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八九）：一个患了两千年“脑残疾”的民族 黎 鸣
—— 一个彻底丧失了理论建树能力的民族
——孔儒连根摧毁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能力
——孔儒的习惯势力是如何让中国人受到“脑残疾”的严重伤害的
——孔儒的“习惯”就是“禁言、禁行、禁思”、“畏言、畏行、畏思”的习惯
——“禁言、禁行、禁思”、“畏言、畏行、畏思”就是人类大脑的“自残”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曾谈到：“脑残者，无药医也。”可见“脑残”疾病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我认为，更是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症结啊！因为在我看来，人类中的一切有害自身的问题，全都可以归结为自身的智慧出了问题。诚如英国人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只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之一；现在我更可以说：丧失了智慧，即是丧失了人类文明的全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文明始终陷于停滞发展的状态，其中的关键即在于中国人的智慧停滞了发展，而智慧停滞发展的问题，即是中国人患了“脑残”疾病的问题。
中国人患了“脑残”疾病吗？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来看，我认为是的，中国人确实已经严重地患上“脑残”疾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从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愈来愈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以及至今也无能创立自己的科学学说、无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确是大范围地患上了人类罕见的“脑残”疾病了。根据我的近四十多年的研究，我基本上认定，中国人的“脑残”疾病，主要发生在大脑“软件”运用的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孤立地“独尊儒术”、“尊孔读经”，也即是说，长期以来孤立地运用“孔儒”的大脑“软件”，终于造成中国人的大脑已经严重地匮乏正常的人类思维的能力了。非常明显的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根本就不能从事发现真理的哲学思考，根本就不能从事发明真实的科学和技术的思考，也同样根本就不能从事创造真诚的美学的艺术的思考，这从中国人的大量有“术”而无“学”的文化状态，即能够得到证明：中国人的大脑确实是已经患上严重的“脑残”疾病了。
虽然主要患病的是大脑的“软件”，但也确实难以完全肯定，中国人大脑的“硬件”是否就一定是完好无损的。由于时间拖延得太长，竟然长达两千多年，所以中国人大脑的“硬件”究竟有没有受损的问题，这还真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如果以人脑来比电脑的话，比如说一台电脑运用了有毒的软件，电脑的运行就将明显地出现故障，甚至经常地“死机”；这时候，如果及时地删除有害的软件，并重新对电脑硬盘格式化，下载正常的软件，这样一来，电脑就将又可以正常地工作了。问题在于，如果长期以来始终都只孤立地运用有毒的软件，电脑的“硬件”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损伤呢？我看很难保证完全不受到损伤。如果也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国人的大脑的话，我看也同样难以完全保证，中国人的大脑硬件，不会受到长期以来孔儒有毒软件遗传的大脑疾病的损害。至少是已经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大脑运行的极坏的历史“习惯”。
换言之，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和“尊孔读经”的中国历史，中国人的大脑完全都是只运用了孔儒有毒的人类大脑“软件”，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大脑普遍的“脑残”疾病，这种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情的。而有待证实的是，中国人的大脑硬件是否也同时受到了伤害呢？这一点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的确值得关注。或许，即使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已完全杜绝了孔儒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下一代人的伤害，我们也很可能还将需要经过若干个世纪，才可能真正保证中国人的子孙们的大脑硬件完全恢复正常；更遑论中国人还又在发傻，还又要继续坚持孔儒“脑残”的“文化传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彻底地批判孔儒，以及坚决地杜绝孔儒对中华民族下一代人的伤害，这将是一件多么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啊，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一项多么重大而艰巨的历史责任啦！
