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让我们想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让我们想起了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
关于羊吃人，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蛮横，甚至要把人吃掉……”
具体的历史背景是：15~16世纪，英国、荷兰等国的毛织业很繁荣，羊毛需求量激增，养羊成了很赚钱的行当。英国的地主纷纷把自己的土地和公共的土地用篱笆圈起来放牧羊群，并强行圈占农民的土地。农民丧失了赖以养家活口的土地，扶老携幼，向着陌生的地方去流浪。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血腥发家史上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地主贵族用暴力圈地养羊，牟取巨额利润，变成了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阶级。另一个是，大批农民被赶出家园，成为两手空空的流浪者。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样就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廉价的劳动力。因此，“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不能不说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
与500年前英国类似的是：
虽然中国的农民不是被绵羊侵占了土地而失去了家园，却是被城市化运动赶出了家园。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举行，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市民。
相配套的措施是，从2010年秋季开学起，重庆各高校都在动员拥有该市农业户籍的学生转为城镇户籍，但多名拒绝转户的学生告诉《新京报》记者，动员已变为强迫，拒绝转户者被教师约谈，并被以奖学金、入党甚至毕业证等事项相要挟。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为粮在10月28日表示，农村籍大中专学生转户的原则是依法自愿，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和以好政策吸引人，严禁将转户与学生毕业证书颁发、资助、奖学金和评优评先等挂钩。在实际工作中，个别学校和教师方法简单，把转户与学生权益挂钩，让学生和家长感到有强制行为。
随着近几年形势的不断变化，城市生活的艰难使得对农村学子而言，上大学失去了“跳龙门”的意味。原本弃之如敝屣的农村户口也因为有宅基地、责任田分红等好处，而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像上海、浙江周边地区农村户口甚至吸引公务员们也纷纷要求“非转农”。如果说户口制度是历史的遗留问题，是需要改革的对象，大学户口制度也当然需要改革，何以每次改革，或者不改革，最后的成本都会落到社会最弱势的群体身上？
且不说每年新生老生毫无意义的户口转出转进，单就大学毕业生的户口迁移，就让不少高校头疼不已。你这又是何苦呢？大学生的户口在剥离了“干部身份”、粮油定额等等附加意义之后，其现实的身份已然成为了一个制度上的“盲肠”。
同时，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农民则住进了被选择的“新农村”，过着被城市的“新生活”。
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专家指出，这是一次对农村的掠夺，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对农村社会也将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失去土地的农民是可悲的。农民除了种田劳动，也很难取得一技之长，找到养家糊口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特别是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失控的时代，加之粮价与蔬菜等种植作物涨价、连同猪肉之类的养殖产品的涨价，都与农户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钱都被那些炒作者以及渠道商赚去了。更为恐怖的是，甚至包括许多农产品在内的定价权与话语权都被外资操纵，这使得中国将近16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都将被以外资为代表的国际势力控制。
就如制造业一样，虽然中国是全世界的制造工厂，但“三来一补”缺乏技术含量的制造加工所得到的利润仅仅是细枝末节，而且很容易就会被如三明治之间的那块肉一样被挤压，仅有的一点剩余利润，也会被国际社会以货币战争与贸易保护的方式抹平了。
制造业突然强大了之后，中国更多的是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来缓解自己承受的压力。
不管是库存还是其他，一旦生产线上马，所承受的压力就是立体化多方面的。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之下，就会自贬身价，发生中国产品之间价格战的情况比比皆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在承受利润损失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全球的骂名“倾销”“垄断”“政府补贴”“山寨”“盗版侵权”等等罪名接踵而至。
在此压力下，中国不能不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同时不能不降低门槛引进外资，形成了外资对政策的绑架，外商对资源的加速掠夺。
在其他主要经济体纷纷以贸易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市场不被侵占的同时，中国却坚定的祭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为重商主义续写辉煌，而那辉煌是以牺牲国家与民族的当下与未来利益为前提的。
重商主义存在于16至18世纪（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学术界代表人物是斯图尔特，政界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国路易十四的大臣柯贝尔，重商主义也称“柯贝尔主义”（Colbertism）。
重商主义学派是现代早期经济学的主导学派，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于17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阶段古典经济学兴盛时期，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他们主张国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就在这一时期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这一时期商业资本兴起，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各国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发展，因而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
重商主义学派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重金主义和晚期的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
国际上，重商主义鼓励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随着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论点胜出，重商主义的信仰在18世纪后期开始衰弱。现在，重商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被所有严肃经济学家所拒绝，但是一些元素还是被看好的。
郎咸平在某次演讲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改革都是失败的。因为：
