文凭的同时，把校耻纪念戒指也分发给每个人，以此警示毕业生，在工作中要尊重科学，敬业精业，避免桥毁人亡等事故的再次发生。

 

校园环境是大学文化的物质层的主要内容。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苏霍姆林斯基：“我们在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5]。”精心设计的校园布局：简洁明快、自由活泼、朴素大方、宁静典雅。绿化、美化的校园环境：种植花草树木，修建纪念碑、雕塑、标志、刻石、楹联、匾额、亭阁、水池等等。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端于晚清。从公派留学生赴美，到美籍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再到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和几所教会大学，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很早就打上了浓重的美国色彩。其中，以1895年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1905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1911年的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等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大学，都是以欧美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现代高等教育机构。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是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二是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

 

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先进思想的教育家，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涌现了以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梅贻琦、郭秉文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的叶恭绰，在1921年任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开学演讲时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6]

 

即使是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于1938年在昆明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9年时间，就读学生不足8000，毕业生不过3000，却培养大量人才，影响了中国科技史：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朱光亚、邓稼先等6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了164人^[7]。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即所谓的“博雅教育”，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素质教育，“美国模式”办的大学大多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新中国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告别“美国模式”。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大学体系。

 

根据学者沈登苗以90年代中科院编纂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②收录的中国科学家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分布和去向。院系调整后原在高校的314名科学家留本校任教的仅82人，只占总数的26％；调离原校的有232人，占总数的74％。即代表每个学校的精英有近3/4被调离本校。如此的调动幅度恐怕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越是原先有名的院校越被拆的惨。

 

以清华、浙大为例，清华：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的现代科学家首屈一指，且其人文学科的力量也不弱，理当是国内最牛且应被最看好的大学。但在这次调整中，原本拥有的65位收录的科学家被调走了52个，仅仅留下了1/6，从此清华元气大伤，也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工科专门学院。

 

浙大：建国初年，浙大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又强大，尤以理学院论，“是全国第一流的”。然而这次调整中，原本拥有的26位收录的科学家居然被调走了24个，调出率高达95%，而一个都没调进来。处于巅峰状态的浙大，就这样被肢解了。

 

2005-2006年全国高校改名、合并、升格运动，一定意义上是在新的条件下，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修正。但被彻底否定的“博雅教育”等“大学文化”却没有得到恢复。

 

中国的高职院校，始创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21世纪初的10年。它与原有普通高等教育有着明显区别的职业高等教育——明确提出是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与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级技能专门人才，它是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的标志之一。2009年，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1215所（普通高校举办的附属高职教育没有统计在内），招生313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639万人的49%，在校生965万人^[8]。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目前，最值得称颂的是“校企合作”的校中厂、厂中校，“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与教学，以及“双师型”教师队伍与结构等主题倡导，具有十分强烈职业教育色彩。同时，也具有十分强烈的中国当今时代政治色彩和社会特征。

 

一是“学校政治化”。“高职院校政治化”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学校由政治组织统治，把教育事业转化为政治事务；二是学校一切事务必须符合单一政治倾向，其他任何政治倾向都属违法行为；三是政治学术也只能采用单一政治理论，禁止其他任何政治理论、思想意识传播；四是政治组织垄断学校最高决策权，事实上包括教学事务、科研等学术性事务；五是开设的政治思想课程，由政治组织最高决策机构指定，并有日常监督与检查；六是学校法人代表——校长，必须是在政治组织上级委派的学校常设机构领导下开展工作等等。

 

而且，到目前这止，中国社会还没有“高校政治化”这一概念，虽然人人清楚明白，就是没有权威机构与与权威人士点明，其优点和弊端没能析离出来。中国目前的大学文化最大特征就是“高校政治化”，这是“苏联高教模式”最大的特征。它像高校的一块强大的磁铁放出的无形的磁力线一样，规定了所有“大学人”的行为方向、思维定势；整个国民教育系统，都是在为党培养接班人，它像地球引力场一样，规范了国民教育行为。

 