中国人严重地匮乏建立科学理论的能力，这从自然科学不能在中国首先发生的历史事实即已经可以得到相当大程度的证实了。如果说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中国人没有能力建构科学的理论，这应该是已经非常明确的结论，那么，在近代接触了西方文化约两个世纪之后的中国又如何呢？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还依旧缺乏建构科学理论的最基础的能力。一个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中国人之中仍旧没有产生过一位真正像样的哲学思想家，而且在全面科学的领域，中国人的理论水平也同样依旧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甚至还比不上周边的日本。
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深深地问一问自己：我们中国人的理论水平低下的原因究竟会是什么呢？在经过了近四十多年的研究之后，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问题即在于中国人的历史，在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历史。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连根地摧毁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最深刻的“罪魁祸首”。不要说中国人严重地匮乏理论建树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甚至连最起码的理性思维的能力也都不具备，且不要说“文化水平”原本就不高的普通中国人，即使有着中级，甚至高级，例如具有大学、研究生学历的“文化水平”的中国人，也同样严重地匮乏最基本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的非常漫长的“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历史，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化的传统，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长期以来的“尊孔读经”的语言的习惯、行为的习惯、思维的习惯，进而政治的习惯、经济的习惯、文化的习惯，总之，中国人所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习惯，它们确实是世界上最顽固、最腐朽、最愚蠢的历史“习惯”，这种种的最顽固、最腐朽、最愚蠢的习惯的势力，可以说，最后全都最集中地凝固在所有中国人的“大脑”运行的历史习惯之中。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顽固的腐朽的愚蠢的孔丘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习惯，实际上即是把中国人全都引导到非常错误地运用自己的大脑的极坏的习惯，这种“习惯”深深地、严重地败坏了中国人的“大脑”，造成了中国人几乎普遍地患上了匮乏“理性”营养的“脑残”的疾病，而对于这种中国人特有的“脑残疾病”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根本就没有得到过任何中国人自身的关注，所以直到今天，中国人全都还仍旧在呼吸着“孔儒文化”的有毒的“空气”、还仍旧在汲取着“孔儒文化”的有毒的“水份”、还仍旧在坚持着“孔儒”的有毒的“文化”的历史“习惯”。这种顽固的、腐朽的、愚蠢的、有毒的“文化”的历史“习惯”是什么呢？它们是如何让中国人受到“脑残”疾病的严重的伤害的呢？经过我近四十多年的研究，我把这种种孔儒的极坏的历史“习惯”，归纳为如下的“外三种”和“内三种”，总共六种。
首先谈“外三种”。
何为“外三种”？即发生在“人心”外部丛林“天下”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政治权力治理的“禁言”、“禁行”和“禁思”的（外部）“习惯”。
外一种“习惯”：“禁言”的“习惯”，也即“防口如防川”、“祸从口出”、“以言定罪”的“习惯”，说白了，这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人人的嘴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上了说话“封条”的“习惯”，能有自觉加上“封条”习惯的人就将可以“免祸”，而不能有自觉加上“封条”习惯的人就将很有可能会有一天突然“祸从天降”。两千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国土上，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因为这张嘴说话不小心而丢了性命？这一点，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罄竹难书”，遇难的“冤魂”数不胜数。也正是因此，“防口如防川”、“祸从口出”和“以言定罪”才终于成为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永远代代相传的深刻的历史习惯。当年孔丘杀少正卯的“罪状”，其中即包括了“以言定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即是“言论有罪”；少正卯之死，是由于孔丘当上了官，而且孔丘刚上任不到七天，即“以言定罪”而让少正卯身首异处。很显然，这种“禁言”的中国历史“习惯”正与孔儒密切相关。
