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简介：
唐纳，原名唐庚，男，1980年出生于广西玉林，后移居广东深圳。
著名“80后”诗人，“80后”诗歌运动重要参与者。97年开始诗歌创作，早期作品散见于《诗刊》、《诗选刊》、《星星》、《扬子江》、《青年文学》等刊物，2001年后主要出现于诗江湖、蓝星、赶路、广东诗人俱乐部等网络论坛，作品选入《港深两地诗选》、《80后诗歌档案》、《赶路》、《中国新诗年鉴》、《2008-2009中国诗歌双年巡礼》等书。个人主要作品集有：《一滴水晶》、《TFD》、《一笔抹杀》、《玛戈皇后》。
唐纳个人创作年表：
1997年，开始诗歌写作，作品《针线》发表于《中学生报》。
1999年，加入民间诗歌团体“漆”诗歌沙龙，以“漆”沙龙成员作品见于《漆诗刊》。
2000年，与诗人方为、莫蓝合作出版诗集《一滴水晶》，为中国第一本纯“80后”诗选结集，被艾青诗歌馆永久
收藏。
2001年，与诗人方为、老刀共同主持早期“80后”网络诗歌论坛〈小长老〉，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等
诗歌刊物。
2002年，参与早期80后诗歌出场运动，作品收入《独立—E世代诗人作品选》。同年出席广西首届青年诗会，会
上作关于断代性诗歌发展的批判引与论争。
2004年，与著名“80后”诗人丁成、啊松、阿斐等建设“80后”重要诗歌论坛《蓝星》，并于此后一直作为《蓝
星》诗歌核心成员身份出现。
2006年，参加“2006’首届蓝星•庐山诗歌峰会”，与诗人丁成、阿斐合集《三个人的天空》。
2007年，诗作及个人访谈选入《80后诗歌档案》，个人作品集《玛戈皇后》结集出版。
2008年，创造长诗《荒年》，被评为中国《赶路》诗刊“三星诗人”，诗歌作品受到《赶路诗刊》“刺破青天”
栏目大篇幅推介。同年其它作品收入《广西文学》“第二届广西诗歌双年展”。
2009年，受邀出席“首届中国御鼎诗歌高峰论坛”，会上与丁成、蒙晦、阿斐等80后诗人针对伊沙、徐江等人的
诗歌而提出强烈批判，与沈浩波、伊沙、徐江等中国著名诗人进行了关于新世纪汉语诗歌创作的论争。
唐纳主要作品：《刺客列传》、《结局》、《照相师的回忆片断》、《青春之歌》、《荒年》、
《祖国一年》、《我是鬼》等
踽踽独行者
宋：我不喜欢客套的,杂就直接进入访谈的主题吧,我们并不熟悉,希望问你的问题不会让你难于回答.
唐：我刚好喜欢你这样的真诚与真实，粉墨登场的过程，能够当真的也许只有表演者本身，在旁人看来，我们的对白与唱腔不过是一出无聊的戏剧罢了。
宋:首先咱们也根据这本书的本意来谈论一下所谓的80后吧!你算是比较早活跃在圈子里的80后,你怎么看待这个称谓?你认为这个词对于80后诗人有没有意义?
唐：你的问题里面有几个很显眼的关键词：80后、圈子、意义。关于80后的看法，我想用好朋友丁成在很多年前曾经说过的话来表达：“80后的出场就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个人意义之上。这种群体出场对于诗歌现场来说应该是好事！80后的命名或许不是太恰切，但这仅是一个认知符号而已！“80后”是否科学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命名下的负载！”
时至现在，我仍然同意他的看法．继承与排斥的反感悖论曾经让我们讨论以至争论得太多，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刚好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今天旧话重提，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懂得了行走的意义，在这个命名的负重之下，我们行走的本身是不是已经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呢？
关于圈子，我觉得诗歌从来就只存在于圈子之中。给一个圈子命名，就如同给塞里尼昂的一种蘑菇命名那么简单，如此而已。关键是，谁有足够的勇气站着说话。
关于意义，我想用蒙德里安的话来表达：“对于新的时代精神来说，过去的艺术无疑是多余的，新艺术则是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它用一种明确的方法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平衡所赖以存在的法则”。
宋:你现在很少写诗歌了,但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对诗歌的探索和热爱!你早期走上诗歌的动力现在肯定不能作为原初动力来支撑你的创作!你现在能不能再找到一个动力来还原当初的疯狂呢?
