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人 婚 恋
王先金 编著
3-2 郭沫若的婚恋 (5)
附录1: 郭沫若与安娜
1916年8月郭沫若到东京一家教会医院,给去世的友人料理后事,并取回寄存的X光片。他匆匆穿过医院的走廊,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这位女护士用日本女性惯有的礼节,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并主动介绍了自己叫佐藤富子。当这位中国男青年说明来意后,佐藤富子的眼里竟然闪出了同情的泪花,她主动提出等她找出X光片后,再给这个中国人邮寄过去,这样他就不必为此而等待了。
郭沫若,中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创造社的开创者之一。而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医科的留学生。这位名叫佐藤富子的日本女子在4个月后成了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并改名叫郭安娜。 郭沫 若
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的一个大户人家里,因为家境富裕,他从4岁起就进入家塾接受传统教育,1912年进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1914年7月,他通过努力,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攻读医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自己国家的贫弱,郭沫若时常受到日本人的歧视。郭沫若有一句话说:“我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在日本受歧视的这段经历,深深地刺痛了敏感的郭沫若。
而这一天,在病院的走廊里,眼前的这位护士小姐,不仅没有歧视作为中国人的郭沫若,而且还对郭沫若好友的去世表示出关切和同情,这让原本孤独的郭沫若很受触动,同时也激荡起了郭沫若压抑已久的情感火花。郭沫若看到这位护士小姐,就一见钟情。安娜的这个体态呢,是在日本女子里边应该说是相当高,也比较丰满。她是一米六七左右,日本女人一般都比较矮,所以他心里边突突直跳。
郭沫若在后来写给田汉的信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我最初见了我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目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洁光。”
一个星期之后,在位于千里之外的冈山,郭沫若收到了安娜如约寄来的X光片,与X光片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封安娜用英文写成的亲笔长信,信中安娜用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安慰郭沫若。
佐藤富子在4个月后成了郭沫若的第二任
妻子,并改名叫郭安娜
安娜的家族,是仙台地区的有历史的大家族,比较奇特的背景,一个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以后,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安娜很小就受到这个影响,她也受过洗礼,也算是基督徒吧。
安娜21岁那年,母亲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知道后离家出走,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令安娜始料未及的却是,在这所教会医院里,她开始了自己浪漫却又苦涩的异国情缘。 佐藤富子(郭安娜)
安娜寄来的长信让郭沫若的内心激动不已,在反复看了这封英文长信后,郭沫若立即提笔回信,并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郭沫若,还是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是不会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特别是那个时候,日本青年不会是这样的性格的:一见钟情,去给她写情书,这种事情好像是在日本来说不可能的。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别与众不同吧,是特别浪漫的性格。
郭沫若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郭沫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五四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那种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在郭沫若的身上表达是很突出的。
带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郭沫若给安娜回信里大胆的爱情表白,让安娜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安娜觉得这个青年挺特别的,但开始就是说半真半假吧,跟他开始书信来往,他的爱情生活,爱情,就开始滋长吧。
冈山与东京相隔千里,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安娜和郭沫若连续通信40多次,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星期就有5次通信。这些写成情书形式的书信,成了郭沫若大胆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但两人始终以兄妹相称。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呢,一下子就烧起来了,而安娜呢,毕竟是那种封建家庭出来的女人,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才逐渐的升级,逐渐超越了兄妹,郭沫若主动进攻,对女性的那个渴求,安娜就是随他的意愿吧。
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写到:“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
9天后,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又写到:“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
附录2:郭沫若的两次婚外情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爱神维纳斯总是对诗人情有独钟,安琳也不例外。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安娜凭着女性的敏锐的直觉,看出郭沫若和安琳的关系似乎有些异样,回家后便问郭沫若个中究竟,郭沫若一一如实相告。
安娜问郭沫若:“你爱她吗?”