外二种“习惯”：“禁行”的“习惯”，也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习惯”，说白了，这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人人的手，也包括人人的身体，必须严格按照“礼乐”的规矩行动，多做事，少惹事，说话可以惹祸，做事不当同样可以惹祸。在中国，有权即有一切，没有权即丧失一切。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基本上早就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人”的权利。孔丘杀少正卯，也同样具有“禁行”的口实：“性辟而坚”、“顺非而泽”，可见，“禁行”的中国历史“习惯”也同样与孔儒密切相关。
外三种“习惯”：“禁思”的“习惯”，也即“独尊儒术”，一切按照儒家的“教导”进行思考的“习惯”。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尊孔读经”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加上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建立，年轻人的“读书”惟一只读“四书五经”，中国的文人也基本上都是儒家文人，他们写出来的几乎全部的“作品”，也几乎全都是孔儒的思路、孔儒的腔调、孔儒的延伸。中国的文人，几乎是千人一面，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已经充分地证明，两千多年来，多少亿人的脑袋最终也没有可能跑出“孔儒”的“手心”。在中国，孔丘的“手心”实际上远比如来佛的“手心”要大得多，他的手心铺满了全中国，更延伸了两千多年，笼盖了数十、数百、数千亿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灵。孔丘杀少正卯，心思不“正”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罪因”：“心达而险”。中国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不仅要管制中国人的“嘴”和“手”，也同样要管制中国人的“心”。可见，“禁思”的中国历史“习惯”，也同样缺少不了与孔儒的密切的关系。
除了上述的“外三种”，也即“外三禁”的有害的历史“习惯”之外，还更有如下的“内三种”，也即“内三畏”的有害的历史“习惯”：
内一种“习惯”：“畏言”的“习惯”，也即“畏天命”的“习惯”。什么是“畏天命”？孔丘的“畏天命”实质上即是认定“天命”永远不可知、不可变，任何人的命运，都是由“天”来决定，而“天下”的“礼乐”，则永远是由既得利益者、既得权力者的“血统”来决定，这其实即是说人的“身份”即是人的“宿命”，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孔丘的尊“礼”、畏天、信命，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礼乐”血统的永恒性提供依据，从而即事实上否定了存在任何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的可能性。为什么说“畏天命”即“畏言”呢？因为人类的“言”的最关键的功能在“言真”，也即“言真理”，而“畏天命”则永远地否定了一切的“真理”，所以实际上即是否定了“言说”真理的一切的可能性，从而其实质上也即造成“畏言”的“习惯”。这相当于从人们的内在心灵之中，就已经彻底地取消了“言真理”的价值，既然“言”无价值，何必“言”？“畏言”即不敢言，惟恐遭到无所不在的“天”的责罚；然而事实上，中国人的“畏言”，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外在既得权力者的动辄施暴的无法无天，如此“祸从口出”的“言”，中国人岂能不“畏”。
内二种“习惯”：“畏行”的“习惯”，也即“畏大人”的“习惯”，又称中国人“怕官”的“习惯”。中国老百姓在官、兵、警、匪面前的惊恐、局促、畏缩是全世界“出了名”的，中国近代史有著名的“三元里”的“三元怕”的成语：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怕官的历史“习惯”是长期以来孔儒教导的结果，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还仍旧极其“常见”，老百姓在官方压迫的情形之下，完全丧失了任何“抗争”的“手段”，媒体不行，因为媒体是官方的，即使有见义勇为的“记者”，很可能的却是“记者”也被抓；法律也不行，因为法院绝对是官方的，而且中国没有“三权分立”，即使有见义勇为的“律师”，很可能的却是“律师”也被抓；上访更不行，上官与下官，两头围追堵截，更产生了截访的“公司”，他们还可以从官方那里“赚钱”。两千多年来的孔儒把中国人教导成了永远乖乖挨宰的“绵羊”，可以被随便打、杀、抢、占，但就是不敢有任何反抗的意识，包括任何可能反抗的能力。什么叫做中国的“老百姓”？其实质，即是可以任意地被“宰割性”，是乖乖的“老拨性”，即可以随意地被当官的“拨”来“拨”去的“绵羊”们。
内三种“习惯”：“畏思”的“习惯”，也即“畏圣人之言”的“习惯”，又称中国人只有“记忆力”，却严重地匮乏“理解力”和“推理力”的“习惯”。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的脑袋自古以来即以“博闻强记”著称，“子曰圣言”背得滚瓜烂熟，“成语典故”更是出口成章，非常欠缺的却是自己的“思考”，既不敢有自己的“观念”，更不敢有自己的“见解”，中国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既发现不了自然的真理，更不敢信有社会的真理，至于思维自身的逻辑——思维的真理就更是茫然无知。为什么？因为孔儒从来就不讲任何“真理”，更不讲任何的“逻辑”，更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讲理”，而惟一只“讲礼”，正是因此，中国人也只能从来就不会“讲理”，而惟一只会“讲礼”，可是“讲礼”的结果，中国的老百姓在“大人”、“圣人”的面前，就更是“畏思”了；而完全相反，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既得权力者们，却可以肆无忌惮、蛮横无理于中国的“溥天之下”；这样一来，普通的中国人就更只能“畏思”了。