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维克多·雨果的《光与影集》，他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代数含在天文里，而天文则紧挨着诗歌；代数包含在音乐里，而音乐也紧挨着诗歌。他的话正好与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不谋而合。诗歌是一门艺术，可以有无数种表现方式。这样的表现，最终会回归到一个精神层面上的简单元素的微妙组合与剥离。我这样说，也许显得有些过于故弄玄虚，举个例子吧。鲍伯·威尔楚仑（BOB VERCHUEREN）在不断剥橘子皮，或将绿叶从枝上摘去的过程就远比其展现给世人的作品《土豆皮》所表现的东西更具艺术化。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充满急切地看到结果的过程更有诗意。文字是一个结果，诗歌是这个过程里短暂的永恒。我写得少了，那是因为我用别的方式表现得多了。我从来不怀疑自己对诗歌的虔诚，她是我封存在内心的一个最完美的场所。
说起诗歌的动力，我想从来都是因为生活。生活里，有坎坷、病痛、友谊、爱情以及无时不在的现场，这些都是值得我去表现的内容。我不是天才，也没有“救世情节与白日梦”，在我的身上曾一度表现的疯狂一半是因为年轻，另一半是来源于骨子里无法排解的悲观意识。用我博客上的话来形容我自己，“我同时执着于寻求生命的意义，是虚无，还是与虚无对立；是沉实的或是化解沉实；是依靠群体的绵延伸至永恒，还是自成一格，化身万物。终归一死，结局的唯一性与过程的戏剧性矛盾的统一为人生。所以，我把过程当结局，我没有最终。我只是把玩着属于自己的年华------”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感觉自己内敛了，但我想内心的火焰仍然在烧。是的，在烧。
宋：在你的<<最后的场所>>里我看到你的引言:写作，是一个人可能成为一个人的最后的场所。我当时想到了艾略特的几句诗歌<<终结>>终结从现在开始/那些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都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现在你能不能在回忆一下当时你写下那个引言时的心情?
唐：我清楚地记得，2002年的秋天，啊松啊松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我当时的状态：“这位具有翩翩美少年风度的年轻诗人其实一直怀着一种尖锐的渴望对诗歌进行一场异乎寻常、与以往的任何时代、任何派别争斗迥然有别的批判！当我们坐着小板凳，围着小桌子在楼顶上聊天，他常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措手不及的观点和批评：诗不等于文学！对以往的怀念、对一些流逝的人与物的无中生有的感伤，让唐纳在诗歌中一直想方设法努力在表达某种珍贵与值得珍惜的东西，而时代的影响让唐纳一直在深切地体会到一种对传统的接受与排斥的反感式悖论，唐纳在现阶段一直被其深深困惑。”
这样的困惑一直持续到2004年10月，丁成的评论《诗歌的动力学启示》完稿，丁成的批评像一枚长刺，毫不留情插入我的内心，我痛得冷汗淋漓。痛，是我当时最真切的感觉。漂离，崩溃，骤歇，徘徊、怀念······所有一切都让我感觉到诗歌与我产生的距离，这种丧失的痛感反而让我清醒，让我得到勇气。所以到最后，我才答应丁成，尝试着为自己的诗歌经历做一个梳理。至于其他的，那就要问丁成了，如果他还保留着我们那段时间交流的记录的话，哈哈。
宋：在你没有写这个自我总结之前你是不是有过放弃诗歌的想法?
唐：有。这个世界太迷人了，在我的身上，存在太多不稳定的因素，艺术与机遇都不确定。我将每一次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当做是一次冒险，我每次都说服自己，一定有一个理由让我坚持完成，而我对精神永恒的渴望又是如此可笑。我想，我哪天不想写就不写了，一切自然而然。但，我现在还在写，不是吗？（笑）
宋：在你大学期间什么东西都你的诗观影响最大?前辈中谁对你的诗歌风格产生过影响?同辈中人谁对你影响最大?
唐：这是个很泛的问题，用程光炜的话来说，诗歌是个“不知所终的旅行”，沿途的风景与方向也许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我想，大学几年里对自己诗观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生活的经历与思想的变化吧。至于影响我写作的前辈，很多，在我的视野范围内，一些名字让我永远无法释怀：海子、骆一禾、西川、欧阳江河、于坚、发星、伍迁······
而同龄人中，他们真实的笑脸与温暖的友谊成为我踽踽前行中不灭的灯盏，方为、啊松、丁成、阿斐、老刀还有活跃在《蓝星》论坛上的众多人物，他们的名字将随着岁月的磨砺而更加熠熠生辉。
宋：你喜欢摇滚,你认为摇滚的精神和诗歌的精神有没有近似之处?特别是中国现在的摇滚和诗歌的处境简直是惊人的相似,几乎大部分都处于地下状态,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玻璃瓶里的王八__情景光明但没有出路!但是诗歌和摇滚都在坚持,并没有因为艰难而放弃行走!你认为这两者之间走到今天的地步是由什么造成的?