郭沫若回答:“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安娜又问:“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郭沫若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他说得很巧妙,很机智,但终究有些模糊、含混,让人不得要领,好像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谈论婚姻中的哲学或哲学中的婚姻。安娜要实际得多,她指着草席上睡熟的三子一女,对郭沫若说道: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以上所写根据郭沫若的自述《离沪之前》。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这些说法都同郭沫若的自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郭沫若和安琳在患难中产生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套用那个时候的时髦语言,就是“革命加恋爱”,或者是“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郭沫若在自述中承认他“爱”过安琳,不过这种“爱”仅限于“精神上的表现”,因而是“不充分的”。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把郭沫若和安琳描述为“当众性交”的色情狂,纯系恶意的歪曲,断不可信。因为郭沫若和安琳都是革命中人,革命队伍有严格的纪律,再说在兵荒马乱,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哪有那份闲情逸致?
前面已经说过,郭沫若当时对安娜十分感激,他把他们夫妻“爱的联系”视为“骨肉的联系”,视为“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总之看得无比重要和神圣。他一再说安娜是他永远的惟一的爱人。他把译作《浮士德》献给永远的恋人安娜。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郭沫若真心真情的流露,并无半点虚假。不过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他献给安娜的《浮士德》,其中一首诗《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给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郭沫若说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虽说是译诗,完全是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来表现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彼时彼刻,宛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诗人的情感世界里漾起了矛盾的微波: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郭沫若尽管身心不宁,还是和安娜去了日本。看来安琳并没有对郭沫若和安娜的夫妻关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她留给郭沫若的只是一段难忘的温馨而又浪漫的回忆。所谓“惟其爱才不结婚”,表现了对安琳的尊重与爱护,他不愿使她处在“第三者”的尴尬地位;这也表明了对安娜的敬重与依恋,他无意改变他和她夫妻关系的现实。
郭沫若在亡命日本的后期,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于立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经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为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聘任。不久她得了肺病,靠着《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边养病边工作。郭沫若和于立忱结识后,两人情意笃厚。在郭沫若眼里,于立忱就像一株大山朴,其叶如枇杷而更滑泽,其花如白莲而更芬芳。1936年12月16日的晚上,郭沫若曾约来东京作短期逗留的郁达夫一同去涩谷看望于立忱,于立忱和郭沫若当时互有诗作唱和。于立忱的一首七绝题为《咏风筝》: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郭沫若的和诗题为《断线风筝》: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恒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从两首唱和诗来看,于立忱的七绝隐含着忧戚哀怨,颇有些古代佳人自悲命薄的味道,郭沫若的和诗则似乎表现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某种愿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在东京的留日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当然不能坐视。于立忱稍稍有点活动,张季鸾便写信来要她回国,否则报社立即停发津贴。家道已经破落的于立忱只能听命于人,她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回到上海,两个月后自缢身亡,魂灵果然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永远消失在碧海晴天中……
谢冰莹把于立忱的死因归咎于郭沫若,她在《于立忱之死》那篇长文中,有一段她和于立忱在医院中谈话的记录,现摘引若干片断如下:
“三年前,他开始拼命地追求我,说他和安娜(郭的日本太太)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
“我当时真是昏了头。由于他是个富于革命性的作家,我佩服他,也同情他,唉!谁想到他竟是一个花言巧语,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大骗子。大姊,我上当了,我除了死,绝对没有脸见人!……”
立忱放声地大哭起来。
“放冷静!放冷静,理智一点。”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她。
“这种伤心事,我如何冷静下去?”
“好的,你继续往下说吧。”
“……我由于钦佩他,同情他,而盲目地爱上他;自从受骗失身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非常冷淡,我就知道上当了。但他这时正言厉色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摆脱安娜,我们两人回上海结婚。你腹中的一块肉,是我们两人的爱之结晶,我要负责到底,我不是善变心的人,你放一千万个心。近来我少来看你,为的安娜知道我在爱你,所以特别监视我很严,随便我到哪里,她都要跟踪。我只好偷偷地给你写信。’”
“到半月前,他来找我了,安娜并没有来,可见他说安娜跟踪的话,是不可靠的。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有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面目见人了!他吞吞吐吐地敷衍我,后来我逼他非具体答复我不可,他的真面目这才显出原形了,他说:‘只好暂时拿掉吧,反正你年轻,我也不老,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大姊,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大骗子,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想什么?”