在一个外部“禁言”、“禁行”、“禁思”的“国家”，而却又在一个内部“畏言”、“畏行”、“畏思”的“民族”及其个人，在如此上下其手、内外夹攻的长期以来的“天下”形势之中和之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脑想要不“脑残”也是不可能的了，为什么？中国人的大脑全都被荒废了、被搁置了、被冷落了、被报销了、被残废了。
人类的智慧，进而具体的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获得进步和发展的呢？说实在的，人类除了说话、行为和思考这三种活动之外，还能够具有其他的任何的手段和途径吗？没有了啊！然而孔儒的“文化传统”，却既从外部“禁锢”了中国人的言、行、思，又从内部让中国人“畏惧”了言、行、思，那么我要请问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作为“人”还“活”什么“命”呢？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命”吗？你们是一群多么可怜的、可悲的、可笑的、愚蠢的“动物”啊！！！你们还算是“人”吗！一个不能、不许、不敢“言”、“行”、“思”的人，他还能够称作是“人”吗？他怎么可能会有“人”的“模样”呢？
我上面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我们就不说过去，我请问我亲爱的同胞，就说今天，我们今天有言论的自由权利吗？我们今天有新闻传播的自由权利吗？我们今天有思想自由的权利吗？我们今天有出版、结社的自由权利吗？我们就像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依然是没有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呢？您仅仅是咒骂当今的当局，有用吗？没用啊！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它来自我们传统的政治体制啊！它同样来自中国的每一个人自身的生活的深深的习惯啊！！！
我请问我亲爱的同胞们，这种传统的政治体制从哪儿来的呢？从孔儒的“亲亲尊尊长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等等等的历史传统的“习惯”而来的呀！！！为什么我们就是改不了呢？仅仅是统治者们的“习惯”吗？不是啊，那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孔儒遗传的“习惯”啦！！！谁当上了统治者，谁都将会是这种样子。
刚刚过去的9月28日，是孔丘诞辰2561周年的“纪念日”，海峡两岸全都进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我要请问，我们纪念孔丘的什么呢？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他给予了我们中国人“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他给予了我们中国人“假仁假义”的“非道德观”，他给予了我们中国人完全错误的“教育观”，他给予了我们中国人完全错误的“知识观”，他给予了我们中国人完全错误的思维观，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作“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道德家”。按照今天文章的说法，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把我们中国人全都变成了“脑残”疾病的严重“患者”，我们今天“纪念”他，难道是为了感谢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把我们中国人的子子孙孙全都变成了“脑残疾”患者不成？？？
中国人啦，我亲爱的同胞们啊，你们是何等地不明事理啊！！！
中国人还将永远跟随着孔丘及其儒家，继续走患“脑残疾”的历史之路么？中国人的大脑已经“自残”了两千多年了，难道还要把大脑“自残”的历史继续进行下去么？
什么是人类大脑的“自残”？“禁言、禁行、禁思”、“畏言、畏行、畏思”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类大脑的“自残”。中国人听从孔丘及其儒家的“教导”，已经“禁言、禁行、禁思”、“畏言、畏行、畏思”了两千多年了，所以中国人的大脑只能变得“残疾”了，孔丘就是中国人大脑“自残”的祖宗。中国的统治者为什么要代代“尊孔”，代代“独尊儒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永远大脑“自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轻易地施行他们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永远“天人合一”、永远“内圣（剩）外王”的“天命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封建的）政治统治了。
如果到了今天，我们还不能看到历代中国统治者们的这一点点的“阴谋”，还看不到孔丘及其儒家的实质上让中国人永远大脑“自残”的这种诱惑的“欺骗”，我们中国人就的确是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们中国人就只能永远心甘情愿地做世界上最无知、最无能、最无耻、最劣等的民族了。
醒醒吧，我最亲爱的同胞们啊！！！（2010,9,3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