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我都涉猎过.大学本科专业学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在南大哲学专业任教时,我又到人大哲学系进修过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文革干校劳动时,我利用工余时间读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可以说,马恩列斯毛的主要著作,我大都读过,而且学的很认真,读书笔记足有两尺厚..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荠本的观点，我都有所了解。

马列主义付诸实践的过程.我也直接或间接地有所了解.我从少年起跟着共产党走，至今对中国革命历程也有将近七十年亲历的体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学习，使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扩大影响以及后来产生分歧和争论的情况。长期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评论工作，使我有机会跟踪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东西方两大阵营争斗的历程。就是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结果、影响、成败得失有一定的了解.

这两方面的个人经历,使我有可能运用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亦即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这一辨证逻辑较为科学有效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大系统各相关参项（亦即各基本观点）在系统中的地位及其相互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来破解“社会主义为什么遭到这么大的挫折失败?还有没有复兴的出路?”的难题。

退下来之后,我不仅有了进行这一研究的时间,还有了较为宽松的研究环境.不用被“命题作文”,不用送审对口径,基本上可以按照”三真”（真话、真实、真理）来做。

互联纲又为搜集材料和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

为了进行这项研究,我尽可能地弥补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我没有上过旧学堂,一开始就是在解放区共产党办的学校读书,对中国古代文化知之甚少,上班时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读大部头古书.退下来后我读了史记、资治通监以及一些先秦诸子的著述.过去上班时我重点研究的是国际政治关系,对西方国际政治关系论著了解一些,但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知之甚少甚浅,又化了些精力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尤其感到奥尔森的分利集团说、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关于市场经济两重性、双向运动说以及索罗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评对于研究这个问题颇有教益。

我之所以讲这些,不是吹嘘自已,而是要人们理解我下面的即席发言所说的一些看法,不是信口呲璜,不是随便脱口而出的感想式的意见。

对于苏共失去政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失败的原因，国际国内各界有许多说法，但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两种：一种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及其理论观念自身缺陷而致，一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意见多元论”造成的。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在中国国内政界学界同时存在，都对施政产生相关重大影响，结果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局面：经济上己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上是开放的，内外交流活跃；政治上舆论上却是封闭的，仍然强调“舆论导向”、“主旋律”，强调同西方意识形态划清界限，还是毛泽东的“舆论一律”，基本上还是那种“一个声音，一个嘴巴，一个脑袋”。这种由两种互相对立的指导思想并存造成的奇特局面，究竟能维持多久，会不会不进则退，确实令人担忧。温家宝总理多次悲壮地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有丧失的危险。

对于苏联巨变原因看法的分歧，实际上是国际共运中两大传统派系在新情势下的表现和延续。而所有这些分歧和争论，都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两个重要的核心性观点、把那个摆放在首位有关。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两个最重要的基本观点：

一个是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性的观点：无产阶级是社会最低层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也必须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致力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观点说的是奋斗目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另一个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述中一直都重视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且还特别申明无产阶级专政（即阶级斗争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独到的貢献。列宁在研究马恩著作还特别注意发掘和阐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述，还特别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的形态、策略、危机成熟的特征以及发动的时机等，形成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一整套革命斗争的理论。在马列主义文库中数量最多的当是直接或间接与此相关的论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观点，是关于如何实现奋斗目标的手段问题，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来看是从属于奋斗目标的，但在马列主义理论体系中亦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也是核心性的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两大派的分歧和争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同如何摆放这两个核心的地位有关。列宁主义强调的是阶级斗争，阶级解放,阶级性,党性,把这些放在了首位,放在了第一位,而忽略和轻视了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性的观点,把它放在了从属“第二核心”的地位,使手段压倒或者说吞吃了目的（目标）。社会民主主义则强调第一核心。这就形成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阶级性和人性之争，党性和人民性之争。

在沙皇俄国和旧中国等没有议会民主的国家，共产党人只有采取扩大和激化阶级矛盾，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极为残酷的，双方都会超越道德底线，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消弱对方，壮大自己，直到取得完全胜利。因而，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和夺得政权初期巩固政权时，发生一些过激行为是难免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必需的，无可厚非。

