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八四）：儒家传统即“权力通吃”传统
——儒家政治传统即“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
——中国人的“天下习惯”是“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
——孔儒政治是“厚黑”政治，是根本无“平等”可言的政治
——孔儒经济是“吃人”经济，是根本无“自主”可言的经济
——孔儒文化是“酱缸”文化，是根本无“自由”可言的文化
——孔儒传统消解了毛泽东、共产党一切走向“现代”的努力 黎 鸣
为什么历代的极权专制统治者全都那么青睐孔丘，并“爱鸟及乌”而始终青睐孔孟的儒家？这个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奥秘终于被我发现了，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孔丘及其儒家为历代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们创立了一个永远“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并从而形成了一个永远“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
如果我今天都已经说出来了，而中国人还仍旧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只能认为，现今中国人的“脑袋”真是彻底地无可救药了。
或许，我只能期待不知多少代之后未来的中国青少年了。但有一点，我决不悲观，我坚信，孔儒给中国人带来的两千多年的黑暗的历史时代，终将结束，而且为时决不会超过21世纪中叶，人类文明历史的光明终将照亮中国大地。这种“光明”从哪里来？我认为从西方来，但也从中国古代的伏羲、老子来，以及从他们和我以及我们的共同的关于“人”的最新的学说——《人学》中来。这是后话。
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之中，孔丘、孔子、孔庙、孔儒、儒家、儒学、儒教、儒家文化、儒家文明、儒家历史，儒家传统，等等等等，在历代中国人的嘴上、身上、心上，无不打下了极深极深的烙印，并同时在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留下了几乎难以发生任何变化的极深极深的语言习惯、行为习惯、思维习惯，以及等等等等的种种（实际上极不文明的）习惯，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人整体的习惯，即我们称作“儒家文化传统”，或简称“儒家天下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天下习惯”。
这种整整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的“天下习惯”是什么呢？有谁能够“一言以蔽之”么？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在经过了近五十年的观察、研究和思考之后，我能“一言以蔽之”。我能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儒家传统”是个什么样“一言以蔽之”的“天下传统”，或者说是个什么样“一言以蔽之”的“天下习惯”。按照“一言以蔽之”的限定，我将会说它是个“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和“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而且“权力通吃”和“无公可言”是互成因果的“一言以蔽之”。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在我们的前面，关于中国的“天下传统”是什么的问题，至少近代有过三位著名的中国人曾经说出过他们的“一言以蔽之”的结论。他们是哪三位呢？而他们的“一言以蔽之”的结论又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
这三位是：李宗吾（1879—1943），鲁迅（1881—1936），柏杨（1920—2008）。
而他们的“一言以蔽之”的结论则分别是：“厚黑”，“吃人”，“酱缸”。
坦白地讲，我今天的回答与上面三位的回答是具有密切关系的，他们的回答既启发了我，又促使我作出了更综合、更全面、更准确的回答，为什么我可以如此说呢？
我的“一言以蔽之”的回答是：“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和“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说得更明确一点：中国人的“天下传统”即“儒家传统”，而“儒家传统”又称中国人的“天下习惯”，如果称之为“天下传统”，即“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如果称之为“天下习惯”，即“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所谓“天下传统”，也就是“天下习惯”；而现在我又要指出，“权力通吃”，与其互成因果的本质即“无公可言”。下面，我即来解释“权力通吃”与“无公可言”，以及它们与上述的“厚黑”、“吃人”和“酱缸”等等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权力通吃”呢？这句话很好理解，即指：如果一个人“有权”，那么他就将必然“有钱”，而且还将必然“有名”，总之，“一言以蔽之”，“有权就有一切”。同时，也可以更扩大来针对一个“国家”而言，国家“权力”不仅可以通“吃”国家政治，还可以通“吃”国家经济，更可以通“吃”国家文化。更说白了，谁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谁就可以“通吃”国家的一切，这其实也即是说，那就是“谁”的“国家”。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很好理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说白了，这个国家，永远是王的，包括中国人的“国”字，也是由囗和王组成，而且王居中，手握一点。那一点是什么？那一点即是“权力”。
什么叫“无公可言”呢？所谓的“公”有三：公正，公平，公开，所以很好理解，所谓“无公可言”，即是指：既没有公正政治可言，也没有公平经济可言，同样也没有公开文化可言。它同样可以既针对个人的传统和习惯，也可以针对国家整体的传统和习惯。很显然，“无公可言”的个人固然可怕，然而“无公可言”的“国家”则不仅可怕，而简直就是永远恐怖的“地狱”。
为什么说“权力通吃”的互成因果的本质即等同于“无公可言”呢？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一个人类的“社会”，其中的政治不“公正”，其中的经济不“公平”，其中的文化不“公开”，那么如此的后果，就将必然是：“有权就有一切”，这时候的“权力”将必然是惟一暴力的“权力”，它当然地在除了可以“吃”人们的政治权利之外，还可以“吃”人们的金钱财富，更可以“吃”人们的文化声望了，这不是“权力通吃”是什么？反过来也同样，能够“权力通吃”者，也必然是“无公可言”者。正是因此，它们之间“互成因果”。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也即中国人的儒家传统，也即中国人的“天下习惯”，即是“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即是“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呢？