“自杀!”
“立忱,千方不要再傻了,你如果自杀,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你为什么不用你那枝横扫千军的笔,把他的嘴脸,赤裸裸地描写出来呢?……”
“大姊,我恨透了他,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我是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有告诉她和郭这段丑事,你将来如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那时我早已离开了人间,随人家怎么说,我都不在乎了。”
这是立忱最沉痛的最后谈话。
很显然,谢冰莹在这篇文章中是以于立忱的密友和惟一知情人的身份出现的,但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问。
其一,郭沫若回国抗日是一件重大的政治行动,要冒极大的风险,谢冰莹却把它歪曲为一个桃色事件,说郭沫若是为了“借机摆脱他的日本太太和四个儿女”。此说如果成立,当年郭沫若为了摆脱与张琼华的婚姻羁绊,去国东渡,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逃婚”的性质,那么他为追求于立忱,借机摆脱与安娜的婚姻关系,就是第二次“逃婚”了。然而这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郭沫若的处世方略。郭沫若是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文坛巨子,而不是抱定爱情至上主义的殉情诗人,更不是只会舔女孩子脸上胭脂的贾宝玉,也许他会因为习性浪漫偶与别的女性在情感上有所缠系,这在文人尤其诗人中间并不少见,但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甘愿冒如此大的危险,迈出生命旅程中这样关键性的一步!如果郭沫若仅仅是为了和于立忱结婚而回到上海,恐怕国人也不会那么热烈地欢迎他。再说,如果郭沫若在安娜之外另找一个女人,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由于郭沫若在金文、甲骨文方面的卓越成就,曾有意将长女柳子许配给他,这牵扯到郭沫若“重婚”的问题,后来也就作罢了。现成的柳子小姐郭沫若并未染指,他何必在于立忱身上费那么大的老劲呢?
其二,于立忱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政治活动并被捕过,又是驻东京的记者,照谢冰莹的说法,她还有枝“横扫千军的笔”,“替别人写过不少路见不平,悲欢离合的故事”。于立忱显然很成熟,很能干,很精明,岂会轻易失身于郭沫若?她会那么简单?为了突出郭沫若的卑劣,证明他是玩弄与欺骗女性的高手,谢冰莹把于立忱描绘成了单纯幼稚、未谙世事、容易上当受骗的小姑娘,恐怕未必符合于立忱的实际情况。
其三,于立忱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一直由胞妹于立群照顾,既然她对郭沫若恨之入骨,又恐立群蹈其覆辙,她为何不将郭之为人亲口告诉嫡亲妹子,反劳他人(谢冰莹)日后转告呢?自家姐妹有什么伤心事不好说,有什么忠告不能叮嘱?再说,谢冰莹既受友人之托,当时为何不把所谓的“真相”如实告诉于立群,反而在事隔几十年之后,郭沫若和于氏姊妹均已作古,才披露于报端?这样做虽然占了死无对证的便宜,可以信口开河,但免不了“鞭尸”之嫌,何况无一个佐证说明她所述属实。
其四,谢冰莹基于反共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一向对革命与进步文艺界的旗手郭沫若多有抨击,如果上述文章所述确有其事,岂不正是攻击与丑化郭沫若的绝好材料,她为何守口如瓶,迟迟不加利用呢?难道她对她所“不齿”的“无耻文人”郭沫若真的那么“厚道”吗?
其五,退一步说,郭沫若和于立忱果如谢冰莹所言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恐怕也是两厢情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构不成于立忱自杀身亡的主要原因。“于立忱自缢”像一把火,谢冰莹要把它烧向郭沫若,而郭沫若在《洪波曲》里似乎有意要引向张季鸾。这个谜团只能用事实来破解,这段公案只能由历史来了结。不过,当时郭沫若得悉这一噩耗后的确异常悲痛,于立忱去世后10天他就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到上海仅四天又到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墓,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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