唐：摇滚与诗歌都是人类精神的理想国，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愉悦的器官也不一样。金斯堡和鲍伯·迪伦就像一对亲兄弟；吉米·莫瑞森告诉世人他在写诗；从普雷维尔和博里斯·维昂的诗里总可以嗅到民谣或爵士乐的气息。即使它们在不同的表现层面上多么地繁琐和复杂，在具本操作上多么地琐屑和具有具体针对性，但在本质上这些都可以归纳为个人精神追求中极至与纯粹的内核部分。
提到当下中国摇滚与诗歌的处境，你认为是晦暗没有出路的，我倒不这么认为。中国的诗歌与摇滚都曾浮燥地表面地热闹过，缺乏热情的热闹仍然是一个没有建设性的平庸的时代！“它让一切事物都继续存在，但又狡猾地把它们的意义掏空。它不是达到一场暴动的顶点，而是把一切关系的内在现实都归结为一种反思的张力，这种张力使一切都继续存在，但将整个生活都弄得模棱两可；因此，每事每物都继续存在，同时，通过一种辩证的欺诈，每事每物又隐蔽地提出一种它并不存在的神秘的解释”（基尔凯郭尔语）。这样的现象，我想一定会让一些人感觉到沮丧、不安、以至于怀疑。在这样一个没有乐观预言的时代，中国人整体的生命形态开始随它的文明一起趋于萎顿，而“个人主义意识”的膨胀又让摇滚与诗歌的精神继承了下来。它们终将回归到少数人，回归到个人精神追求中极至与纯粹内核部分，这恰恰是我所看到的希望。
宋：我发现许多搞文字的人的道路惊人的相似,开始都是年少轻狂喜欢抒情,后来会发现许多平常人看不到的真实历史,转而开始执著的热爱文学,甚至妄图用批判和叛逆唤醒许多人心中的良知,在后来经历许多事经历许多坎坷和磨难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无助,这必然会引起悲观情绪在心里滋长,在后来只要不是太极端的人都会慢慢的把一切看淡转而让自己走向一个开阔澄明的超脱境界.其实我感觉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必然过程.而你一直比较坚持表达自己,在执著_悲观_超脱这几个境界中你认为你现在走到超脱了吗?
唐：你的观点只适合于那些普通的写作者，你忽略了那些存在过的天才。对于天才而言，他们一瞬间的燃烧是毁灭也是永恒，从来没有固定的程式。我不是天才，但我没有终止过对他们的追随，比如对凡高、荷尔德林、与尼采。你说，我能超脱吗？至于悲观，我感觉就像是生命中流淌的血液，无法止歇。
宋：我对诗歌入门时间不长,不敢说太多的诗歌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旁敲侧击可以通过其他东西来感受你对诗歌的狂热.比如我从爱情上得到一个结论:如果种种偶然一个坚定的求爱者认为一个自己独一无二的对象出现了,并且对方也会有和他一样的感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产生强烈的感情是必然的.这强烈的感情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结构.我用自己的化学专业来解释这个事情:两种元素在合适的条件下会发生化合反应,一旦反应后两者都不在是原来的物质了,因而也再不可能和其他近似的元素再发生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震撼心灵的爱情,爱情对于个人幸福而言当然是命脉所在,一旦失去或者被迫放弃,那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并且只有少数人能真正了解爱并尝试这甜蜜的疼痛的幸福.而我坚持认为爱情和诗歌是一脉相通的,把上面的想法反推到诗歌身上我想也完全适用.真正的诗人会被缪斯占据并改变,而诗人本身也会对诗歌的弱点不断的攻击进而改变诗歌影响诗歌.你怎么看我这个诗歌门外汉的这个不恰当的比喻?
唐：你一下子举了两个例子，让我感觉到你对这个问题的郑重其事。简单一点说，你提到了一个诗歌创作上关于阶段性批评与反省的问题。诗人对自身的批评与反省是最基本的创作道德。像你上一个问题所提到的，对于写作者，大部分人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自身批评与反省的结果。而过程，会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价值观的变化而无法简单概述。我深深着迷于那些带给我审美层次上有所感召的东西，一支曲子、一幅绘画、或者一个美丽女人的身体，这一切都会给我的写作带来影响，让我的表达由此而产生改变。但如果说，狂热是因为被某一东西所完全占据，那样的感觉我没有尝试过，也许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足够纯粹的诗人。
宋：你是一个悲观的人,而我恰恰也是一个悲观的人,在我写给解渴的几句话里曾经表明了我的悲观意识:"这世界本身说到底还是沉默的，愤怒和喧嚣最终还得回归沉寂，因为这些东西扰乱物质本质，只有静默才能使人回归本身．在万籁的环境中人才能和自己交谈，思考自身存在与物质的最终价值．但同时沉默也是对死亡，孤独，神灵的认可，也更是对生命的认可．谁同意生命就必须同意死亡，要想到达这本真境界就必须学会静默．＂不知道死的人是条可怜虫＂｛贝多芬语｝作为人，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者就一定要学会死亡，作为人要有一个强大的隐蔽的悲观思想作为自己的后盾，而真正的悲观不是消极的，这是对自身相对宇宙的局限性的深刻洞察．只有这样才能上升为一种悲闵意志．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自身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偏见与放肆．" 我的悲观并不是彻底的悲观,但我感觉你的悲观和消极是从骨髓里向外蔓延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悲观?你认为你能把自己的悲观上升为诗歌里的悲悯意识吗?
唐：世界上永远有这样一种人，面对世界微笑，背对世界流泪，不因为世界的黑暗，而拒绝微笑。还有一种人恰好相反，面对世界流泪，背对世界微笑，不因为世界的微笑，而拒绝黑暗。对前一种人，我充满了敬意；对后一种人，我也充满了敬意。但我想，我不属于二者，因为我没有这样的高度。我的悲观与消极只是我人生经历与思维蜕变的一个侧影，我无法刻意将其上升为诗歌里的悲悯意识。在我的意识中，悲悯本来就是一种哲学高度。而文学历上深怀悲悯意识的诗人屈原、丘逢甲、泰戈尔······他们都是令我一生仰望的伟大山峰。当然，尽管有时候表面上多么地玩世不恭，但我在面对诗、创作诗时，骨子里头还是浸淫着严肃和真诚的，对诗歌的严肃和真诚也许才是我应该坚持下去的。
宋：你如何看待死亡?