这一切还得从孔丘为中国人奠定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说起。
按照孔丘儒家的“教导”，中国人为什么而活着呢？
为既得权力利益者的“礼乐”而活着，这个“礼乐”是统治者根据“天命”、“血缘”、“宗法”、“人治”、“极权”、“专制”的原则而设定的。
为“亲亲尊尊”而活着，为“亲”，所以需要“孝悌”，为“尊”，所以需要“忠恕”。
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活着，为“君君臣臣”，所以必须“臣为君隐”，为“父父子子”，所以必须“子为父隐”。
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活着，“畏天命”，所以必须认为“自然”（真理）不可知，“畏大人”，所以必须认为“社会”（真理）不可知，“畏圣人之言”，所以必须认为“智慧”（真理）不可知。
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活着，“非礼勿视”，所以必须一切按照“权力”所指去看；“非礼勿听”，所以必须一切按照“权力”所指去听；“非礼勿言”，所以必须一切按照“权力”所指去言；“非礼勿动”，所以必须一切按照“权力”所指去行动。
归纳上面所述，孔丘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提倡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是“亲亲尊尊长长”，换言之，即“亲既亲，尊既尊，长既长”，请注意，这里的“既”是“既得权力利益者”之“既”，说白了，中国人的一切，都应该按照“既得权力利益者”的“命令”去言、去行、去思，而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可供选择。
我请问我所有亲爱的同胞们，上述孔丘及其儒家的“价值观”不是正明明说的就是“权力通吃”么？不是正明明说的就是“无公可言”么？这里除了一“亲”之“私”，一“尊”之“私”和一“长”之“私”之外，还能够容纳得下社会之中千千万万家老百姓的一个“公”字么？
请问，孔丘及其儒家提倡了“天下”（社会）的“权力”的“公正”么，提倡了“天下”（社会）的“财富”的“公平”么？提倡了“天下”（社会）的“文化”的“公开”么？很明显，孔丘及其儒家完全都只有“既得权力利益者”们的“一亲、一尊、一长”的极端的“私”呀。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孔丘及其儒家明明全都是在维护“权力既得利益者”们对于“权力”的极端的“私有”呀。
对于如此一个“权力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极端“私有”的中国及其漫长的历史来说，它的“天下传统”怎么可能会不是“权力通吃”呢？又怎么可能会不是“无公可言”呢？
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不难理解：
李宗吾先生为什么会说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厚黑”的历史“传统”。只是在我看来，李宗吾先生所讲的“厚黑”，首先指的即应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政治”的“厚黑”，“官场”的“厚黑”，“权力”的“厚黑”。中国历史之中的政治怎么可能不“厚黑”呢？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政治”，完全都是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礼乐”、“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一人”朝廷的政治、“一家”朝廷的政治、“一党”朝廷的政治，完全都是毫无任何（社会平等）“公正”可言的“政治”，它当然只能“厚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政治“厚黑”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呀：暴杀、冤杀、错杀，暴政、苛政、错政，言论罪、思想罪、文字狱，等等等等，在中国的何时何地不是比比皆是呢？
所以，我们也当然不难理解：
鲁迅先生为什么会说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吃人”的历史“传统”。只是在我看来，鲁迅先生所讲的“吃人”，首先指的即应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经济”的“吃人”，“商场”的“吃人”，“财富”的“吃人”。中国历史之中的经济怎么可能不“吃人”呢？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经济”，完全都是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礼乐”、“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为了“一人”朝廷的经济、为了“一家”朝廷的经济、为了“一党”朝廷的经济，完全都是毫无任何（社会自主）“公平”可言的“经济”，它当然只能“吃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经济“吃人”的事例同样是举不胜举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这在中国历史书上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描述；不要说太远，仅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据说当时就曾饿死了近四千万中国人。
所以，我们也当然同样不难理解：
柏杨先生为什么会说中国的历史“传统”是“酱缸”的历史“传统”。只是在我看来，柏杨先生所讲的“酱缸”，首先指的即应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文化”的“酱缸”，“情场”的“酱缸”，“学问”的“酱缸”。中国历史之中的文化怎么可能不“酱缸”呢？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文化”，完全都是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礼乐”、“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为了“一人”朝廷的文化、为了“一家”朝廷的文化、为了“一党”朝廷的文化，完全都是毫无任何（社会自由）“公开”可言（而惟一只有孔儒所提倡的“隐”）的“文化”，它当然只能是“酱缸”。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酱缸”的事例更同样是举不胜举呀：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学说），不知道什么是“逻辑”，中国人满脑袋都只有孔儒的“亲尊长”，而根本就容不下“真善美”。中国人有“文”、有“史”、有“数”、有“工”、有“农”、有关于种种的“术”，就是没有“文学”、没有“史学”、没有“数学”、没有“工程学”、没有“农学”、没有关于从种种“术”中升华成功的“学”，说白了，中国人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学说”的民族，不仅没有“科学”，而且甚至没有“科学之母”的“哲学”。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全都在“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中国人的孔儒的“儒学”，根本就是一个拒绝“真理”、拒绝“思想”、拒绝“逻辑”的货真价实的“伪学”呀。如此“伪学”垄断的中国人的“文化”，能够不成为“酱缸”么？
