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第二”情结仍然难以割舍


刘迪按:此前索尼弃产随身听,这意味一个时代的终结,这20年来,全球化迅速发展,但日本企业却走了一条与全球化背道而驰是道路,追求一种技术孤高主义,与全球技术发展方向、市场渐行渐远。20年间,日本从未涌现世界闻名的跨国公司,而GDP也是20年徘徊不前。

 

     日本作为技术大国,不论其基础技术或是应用技术,仍然具有强大实力与巨大潜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企业与全球化发展大潮隔离,精益求精独步追求技术完美,忽视低端乃至中端市场,最后酿成日本企业困守技术孤岛之内。

     以手机为例,上世纪90年代,日本品牌在中国大陆据有一席之地,此后日本企业却步步败退,以至现在人们在中国大陆难寻日本手机品牌踪影。有一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品牌并非技术力量的失败,而是“技术过信”的失败。

     的确,这些年来,日本手机不断在手机里面增添新的功能,例如红外线通讯、电子钱包等等,而这些附加功能。这些功能,的确反映了日本企业技术力量的雄厚,但是企业却忽视寻找新的技术方向。其实,对使用者来说,很多手机附加功能并不需要。。对于日本手机行业的这种倾向,有人以“Galapagos化”形容。Galapagos原指厄瓜多尔产的一种海龟,因其长期封闭,缺乏天敌,故进入一种独自进化的路线。

     尽管拥有雄厚的技术资源,日本产业何以落后于全球化大潮?笔者以为第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过于强调“技术纯血主义”。1968年日本GDP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后,日本在赞誉声中也感到来自欧美的强大压力与批判,这种观点认为日本没有多少原创,多数技术来自欧美。此后日本决心开发原创技术,以符合其世界经济大国的身份。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大企业技术向“一条龙”开发倾斜,即从基础理论、基础技术到应用技术、应用产品,完全大包大揽,放在自己公司之内进行。这种封闭的开发体制虽然动机很好,但效率却可圈可点。本来,日本在燃料电池领域存在很多强势企业,日本企业也曾试图实行强强协作,但是,这些强势企业坐在一切,却无法敞开胸襟,而是完全采取本公司主义、技术秘密主义,因此他们之间合作,都未取得成功。

     从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技术环境发生迅速变化。全球化潮流,让消费者对技术日益敏感,这要求企业必须迅速应对这种变化。今天,真正成功的企业,不论其所在地、国籍、大小、资源雄厚与否,都处于一个开放的平台之上。每个企业,如果想高效、低成本研发新型产品,从事技术创新,它就必须适应这个平台,尽量以开放的结构吸纳全球技术能量、人力资源以及资金。今天,任何企业都可以在这个“开放平台”上,迅速获取外部资源,而不必从零做起。但是,日本企业的封闭式开发方式,与今天的技术开发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

     日本企业遭遇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敢而且也无法创造国际标准。今天,尽管日本在专利获得数量上仍居世界前列,但却仍然缺乏对技术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欧洲人在开发商品之前,已经考虑标准问题。今天,欧洲对技术标准制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往往通过诸如国际标准化机构(ISO)、国际电子标准会议(IEC)这种机构保持他们对标准制定的发言权。美国企业常常以向市场大量投放某种规格的产品的方法,获得标准制定权。他们的这种方式被称为“de facto”,即既成事实方式。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不论欧洲方式还是美国方式,都难以模仿。前者需要强大的前瞻能力与国际协调能力,后者则需要全球规模的生产、销售市场,这两者对日本来说都难以实现。

     此外,日本企业缺乏对开放的全球供应链的认识与构筑。上世纪80年代,以环境技术、节能技术为代表的日本技术开发,把日本企业带到当时世界制造业之巅。但90年代全球化大潮升起,信息通讯技术飞跃发展。企业生产模式已从“垂直统合型”转向“国际垂直分裂型”。这种新型模式,便于模块生产以及技术革新。目前,在很多新兴国家企业,模块生产十分普遍。但对于这种新型生产模式,日本企业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甚至嘲笑那种进行模块组合的企业,认为这是缺乏技术开发能力的表现。这种对全球新型生产模式的忽视,导致日本企业普遍缺乏利用全球开放供应链的能力。我们看到,苹果推出的手机,没有一台是自己生产的,甚至自己没有一家工厂,其生产完全委托中国。这就是国际垂直分裂型企业的典型。与此相对照,松下在全球建设了230座工厂。

      有人指出,大企业研究开发体制,对日本技术创新是一个严重束缚。据《日本经济新闻》最近调查,目前日本民间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约为13万亿日元,其中近半集中在20家大企业之中。但是,研发费用大企业的垄断局面,并不利于小型风险企业的出现。前面我们说到,这20年间,日本没有出现一家全球闻名企业,这就说明日本企业创新能力已经出现重大问题。

     为何日本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从企业指导体制来分析。二战后曾有一段时期,日本新型企业层出不穷。那时,战前财阀及其企业领导人受盟军清理,社会指导核心出现真空,随后,日本涌现大量新型创新企业。而那些创新企业领袖,都是乳臭未干的新生代,例如索尼创业者盛田昭夫,在1946年创立索尼公司前身东京通讯工业股份公司时,年仅25岁。

     今天,整个日本社会都已认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体验,严重束缚了日本企业手脚,如何实现自我解放,将决定日本经济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