唐：我很努力地活着，这就是看待死亡的观点。虽然我曾经很多次濒临死亡，但我还是觉得，死亡不应该来得太早。至于别人的死，我为他们高兴，如果死是一种重生的起点的话。
宋：如今的主流文学已经彻底的大众和底层人民,写丁成的那个随笔里说到过这些东西.现在的文学已经完全是小人文学和媚俗文学.假如有人在诗歌里表达对众生的关怀并且对政治等东西批判,你认为这会损害诗歌的本质吗?是不是革命口号的延续?现在的诗歌大都缺乏"血性"而没有愤怒就不会有真正的血性和激情,我并不是说有这些就一定是好诗歌,没有这些就一定是不好,但关键是诗歌是不是应该在反对口号和价值承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唐：哈哈，刚才的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去问问丁成。他的诗歌与评论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回答，而且是很好的回答。
宋：你认为激情外露是不是好诗歌?
唐：激情，真挚，理想永远是诗歌的纯粹品质。你所说的激情的外露对于诗歌而言，是不是就像我们藏在柜子里久久舍不得喝的那瓶二锅头？二锅头是不是好酒呢？虽然我很少喝，但我认为好。
宋：你怎么理解诗歌的张力和文本的内爆力?你现在内心还有没有存在主义式的焦灼不安和对人生的无奈?
唐：你的问题都有些沉重，前一个，涉及到诗歌研究尺度的深浅，我很少就这样的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我的阅读与写作常常都是凭直感而为，用个比喻吧，我所理解的诗歌的张力就像泡泡糖，让人感觉甜蜜，还能有吹出大泡泡的惊喜。而文本的内爆力，应该是一口气，隐藏其中的一口气。
另一个问题，我想我的回答应该与很多同龄人相似，对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对创作上的持续试验将是现阶段影响我们的最大因素。
宋：当你写完你的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个文章后会不会有精神上的虚脱感?比如写好<<最后的场所>>后是什么感觉?
唐：有。有时候是一种个人存在的沉痛感、荒谬感和摧毁感，有时候是一种释放，一种内心能量释放之后的轻松。诗歌如同其他的艺术创作，画画的人完成一个作品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创作的过程很顺利，完成之后会有尝试到少有的愉悦。
宋：你对诗歌还有没有野心?当然这个野心不是进入历史或者其他,而是专指你对诗歌对自己本身的超越.
唐：野心？如果欧阳江河那种高峰体验状态下不断粉碎自己的写作过程是一种野心的体现的话，我当然有。我渴望自己也能做一个时常使人震惊的诗人，这样的震惊来源于我对自身文本的超越。
宋：大学毕业之后生活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影响到你的诗歌创作?
唐：大学毕业，开始的是另一段人生。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精神的理想到生活的琐碎，内心的自我放逐在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彻底。《城市断章》、《抱抱深圳吧》等一系列的短诗都是我对当时人生思考与生存状态的呈现，如果拿大学期间的长诗《20世纪叙事：当我的头发遮住时间之眼》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到我内心的变化。
宋：大学毕业后你的生活一直不稳定,这也带来了你写作的不稳定,甚至近一年很少见你写什么新作品了!贡布罗维奇在《杂文集》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你能够将贡布罗维奇的流亡观同你自己的作一下比较吗？当然在这里所说的流亡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而是你精神上的漂泊感,和你现在的生活状况!
唐：精神归属的沦丧与生活状况的不理想是我们这拨人的共同遭遇，你问我这样的问题，也许不是因为我的遭遇与经历比较特别。我喜欢你的提法，“精神上的漂泊感”，这让我忽然想起米兰·昆德拉，那个思想虚幻的捷克人。也许米兰·昆德拉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漂泊者，但形式上的流亡是精神漂泊的最好借口。我觉得贡布罗维奇的流亡观可以这样理解，诗歌写作经验的更新、生长、与不稳定性是诗人自身精神追求的一场苛刻的考验，诗人幻想着自己的诗歌展开生活的无限可能，无意识地将自我意识引向更新鲜的境地。这是一种摈弃与追求，但并非与生俱来价值观与写作观，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我曾一度焦虑于现实生活的窘迫，但后来再回过头去，发现自己真正的蜕变恰恰来源与这些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我反而变得坦然了。很多人都为创作付出过必须的代价，不管这样的代价，是大还是小。
宋：你的文集里面的文学作品，有些是小说。我想你年轻时期喜爱文学，曾经可能想过写小说，毫无疑问你的青春是残酷的,你有没有想过用一部长篇小说来总结自己的青春?
唐：想过，但我现在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青春太短暂了，这样说虽有矫情的嫌疑，我想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现场的体验上。至于总结，到将死的时候我会写一篇完整的回忆录留给自己。
宋：思考导致受难，受难促进思考，这个观点对你适合吗?