“厚黑”的政治，实质在无（人人平等的）“公正”。源自暴力的“权力”在“天命”、“礼乐”、“血统”、“宗法”、“人治”、“极权”、“专制”的孔儒的“亲尊长”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传统”之下，自然可以永远地“吃”——吞噬所有中国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吃人”的经济，实质在无（人人自主—民主的）“公平”。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吃饭”的小农经济，原本就是为彻底垄断的封建“私人”权力的政治服务的，权力垄断者的予夺予取、横征暴敛、杀鸡取卵，根本就没有任何“公法”的限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王”们的“无法无天”是当然的现实，掌握了“权力”的“王”们何止“吃”经济、“吃”财富，实质上是在任性地“吃”人。
“酱缸”的文化，实质上在无（人人自由的）“公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事实上坚持的就是孔丘提倡的“隐”文化，也即“为亲者隐”、“为尊者隐”、“为长者隐”的“文化”，严格地说，这不是“人”的“文化”，而是“动物”的“无文化”。真正人类的“文化”应该是现代人类“社会”之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总之是“自由”也即完全“公开”的“文化”。请问我亲爱的同胞们，如此完全“公开”从而“自由”的“文化”，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曾经有过吗？完全没有，中国人永远都只能有不“自由”的“文化”，也即完全不“公开”的“隐文化”。如此的“文化”，它能够是人类的“文化”吗？不可能，它只能是“非人”的动物的“文化”，而“动物”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不是“酱缸”又能是什么呢？完全可以认定，正是实质上由孔儒所主张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和“礼乐”传统所完全决定的极少数人的“私有”的“权力”，把中国人的真正人类的“文化”全都“吃”光了呀！
下面我们即按照这种思路，来反思一下中国近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看看将会有什么样必然的结果？或者，我们还可以不妨问一问自己，在中国近现代发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究竟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呢？如果是失败了，那么又是因为什么而“失败”了呢？
尽管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取得了“领导”中国人的绝对优势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确实是成功了、胜利了；但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原来的“纲领”，以及他们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总的“目标”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否仍然是成功了、胜利了呢？
历史的回答显然是相反的，并不是“成功”了、“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停滞”了。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除了在赶跑了“帝国主义”，取缔了“半殖民主义”两方面可以说是“成功了”之外，可是在政治上却仍旧留下了大量类似中国过去“封建主义”（血缘、宗法、人治、极权）的“潜规则”，而在经济上则近来正在愈来愈向着过去曾经要求打倒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靠拢，更加上在中国愈来愈呈现的大量“四不像”（不像封建主义、不像资本主义、不像殖民主义、不像社会主义）的“文化”。总之，从现今中国总的“社会”状况来看，我们确实很难认为，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获得“成功了”，或“胜利了”。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做出这种判断，因为事实上历史本身已经有了“判断”，而是应该总结出之所以“不成功”、之所以“没胜利”的真正历史的原因。我认为，通过对中国历史全面的反思，我确实已经发现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
事实上，我在过去的一篇讨论“究竟是谁打败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文章之中已经谈到，尽管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是以“反孔”和“反中国（儒家）传统”发家的，但是中国历史结果的最终，不是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孔儒”、打败了“中国的（儒家）传统”，而是完全相反，而是“孔儒”、“中国的（儒家）传统”打败了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
按照今天文章的内容，则可以明白地作出结论：
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最终打败孔丘及其儒家的“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并没有最终打败孔丘及其儒家的“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而是相反，他们反而愈来愈“归顺”了“权力通吃”的“天下传统”、反而愈来愈“归顺”了“无公可言”的“天下习惯”，他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自己最初发起“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封建传统”的“初衷”，却反而更向儒家的“权力通吃”、“无公可言”的“天下传统”和“天下习惯”靠拢，有了客观上向中国旧的历史“复辟”的倾向。
说到底，是孔儒的传统消解了毛泽东、共产党对于一切关于“现代”的努力，在孔儒传统的面前，无论过去的国民党，还是今天的共产党，全都是精神领域“战场”上“孔儒”手下的败将。能不能看清楚这一点，将是中国人未来有没有新的希望的关键。
说到底，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最终的“障碍”，就是孔儒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散播在所有中国人心灵之中的永远“权力通吃”、永远“无公可言”的习惯观念的“精神障碍”。我希望我亲爱的同胞们能够最终“自醒”。只有消除了上述“精神障碍”的中国人，才是真正有希望的中国人；只有由消除了上述“精神障碍”的中国人组成的中国，才是真正有希望“崛起”的东方新的中国。（2010,9,5.—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