二是“管理行政化”。高职院校“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高职院校的党政领导机构组成人员，都是行政官员，没有学术性、专业性要求，即使选拔时，要一定的学历等，那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二是学校各类事务决策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用行政决策方法代替教学、科研等学术决策；三是学校理论上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教职工代表会会议”，是按教职工人数选举的，没有学术意识的代表占比超过50%以上；四是没有制度安排的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只是利用其理论上的合法性，实际是行政事务的“婢女”，需要时开会，都以投票方式进行；五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高职院校的一切教学、科研事务和最高决策权，高职院校的学术性活动源于行政、评价于行政、决断于行政。行政事务充斥于全部教育、科研空间，学术完全行政化了。

 

高职院校，在高校中，“管理行政化”最突出。因为，新成立的高职院校，大多没有或较短的高教历程，本身先天没有“大学文化”的内涵与基因。如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学二级单位，就不执行“书记领导下的院、系主任负责制”，可在高职院校里，院、系二级教学单位仿效校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学与学术问题全部转化为行政事务。虽然，“高校行政化”被公开诟病，但析出的行政化标志，普遍认为是高校的“行政级别”，并有取消高校行政有别的计划。其实，高校的行政级别正是中国国情条件下，高校的行政资源，高校其他体制与机制条件不变，如果没有了行政级别，无异于取消了高校与政府对话、谈判的资格，事实上是对高教机构的贬损。

 

三是“计划市场化”。高职院校从招生到教学，最后发毕业证，完全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整套方法，而毕业生就业，户籍与档案等，又完全执行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套。毕业生就业之前的计划性机制制约着高职院校的发展，在生源市场上，又加入了市场竞争因素，毕业生却是全部推向人才市场与农民工竞争。

 

招生计划，是精英高等教育的产物。一是高中生对高等教育不甚了解，国家也没有明确的对高教分类，也没理论指导；二是中国高等教育本身没有明确的特色，信息也不透明；三是高考分数成了唯一指标，只有高校选学生的权利，学生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教学计划，延续了招生计划安排，录取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学校依自己的资源设置专业，与社会人才需求完全脱节。就业市场化，大学生所学专业既没有满足学生学习需要，也没考虑社会需求，所学非所用，既浪费了国家教育资源，又浪费了大学生黄金学习期。

 

四是“庸俗、媚俗化”。中国高校知识份子庸俗化、媚俗化现象严重，媚官、媚权、媚钱。高校政治化，导致教授在学校的地位被边缘化，不安心三尺讲台，对调离学校从政当官趋之若鹜；学校管理官僚化，在学校能争取到行政岗位任职，也是三生有幸，学校行政办事员岗位，比教授岗位紧俏；若能调到后勤、基建、招生、就业等岗位，能掌握一定的学校资源、财务支配权，更是削尖了脑袋。有的百年名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武大后勤窝案”与其副校长、副书记的腐败案例^③，足以说明高校庸俗、低俗与媚俗到何种程度，而高职院校只是限于财力与可能，量上表现得不突出而已，事实上，其低俗、庸俗与媚俗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媚官、媚权、媚钱等媚俗、低俗行为，只是让高校行政系统庸俗化。而在高职院校里，学术事务也被庸俗化、媚俗化。一是行政强势地位垄断决策权，没有讨论问题的气氛与学术氛围；二是学术事务采用行政决策、投票制，制约了学术发展；三是真正搞学术、做学问者，靠行政权力施舍过日子，个个灰头土脸；四是发论文凭关系，不给稿费另收费，出版著作还要版权费；五是学校官员才是做学问的“尖兵”，近水楼台先得月，职称有了，还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学术头衔；六是教育系统所有的学术机构与场所，大多被退休官员占据，忙着比寒发获奖证书、收费开会，组织学术旅游，出版教材等。

 

这样的机制下的大学文化，怎能生成西南联大式的“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摒弃了行政化、官僚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下面，撷取民国时期的几件教育体制、机制事例^[9]，供比较阅读：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

 

《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绝不能由官员兼任。

 

1942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次下命令给西南联大，要求全国教材内容、考试方式，课程设施都要全国统一，由教育部核准。西南联大教授们经过认真考虑、讨论，对教育部的办法提出异议。全文较长，又是文言，简述大意如下：

 