唐：周星驰语录中有一句：人不思考，与咸鱼有什么分别？只是“受难”这个词，太过沉重了。我是个达利迷，10平米的出租房里挂着达利的照片。每次深夜回家，看见他庄重的神色与手中巨大的十字架，便想起生活中永远流逝的美好时光，那仿佛是一个很深的陷阱，我至今没有从中找到那只闪耀的圣杯。
宋：那你觉得自己最想通过作品表达什么？
唐：我的世界与我的理想。
宋：深圳这个地方让你得到了什么?
唐：如没有魔法的大便王子般游荡游荡在理性的深南路上，看到很多穿着很少胸脯很大的MM擦身而过，而我不止的流着鼻血轻轻叹息燕南路那家小龙虾每每人满为患却那么多人身上穿着十块钱的外衣，华强北那条牧羊犬闲来无事陪伴刚刚失业的我晒一晒难得灿烂的太阳，天桥下已经堵塞了三个时辰的汽车总忍不住骂娘的司机大爷，每天深夜在阳台上一碗康师傅方便面糊弄一篇十来页的广告手稿，偶尔拨动已经生锈的木吉他弦想一想自己的未来，谁能清楚地告诉我，深圳这个地方让你得到了什么？
宋：将来有什么打算?
唐：如果可以活得更自由，那就自由一些。如果可以写得更自在，那就自在一些。最大的愿望，希望自己健康起来。
宋：最后你最想对自己说点什么?
唐：还是用老杰的话来结束吧。岁月如烟个人不幸但人类依然世代绵延；白云苍狗紫陌红尘而诗歌必将生生不息！所有这一切，诗歌为我们做证-----
唐：我刚好喜欢你这样的真诚与真实，粉墨登场的过程，能够当真的也许只有表演者本身，在旁人看来，我们的对白与唱腔不过是一出无聊的戏剧罢了。
宋:首先咱们也根据这本书的本意来谈论一下所谓的80后吧!你算是比较早活跃在圈子里的80后,你怎么看待这个称谓?你认为这个词对于80后诗人有没有意义?
唐：你的问题里面有几个很显眼的关键词：80后、圈子、意义。关于80后的看法，我想用好朋友丁成在很多年前曾经说过的话来表达：“80后的出场就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个人意义之上。这种群体出场对于诗歌现场来说应该是好事！80后的命名或许不是太恰切，但这仅是一个认知符号而已！“80后”是否科学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命名下的负载！”
时至现在，我仍然同意他的看法．继承与排斥的反感悖论曾经让我们讨论以至争论得太多，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刚好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今天旧话重提，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懂得了行走的意义，在这个命名的负重之下，我们行走的本身是不是已经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呢？
关于圈子，我觉得诗歌从来就只存在于圈子之中。给一个圈子命名，就如同给塞里尼昂的一种蘑菇命名那么简单，如此而已。关键是，谁有足够的勇气站着说话。
关于意义，我想用蒙德里安的话来表达：“对于新的时代精神来说，过去的艺术无疑是多余的，新艺术则是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它用一种明确的方法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平衡所赖以存在的法则”。
宋:你现在很少写诗歌了,但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对诗歌的探索和热爱!你早期走上诗歌的动力现在肯定不能作为原初动力来支撑你的创作!你现在能不能再找到一个动力来还原当初的疯狂呢?
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维克多·雨果的《光与影集》，他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代数含在天文里，而天文则紧挨着诗歌；代数包含在音乐里，而音乐也紧挨着诗歌。他的话正好与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不谋而合。诗歌是一门艺术，可以有无数种表现方式。这样的表现，最终会回归到一个精神层面上的简单元素的微妙组合与剥离。我这样说，也许显得有些过于故弄玄虚，举个例子吧。鲍伯·威尔楚仑（BOB VERCHUEREN）在不断剥橘子皮，或将绿叶从枝上摘去的过程就远比其展现给世人的作品《土豆皮》所表现的东西更具艺术化。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充满急切地看到结果的过程更有诗意。文字是一个结果，诗歌是这个过程里短暂的永恒。我写得少了，那是因为我用别的方式表现得多了。我从来不怀疑自己对诗歌的虔诚，她是我封存在内心的一个最完美的场所。
说起诗歌的动力，我想从来都是因为生活。生活里，有坎坷、病痛、友谊、爱情以及无时不在的现场，这些都是值得我去表现的内容。我不是天才，也没有“救世情节与白日梦”，在我的身上曾一度表现的疯狂一半是因为年轻，另一半是来源于骨子里无法排解的悲观意识。用我博客上的话来形容我自己，“我同时执着于寻求生命的意义，是虚无，还是与虚无对立；是沉实的或是化解沉实；是依靠群体的绵延伸至永恒，还是自成一格，化身万物。终归一死，结局的唯一性与过程的戏剧性矛盾的统一为人生。所以，我把过程当结局，我没有最终。我只是把玩着属于自己的年华------”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感觉自己内敛了，但我想内心的火焰仍然在烧。是的，在烧。
宋：在你的<<最后的场所>>里我看到你的引言:写作，是一个人可能成为一个人的最后的场所。我当时想到了艾略特的几句诗歌<<终结>>终结从现在开始/那些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都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现在你能不能在回忆一下当时你写下那个引言时的心情?