国企改革是简单的私有化。相当于家里很脏请保姆来清洗，清洗之后保姆就把家据为己有，这明显的是简单利益归于自己，负担归于国家。
在本人看来，把国有资产价值降到最低，向投资人要利益。更是有受贿卖国嫌疑。
教育改革是把高等教育庸俗化。因为他认为大学教育原本就是供给不能平衡的精英教育，是不可能平衡的，不平衡才是合理的；但市场化通过价格进行平衡，这就导致大学教育的“含金量”确实提高了，但同时也成为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
医疗改革是昏聩道德沦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医院的产业化与效益化时刻考验着人的医德。看急诊要钱吗？如果可以先不收钱，就是人道的；如果先问钱，假如由于对方拿不出钱来就把病人推出去让他等死的话，就是丧失了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
股权改革更是政府责任缺位的体现。因为国企牵涉到中央政府的背书，即使在英国都是好公司进行股改，经营坏的国企不能进行股改，即使国企改革，英国政府都保留最终的否决权，那被称为golden share，也是对全体股民的保障。但中国的股权改革是希望政府退出股市，所谓“全流通”就是国有股的全面私有化。
你能保证难道政府退出股市，不事先收购流通股？不篡改选票，制造假消息套股民的钱吗？如果你不能保证，就是在出卖政府的公信力，换取私人的利益。
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前途未卜。因为所有靠媒体监督的政治体制都是更为腐败的，因为政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完全可以把媒体封杀，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改革开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表面理论学习过来，某些人认为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实际上是做了新列强的帮凶，助纣为虐地攫取中国的市场价值罢了。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髓之一，法制是为什么样的人服务的，这一点却没有学过来。
股票市场是以重商主义为核心，以东印度公司为担保推广开来的。重商主义到了尽头，1776年《国富论》坚决反对国营企业，而采取民营化。政府退出企业经营。倡导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宣扬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国富论》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1776年-1867年），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更是殖民主义在全世界横行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建国就是在殖民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更是深受其害，两次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天朝大国滑落到深渊，并一次次地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马克思基于李嘉图的劳动制造价值的理论，在1867年出版《资本论》，提出了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理论，让劳资双方的矛盾剑拔弩张。
美国意识到了英国的混乱与劳资纠纷，在资本家意识到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之后，就采用了让大家族撤出大企业的方式，聘请职业经理人去进行企业的运营，通过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把资本家-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资本家-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
1890 年美国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先后也制定了反托拉斯法。所谓反托拉斯法，实际是Anti-trust，反信托基金法，而那个时候的信托基金都是掌握在大家族手中的，所以实际上是反对美国大家族，在那之后，美国的自由经济在法制化的基础上，不敢大欺小，强欺弱。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完成。
为什么美国企业大众持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结果。
至于对职业经理人激励的方式？就逐渐创造性地提出了期权与分红，甚至以后演变出杠杆收购与MBO等从掌柜的变成东家的尝试。
美国股市发挥社会主义的功用，购买了美国公司的股票，股票升值了，医疗、养老等等就都可以得到保障。
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数十年间，这个逻辑是让人深信不疑的。
即使美国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但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习惯性地把美元与黄金相提并论。因为那之后，美元又先后与石油挂钩、与大宗商品挂钩、与互联网以及环保挂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争之后百废待兴的世界需要经济刺激，美国又取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所以美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学派，弗里德曼，哈耶克之类的经济学家以及马歇尔这样从将军转型的政客操纵了美国政府。他们认为只有自由竞争的才是最好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国富论的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得到了民众的一致认同，但30年间民怨沸腾，单纯以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重要指标“基尼系数”为例，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客观地说对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需要肯定。特别是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人民劳动积极性疲弱的时代，中国确实是发展停滞的。
显然我们现在的一切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背离了三个代表，背离了和谐社会，已经背离了一切。
改革开放的门一旦露出了一个缝隙，就很难再重新关闭。对资本的膜拜释放了人性中最丑恶的那些因素，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以及历史文化中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迅速沦丧，主权日益处于被西方主要列强绑架的局面。
目前美国通过各项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化；欧洲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很舒适，工作不累赚钱不少，遇到裁员或者是推迟退休，就会出来罢工以抗议。日本正在逐渐走出广场协议的阴霾。韩国坚定地以民族民众为核心利益，新加坡则享受着政治的清廉。
——那么中国呢？
郎咸平慨叹：我们是踏着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历史的悲剧。
——本人更是悲观地认为，以国际化、城市化与商品化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把中国推向了500年前的欧洲，并将越滑越深。
贾春宝
2010年11月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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