夺得政权后，本该及时转换战略,缓和阶级矛盾,弱化阶级斗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没有这样做，却企图用系统的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建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苏联，斯大林宣称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在宣布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之后，仍然进行大规模的“清党”，消灭异已分子。在中国,毛泽东虽已注意到苏联的教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却仍然错误地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没有对立面，要树立对立面”，要像“剥笋”、“剥葱”那样，发动一次又一次“运动”，甚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全国“全面内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净化人们的灵魂，使不适合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存的人“消失”。结果，扭曲了人性，伤害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自已的子民，把人民赶到了自已的对立面，以至失去了人们的支持。

这样，阶级斗争，使共产党人聚集了力量，夺得了政权；阶级斗争，又使夺得了政权的共产党人，自已乱了自已，丧失或险些丧失了政权。可以说，共产党人，成在阶级斗争，亦败在阶级斗争。

除了上述战略决策失误之外，还有被称作“俄国革命圣经”的涅恰也夫《革命问答》一书的误导。

马克思对涅恰也夫《革命问答》严厉斥责，称其为“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想“在道德领域内确立无政府状态”，“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问答是这种道德的正式规约，它在这一次对这种道德作了系统的、毫不隐讳的阐述”。

列宁和斯大林都对被称作“俄国革命圣经”的涅恰也夫《革命问答》备加赞誉。据称，斯大林只读完两页就被它吸引住了。列宁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就“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这是不公平的”。

在马列主义从俄国传入中国时，涅恰也夫《革命问答》的影响也扩散到中国共产党队伍里，特别是在上层和内保部门。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以及夺取政权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可看到这部“革命圣经”影响的痕迹。诸如：“六亲不认、唯有革命”的思想观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内部路线斗争；“崇尚破坏、仇视一切旧文明”；“培新灭旧”；“重物轻人”；作俘虏可耻、歧视被俘人员；……尤其在高端决策和安全部门人员中影响更广。

恩格斯确曾讲过，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使社会主义有可能由空想变成为科学。但是，在马恩著作中，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讲的那种被称为“两个必然及其实现途径”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是我们直接从马恩那里取来的，而是解放初期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讲经传过来的。当时中央各部门各行各业都有苏联专家，当时我在炮兵学校，苏军派来一个喀秋沙炮兵营，我们组成一个相同编制的营，一对－的教与学，上边要求“不走样地学”。政治课讲社会发展史，就是按照康士坦丁诺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尤金讲的辩证唯物论来讲，还有联共党史等。在后来几十年间，科社体系内容有些调整增减，但基本骨架并没有大的变动，还是那“两个必然及其实现途径”。

所谓“两个必然”，就是指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由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再由这个基本矛盾推导出其它两个矛盾——企业生产的高度组织性和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的发展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这个结论正确吗？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就像我说：“你会死的”，“怎么我现在会死？”，“不，我是说你迟早会死的”。用历史唯物论最一般的规律推导出资本主义三大矛盾来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不是像用生物学最基本的有生必有死的规律预言“人必然会死”一样吗？虽然正确无疑，但作这种预言不是很愚蠢很可笑吗？这种逻辑推演的证明方法用在这里能是科学的证明方法吗？不是有先验论唯心论的歉疑吗？为什么不学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去跟踪和研究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呢？那不是更唯物些吗?

所谓“实现途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一是发展经济，创立富裕生活，二是改造人的灵魂，塑造共产主义新人，从而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里还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一国、多国胜利和世界大同的步骤问题。这是按照明确的目的，设定好的途径，自觉的创造人类历史的过程”。如果确有“万能的上帝”，既能造人，又有巨大的法力能使全体人类永远按照他的意志活动，也许人类会如此演化下去。可惜没有这种“万能的上帝”，连既能造人又能造神的中国女娲也没有这么大的法力。可是，科社体系的缔造者和鼓吹者却为人类设计好了这样ー种路线图，完成“按照明确的目的，设定好的途径，自觉的创造人类历史的过程”。“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人类历史是自觉创造、还是自发发展的” ？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各种势力各种力量交互斗争的结果，是非常复杂的、瞬息万变的，不是那一种力量能够自觉左右的。人类历史是一种自发创造的自然历史过程。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提出的当前任务，全力以赴解决之，这样一步一步促进历史的发展。” 这好像又回到伯恩斯坦那个著名的修正主义格言—“最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过程）就是一切”。