唐：我清楚地记得，2002年的秋天，啊松啊松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我当时的状态：“这位具有翩翩美少年风度的年轻诗人其实一直怀着一种尖锐的渴望对诗歌进行一场异乎寻常、与以往的任何时代、任何派别争斗迥然有别的批判！当我们坐着小板凳，围着小桌子在楼顶上聊天，他常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措手不及的观点和批评：诗不等于文学！对以往的怀念、对一些流逝的人与物的无中生有的感伤，让唐纳在诗歌中一直想方设法努力在表达某种珍贵与值得珍惜的东西，而时代的影响让唐纳一直在深切地体会到一种对传统的接受与排斥的反感式悖论，唐纳在现阶段一直被其深深困惑。”
这样的困惑一直持续到2004年10月，丁成的评论《诗歌的动力学启示》完稿，丁成的批评像一枚长刺，毫不留情插入我的内心，我痛得冷汗淋漓。痛，是我当时最真切的感觉。漂离，崩溃，骤歇，徘徊、怀念······所有一切都让我感觉到诗歌与我产生的距离，这种丧失的痛感反而让我清醒，让我得到勇气。所以到最后，我才答应丁成，尝试着为自己的诗歌经历做一个梳理。至于其他的，那就要问丁成了，如果他还保留着我们那段时间交流的记录的话，哈哈。
宋：在你没有写这个自我总结之前你是不是有过放弃诗歌的想法?
唐：有。这个世界太迷人了，在我的身上，存在太多不稳定的因素，艺术与机遇都不确定。我将每一次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当做是一次冒险，我每次都说服自己，一定有一个理由让我坚持完成，而我对精神永恒的渴望又是如此可笑。我想，我哪天不想写就不写了，一切自然而然。但，我现在还在写，不是吗？（笑）
宋：在你大学期间什么东西都你的诗观影响最大?前辈中谁对你的诗歌风格产生过影响?同辈中人谁对你影响最大?
唐：这是个很泛的问题，用程光炜的话来说，诗歌是个“不知所终的旅行”，沿途的风景与方向也许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我想，大学几年里对自己诗观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生活的经历与思想的变化吧。至于影响我写作的前辈，很多，在我的视野范围内，一些名字让我永远无法释怀：海子、骆一禾、西川、欧阳江河、于坚、发星、伍迁······
而同龄人中，他们真实的笑脸与温暖的友谊成为我踽踽前行中不灭的灯盏，方为、啊松、丁成、阿斐、老刀还有活跃在《蓝星》论坛上的众多人物，他们的名字将随着岁月的磨砺而更加熠熠生辉。
宋：你喜欢摇滚,你认为摇滚的精神和诗歌的精神有没有近似之处?特别是中国现在的摇滚和诗歌的处境简直是惊人的相似,几乎大部分都处于地下状态,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玻璃瓶里的王八__情景光明但没有出路!但是诗歌和摇滚都在坚持,并没有因为艰难而放弃行走!你认为这两者之间走到今天的地步是由什么造成的?
唐：摇滚与诗歌都是人类精神的理想国，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愉悦的器官也不一样。金斯堡和鲍伯·迪伦就像一对亲兄弟；吉米·莫瑞森告诉世人他在写诗；从普雷维尔和博里斯·维昂的诗里总可以嗅到民谣或爵士乐的气息。即使它们在不同的表现层面上多么地繁琐和复杂，在具本操作上多么地琐屑和具有具体针对性，但在本质上这些都可以归纳为个人精神追求中极至与纯粹的内核部分。
提到当下中国摇滚与诗歌的处境，你认为是晦暗没有出路的，我倒不这么认为。中国的诗歌与摇滚都曾浮燥地表面地热闹过，缺乏热情的热闹仍然是一个没有建设性的平庸的时代！“它让一切事物都继续存在，但又狡猾地把它们的意义掏空。它不是达到一场暴动的顶点，而是把一切关系的内在现实都归结为一种反思的张力，这种张力使一切都继续存在，但将整个生活都弄得模棱两可；因此，每事每物都继续存在，同时，通过一种辩证的欺诈，每事每物又隐蔽地提出一种它并不存在的神秘的解释”（基尔凯郭尔语）。这样的现象，我想一定会让一些人感觉到沮丧、不安、以至于怀疑。在这样一个没有乐观预言的时代，中国人整体的生命形态开始随它的文明一起趋于萎顿，而“个人主义意识”的膨胀又让摇滚与诗歌的精神继承了下来。它们终将回归到少数人，回归到个人精神追求中极至与纯粹内核部分，这恰恰是我所看到的希望。
宋：我发现许多搞文字的人的道路惊人的相似,开始都是年少轻狂喜欢抒情,后来会发现许多平常人看不到的真实历史,转而开始执著的热爱文学,甚至妄图用批判和叛逆唤醒许多人心中的良知,在后来经历许多事经历许多坎坷和磨难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无助,这必然会引起悲观情绪在心里滋长,在后来只要不是太极端的人都会慢慢的把一切看淡转而让自己走向一个开阔澄明的超脱境界.其实我感觉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必然过程.而你一直比较坚持表达自己,在执著_悲观_超脱这几个境界中你认为你现在走到超脱了吗?
