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0年被称为“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与传播的元年”。争夺话语权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为此，《环球时报》国际论坛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察哈尔学会合作，就中国话语权现状、当前误区及未来之策展开讨论。

　　中国的话语权到底怎么了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这些年来，中国在海外正面临着的一个“形象固化”问题。比如美国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往往指认中国在全世界掠取资源，或指责中国的产品质量差，又或者认为中国随着其国力的增长变得日益嚣张。所以看上去，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已经被固化，而且很难改变。这就给中国公共外交提出了更新的任务，中国需要向外国公众传递真实的信息，需要掌握必要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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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关于话语的质量，30多年来，中国从未对国际社会贡献过核心的话语和核心的概念。中国一直在学习，在强调与国际接轨，但中国却没有让自己优势的话语转化为国际主流的话语，比如奥巴马说弃核，国际上就热炒，事实上类似的观点中国已经说了多年。另外，中国制定国际议题和国际规则的能力也十分弱，只能被动去接西方的话语。第四，中国人的国际身份地位是被定位的，比如，被认定是“利益攸关方”等。总之，现在中国的话语力无法承担起为中国崛起所应该赢得的合法性、正当性，使得中国陷入结构性的弱势当中。

　　江肃京（北京媒体人）：中国真的没有话语权吗？那要看是谁的话语权。从个人层面来讲，现在中国有像成龙、章子怡等国际明星，还有一些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这与30年前比是质的变化；在经济及企业层面，从g8到g20，中国在imf投票权的增大，也说明中国在经济话语权上不小的飞跃；在媒体及社会舆论层面，外国媒体转载中国媒体越来越多，话语权也在缓慢增长。所以，真正话语权衰落的可能是在政府层面。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重回新中国前30年的“世界革命”状态。但是，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政府必须利用规则，循序渐进但也要迅速地恢复中国官方在世界上的话语影响力。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在对外传播时，现在我们更注重官方的主流话语，而不太注重与西方世界老百姓的话语互动，因此无法撕开一个裂口以提高话语权。我一贯坚持，提升话语权是老百姓、学者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

　　认识话语权存在重大误区

　　赵可金（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副主任）：中国当前对国际话语权的认识还存在以下五种片面观点：一是将话语权当作“话语权利”，认为只要有权利讲话，就会有话语权。其实，话语权不是指是否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二是将话语权当作“权力话语”，认为只要国家实力增强了，话语权随之增强。事实上，话语权与经济、军事实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相关性，弱的一方也可能比实力强的一方更有话语权，比如梵蒂冈。三是将话语权当作“媒体权”，认为谁只要掌握媒体权，就会掌握话语权。在国际议题的设置上缺乏主动性等等，但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媒体。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掌握着全世界最庞大的媒体机器，但2001年以来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却迅速上升，美国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受到重大损伤。四是将话语权当作“软实力”，认为话语权取决于道德水准和文化实力。实际上，文化和历史的魅力是不会自动转化成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要想转化成为话语权还需具备战略支点，要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国际民间交流等众多渠道，将各方面的跨文化、跨国界交流整合起来，统筹协调各方面的资源，才能将文化软实力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五是将话语权当“外交能力”，认为话语权取决于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事实上，仅仅靠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短期可能会带来话语权提升，长期则不能巩固话语权。

　　江忆恩：中国给西方的印象是正在崛起中的、权威主义的国家，这个事实与所谓的和谐不符合。而“和谐世界”与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并不相容。比如，美国政府中很多人都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另外，西方的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对中国话语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需要采用不同的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国还需要注意，不要使自己话语多元化导致传递出相互抵触的信息。要相信这种多元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会使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一成不变的印象，但这种情况会导致当局发出权威声音的力度变小。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

　　江肃京：话语权的讨论容易理想化，以为让对方完全接受才是目标。中西差异如此之大，这很难实现。二是激进化，希望短时间内把话语权扭转过来，这也十分困难。三是宽泛化，谈及中国的话语权，到底是指中国政府还是民众、民间团体，我们要针对谁争夺话语权，这些都需要明确。

　　话语权建设重在国内

　　张胜军：中国的国家形象短期内不会发生巨大变化。未来中国需要走出一条新路，我们要先用话语征服自己，然后才能在世界上获得话语权。另外，如果中国能代表发展中世界的声音，而且是先进的声音，那么话语权就会有很大的改善。现代西方的话语权问题关键在于“西方中心论”。但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又比我们的反思要有力度。他们提出均衡性的发展、解决南北差异等议题，都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赞同。我们现在不能缺乏深入前沿思考的能力。

　　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从对内的角度看，国内话语权更重要，如果在国内失声，那么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近年来的谷歌、汶川地震、诺贝尔和平奖等事件都证明，如果我们自己提供的信息量不够，自然就容易被对方占据制高点。在对外方面，中国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化，但好莱坞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典型的中国故事，却从头到尾都是美国人的价值体系呢？这恰恰是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的方面，学会讲别人的故事，用西方人熟知的语言传播中国。

　　韩方明（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讨论话语权事实上是公共外交的重头事。2010年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与传播的元年。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公共外交研究热潮时，我们应该冷静下来，不要“一窝蜂”地“热闹”半天，然后无果而退。一是要夯实研究基础，切实地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进行全面、具体地研究梳理，尤其是要对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和提炼。二是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只有极少数大学开设了公共外交课程，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公共外交培训还是空白。这种状况严重不适应我国公共外交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要加强公共外交培训及教材建设，才能为公共外交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

　　（本文由王寅，尹航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