大学包罗万象，任务为百年树人，各大学自有其教学经验，宜稳定，不宜多变。同一课程，不同学校，讲授内容各不相同，教育部行政领导时有更迭，如果一切都由教育部决定，朝令夕改，大学将无所适从。今天的教育部官员，也多当过大学教授。当他在当教授时，专教一门专业，兢兢业业，尚恐出错。为什么到了部里，忽然成了万能的指挥者（原文为“智周万物”），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三校创办之初，办学方针都是遵循教育部方针办的，施行多年，为国培养人才，说不上有功，尚未出现流弊。全国大学，水平参差不齐。教育部的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的规定似可以允许例外。呈文发出后，未见教育部第四次来文，师生们松了一口气。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是看教授的脸色行事，现在的大学，是教授看处长的脸色行事。当今之中国大学教授们，没有当时南联大的教授们之骨气的1%、之勇气的1%。一国之人才来自教授们的才气、正气、底气、骨气和勇气，而不是来自于政治与官僚。

 

 

任何国家的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都有冲突的一面，关键是看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是采取尊重、容忍、放任的态度，还是管理、统一、限制的态度；关键是看有无世界眼光、着眼于民族、国家与全人类的发展需要，还只是为了培养执政党接班人的需要。中国的大学理当接续中国传统精神资源，恢复断裂的文化传统，从“政治化大学”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国民教育，只有超越“培养接班人”的理念，教育的天地才会更宽广。

 

现代国家，是永恒的，外族入侵，吞并一个国家的可能性极小，更何况有着5000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教育，是国家的教育，它也是永恒的，不能以一时一事的需要为教育目标，而要以人类永恒的发展目标服务，为第一需要，才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党和政府，教育部长、厅长，大学书记、校长，一方面不能回避大学文化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一定的冲突的事实，另一方面，如何处理这样的冲突，如何把握冲突。超越意识形态，重新认识冲突，调适冲突，既是领导的艺术，又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大计，大力培养张伯苓先生式的教育家，办西南联大一样的大学，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张伯苓^[10]，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创办南开学校。他为办好教育募捐成就斐然，但他始终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则办学。他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还说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张伯苓有两个坚持：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他曾说，谁要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南开教授的工薪最高为每月300元，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他却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里30年安之若素。

 

办大学追求的目标不是规模和大楼，应该是特色、大师、质量。办学特色很重要，没有特色就没有竞争力。西南联大有很强的学科，但是也有较弱的学科。学校有能力就多抓几个特色学科，没有能力就少抓几个。特色强就是高水平。

 

大学是一个思想的宇宙，学生在校园里，就是要充分展示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高尚人格。大学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古今中外的大学教育体制，没有像当今中国这样出现传统文化失落、人文精神缺失，中国的大学再也不能成为片面追求功利的教育工厂，培养的学生不能是没有独立思想的工厂产品。

 

当前学术界存在的严重不良倾向就是急功近利、浮躁情绪。这种不良倾向与我们的导向有关系，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过分强调论文数量而不抓真正的研究成果，例如以论文数量作为高校和研究单位排行榜的主要指标，作为教师提职和研究生论文合格标准的依据。许多单位还按论文数量发放大额奖金，所以，教师、博士们不是真正研究学问，而是为了评教授、得奖金、获得博士毕业证而写论文。有些人甚至弄虚作假，极大地污染了学术环境。这样下去不利于科学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学校的水平。

 

我们必须贯彻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思想，学习张伯苓先生的人格品质与办学宗旨，仿效西南联大独立自由的精神气质，并倡导健康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风气。扎扎实实搞科研、默默无闻做学问、一生只求当一个好老师，才能出真正的大的成果，才能出大人才。如当时的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在昆明永丰寺装成了一套大型色谱仪，在那样简陋条件下搞研究，完成了《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专著。华罗庚先后发表二十余篇论文，完成了他第一部著作《堆垒素数论》。潘光旦在昆明郊区村舍里写出《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等重要著作。费孝通进行中国农村调查，在昆明郊外写下《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重要著作^[11]。虽然西南联大的条件艰苦，但大师们潜心治学，取得了教学、科研、育人的丰硕成果。

 

 

[8] 周洪波，高职就业白皮书:8成毕业生就业月薪近2000[N]，钱江晚报，2010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