唐：你的观点只适合于那些普通的写作者，你忽略了那些存在过的天才。对于天才而言，他们一瞬间的燃烧是毁灭也是永恒，从来没有固定的程式。我不是天才，但我没有终止过对他们的追随，比如对凡高、荷尔德林、与尼采。你说，我能超脱吗？至于悲观，我感觉就像是生命中流淌的血液，无法止歇。
宋：我对诗歌入门时间不长,不敢说太多的诗歌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旁敲侧击可以通过其他东西来感受你对诗歌的狂热.比如我从爱情上得到一个结论:如果种种偶然一个坚定的求爱者认为一个自己独一无二的对象出现了,并且对方也会有和他一样的感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产生强烈的感情是必然的.这强烈的感情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结构.我用自己的化学专业来解释这个事情:两种元素在合适的条件下会发生化合反应,一旦反应后两者都不在是原来的物质了,因而也再不可能和其他近似的元素再发生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震撼心灵的爱情,爱情对于个人幸福而言当然是命脉所在,一旦失去或者被迫放弃,那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并且只有少数人能真正了解爱并尝试这甜蜜的疼痛的幸福.而我坚持认为爱情和诗歌是一脉相通的,把上面的想法反推到诗歌身上我想也完全适用.真正的诗人会被缪斯占据并改变,而诗人本身也会对诗歌的弱点不断的攻击进而改变诗歌影响诗歌.你怎么看我这个诗歌门外汉的这个不恰当的比喻?
唐：你一下子举了两个例子，让我感觉到你对这个问题的郑重其事。简单一点说，你提到了一个诗歌创作上关于阶段性批评与反省的问题。诗人对自身的批评与反省是最基本的创作道德。像你上一个问题所提到的，对于写作者，大部分人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自身批评与反省的结果。而过程，会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价值观的变化而无法简单概述。我深深着迷于那些带给我审美层次上有所感召的东西，一支曲子、一幅绘画、或者一个美丽女人的身体，这一切都会给我的写作带来影响，让我的表达由此而产生改变。但如果说，狂热是因为被某一东西所完全占据，那样的感觉我没有尝试过，也许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足够纯粹的诗人。
宋：你是一个悲观的人,而我恰恰也是一个悲观的人,在我写给解渴的几句话里曾经表明了我的悲观意识:"这世界本身说到底还是沉默的，愤怒和喧嚣最终还得回归沉寂，因为这些东西扰乱物质本质，只有静默才能使人回归本身．在万籁的环境中人才能和自己交谈，思考自身存在与物质的最终价值．但同时沉默也是对死亡，孤独，神灵的认可，也更是对生命的认可．谁同意生命就必须同意死亡，要想到达这本真境界就必须学会静默．＂不知道死的人是条可怜虫＂｛贝多芬语｝作为人，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者就一定要学会死亡，作为人要有一个强大的隐蔽的悲观思想作为自己的后盾，而真正的悲观不是消极的，这是对自身相对宇宙的局限性的深刻洞察．只有这样才能上升为一种悲闵意志．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自身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偏见与放肆．" 我的悲观并不是彻底的悲观,但我感觉你的悲观和消极是从骨髓里向外蔓延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悲观?你认为你能把自己的悲观上升为诗歌里的悲悯意识吗?
唐：世界上永远有这样一种人，面对世界微笑，背对世界流泪，不因为世界的黑暗，而拒绝微笑。还有一种人恰好相反，面对世界流泪，背对世界微笑，不因为世界的微笑，而拒绝黑暗。对前一种人，我充满了敬意；对后一种人，我也充满了敬意。但我想，我不属于二者，因为我没有这样的高度。我的悲观与消极只是我人生经历与思维蜕变的一个侧影，我无法刻意将其上升为诗歌里的悲悯意识。在我的意识中，悲悯本来就是一种哲学高度。而文学历上深怀悲悯意识的诗人屈原、丘逢甲、泰戈尔······他们都是令我一生仰望的伟大山峰。当然，尽管有时候表面上多么地玩世不恭，但我在面对诗、创作诗时，骨子里头还是浸淫着严肃和真诚的，对诗歌的严肃和真诚也许才是我应该坚持下去的。
宋：你如何看待死亡?
唐：我很努力地活着，这就是看待死亡的观点。虽然我曾经很多次濒临死亡，但我还是觉得，死亡不应该来得太早。至于别人的死，我为他们高兴，如果死是一种重生的起点的话。
宋：如今的主流文学已经彻底的大众和底层人民,写丁成的那个随笔里说到过这些东西.现在的文学已经完全是小人文学和媚俗文学.假如有人在诗歌里表达对众生的关怀并且对政治等东西批判,你认为这会损害诗歌的本质吗?是不是革命口号的延续?现在的诗歌大都缺乏"血性"而没有愤怒就不会有真正的血性和激情,我并不是说有这些就一定是好诗歌,没有这些就一定是不好,但关键是诗歌是不是应该在反对口号和价值承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唐：哈哈，刚才的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去问问丁成。他的诗歌与评论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回答，而且是很好的回答。
宋：你认为激情外露是不是好诗歌?
唐：激情，真挚，理想永远是诗歌的纯粹品质。你所说的激情的外露对于诗歌而言，是不是就像我们藏在柜子里久久舍不得喝的那瓶二锅头？二锅头是不是好酒呢？虽然我很少喝，但我认为好。
宋：你怎么理解诗歌的张力和文本的内爆力?你现在内心还有没有存在主义式的焦灼不安和对人生的无奈?
唐：你的问题都有些沉重，前一个，涉及到诗歌研究尺度的深浅，我很少就这样的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我的阅读与写作常常都是凭直感而为，用个比喻吧，我所理解的诗歌的张力就像泡泡糖，让人感觉甜蜜，还能有吹出大泡泡的惊喜。而文本的内爆力，应该是一口气，隐藏其中的一口气。
另一个问题，我想我的回答应该与很多同龄人相似，对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对创作上的持续试验将是现阶段影响我们的最大因素。
宋：当你写完你的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个文章后会不会有精神上的虚脱感?比如写好<<最后的场所>>后是什么感觉?
唐：有。有时候是一种个人存在的沉痛感、荒谬感和摧毁感，有时候是一种释放，一种内心能量释放之后的轻松。诗歌如同其他的艺术创作，画画的人完成一个作品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创作的过程很顺利，完成之后会有尝试到少有的愉悦。
宋：你对诗歌还有没有野心?当然这个野心不是进入历史或者其他,而是专指你对诗歌对自己本身的超越.
唐：野心？如果欧阳江河那种高峰体验状态下不断粉碎自己的写作过程是一种野心的体现的话，我当然有。我渴望自己也能做一个时常使人震惊的诗人，这样的震惊来源于我对自身文本的超越。
宋：大学毕业之后生活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影响到你的诗歌创作?
唐：大学毕业，开始的是另一段人生。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精神的理想到生活的琐碎，内心的自我放逐在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彻底。《城市断章》、《抱抱深圳吧》等一系列的短诗都是我对当时人生思考与生存状态的呈现，如果拿大学期间的长诗《20世纪叙事：当我的头发遮住时间之眼》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到我内心的变化。
宋：大学毕业后你的生活一直不稳定,这也带来了你写作的不稳定,甚至近一年很少见你写什么新作品了!贡布罗维奇在《杂文集》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你能够将贡布罗维奇的流亡观同你自己的作一下比较吗？当然在这里所说的流亡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而是你精神上的漂泊感,和你现在的生活状况!
唐：精神归属的沦丧与生活状况的不理想是我们这拨人的共同遭遇，你问我这样的问题，也许不是因为我的遭遇与经历比较特别。我喜欢你的提法，“精神上的漂泊感”，这让我忽然想起米兰·昆德拉，那个思想虚幻的捷克人。也许米兰·昆德拉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漂泊者，但形式上的流亡是精神漂泊的最好借口。我觉得贡布罗维奇的流亡观可以这样理解，诗歌写作经验的更新、生长、与不稳定性是诗人自身精神追求的一场苛刻的考验，诗人幻想着自己的诗歌展开生活的无限可能，无意识地将自我意识引向更新鲜的境地。这是一种摈弃与追求，但并非与生俱来价值观与写作观，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我曾一度焦虑于现实生活的窘迫，但后来再回过头去，发现自己真正的蜕变恰恰来源与这些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我反而变得坦然了。很多人都为创作付出过必须的代价，不管这样的代价，是大还是小。
宋：你的文集里面的文学作品，有些是小说。我想你年轻时期喜爱文学，曾经可能想过写小说，毫无疑问你的青春是残酷的,你有没有想过用一部长篇小说来总结自己的青春?
唐：想过，但我现在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青春太短暂了，这样说虽有矫情的嫌疑，我想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现场的体验上。至于总结，到将死的时候我会写一篇完整的回忆录留给自己。
宋：思考导致受难，受难促进思考，这个观点对你适合吗?
唐：周星驰语录中有一句：人不思考，与咸鱼有什么分别？只是“受难”这个词，太过沉重了。我是个达利迷，10平米的出租房里挂着达利的照片。每次深夜回家，看见他庄重的神色与手中巨大的十字架，便想起生活中永远流逝的美好时光，那仿佛是一个很深的陷阱，我至今没有从中找到那只闪耀的圣杯。
宋：那你觉得自己最想通过作品表达什么？
唐：我的世界与我的理想。
宋：深圳这个地方让你得到了什么?
唐：如没有魔法的大便王子般游荡游荡在理性的深南路上，看到很多穿着很少胸脯很大的MM擦身而过，而我不止的流着鼻血轻轻叹息燕南路那家小龙虾每每人满为患却那么多人身上穿着十块钱的外衣，华强北那条牧羊犬闲来无事陪伴刚刚失业的我晒一晒难得灿烂的太阳，天桥下已经堵塞了三个时辰的汽车总忍不住骂娘的司机大爷，每天深夜在阳台上一碗康师傅方便面糊弄一篇十来页的广告手稿，偶尔拨动已经生锈的木吉他弦想一想自己的未来，谁能清楚地告诉我，深圳这个地方让你得到了什么？
宋：将来有什么打算?
唐：如果可以活得更自由，那就自由一些。如果可以写得更自在，那就自在一些。最大的愿望，希望自己健康起来。
宋：最后你最想对自己说点什么?
唐：还是用老杰的话来结束吧。岁月如烟个人不幸但人类依然世代绵延；白云苍狗紫陌红尘而诗歌必将生生不息！所有这一切，诗歌为我们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