这里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最高理想问题。“最高”、“最终”提法是不科学的。达到“最终目的”,实现了“最高理想”,到顶了，人类社会还发展吗?这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违背辩证法的。

 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 这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推演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否定私有制就应当是公有制；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否定无政府状态就应当是计划经济――这种论证模式似乎过于简单化。苏联模式失败和中国市场化改革就证明，由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积极的一面也否定了。正如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所论证的那样，市场经济有两重性，市场经济社会存在双向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也承认它的积极性和革命作用，但却采取了过分激进的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中，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要求和促使政府规范市场运作、限制和削除其消极性的立场，现己证明这种温和的作法收到了良好效果，既保持了它的积极作用，又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其消极性，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就是这种温和反向运动达成的积极结果。社会主义国家则消灭市场经济，代之以计划经济，结果使经济缺乏活力，在同西方经济竟赛中败下阵来。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有人会说，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年中不是创造了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飞跃发展的奇跻吗？要看到，这种奇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政权的革命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和活力创造的，不是靠经济体制本身的活力造成的，是难以持久的，在政治激情消失之后就会露出其弱点。

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方案及其决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苏联的解体，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多元论”、“意识形态多样化”，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失败，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是受到涅恰也夫《革命问答》污染的列宁主义自身危机的必然结果。

中共虽然同苏共存在分歧，进行过十年之久的论战，但中国的社会模式和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列宁主义范畴的，到文革末期、毛泽东逝世时，种种迹象表明，也己经走进死胡同，到了尽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扭转航向，由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中国走出死胡同，我们中国的结局也比苏联好不了多少。

但是，我们有些马列主义专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崇信者，却坚持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是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多元论”、“意识形态多样化”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这种看法在国内有一定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高端的决策，结果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经济上是开放的，内外交流相当活跃；政治思想和舆论上却是封闭的，唯恐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进来,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左一个“区别”,右一个“划清界限”，大有要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架势，罢除百家、独尊马列。其实,马、恩、列、斯、毛更像诸葛亮,博览群书,不拘泥一家。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势必导致阶级斗争为纲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复。国内政治局势的某种紧张，就是这种回复的影响、结果和表现。

现在，我国无疑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是我们采取什么战略？是缓和阶级矛盾，调和阶级冲突，还是用阶级斗争的惯用办法，动用专政的力量和手段予以镇压？科社派实际上采用的是后者，是对胡总治国方略的干扰。

十年前，胡锦涛己内定尚未接任总书记时就曾提出，“要研究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发展的？”这是新华社记者对他一項活动讲话内容报道的末尾，孤零零地，与前边报道内容毫不相干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这一句话，我看到了他对那种“两个必然及其实现途径”的传统科社理论体系的质疑。就像那个一句话改变了我们整个对台战略的那句话——“台湾问题的解决要靠台湾人民”一样，这一句话则动摇和摧毁了那个从苏联传来的伪科学的“科社理论体系”，显示出他特别重视理论创新，可以说是后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的先兆,也预示着他将有一个全新的治国方略。后来，我一直跟踪和研究胡总的治国思想，到2005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列述如下：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其治国总理念（温总理称为“基本理念”）；

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是其对内总战略；

合作共赢，和谐世界：是其对外总战略。

从胡总这一治国方略看，他已摆脱了前述马克思主义第二核心即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传统科社体系，立足于前述马克思主义第一核心即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性观点出发，强调致力于人类解放、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缓和矛盾冲突，对内致力于和谐社会，对外致力于和谐世界。

第九, 谨防误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已奋斗的历程中出现和形成过一些“恶性循环的怪圈”，需要特别予以注意和防止。

困难时，全力以赴，谨慎处之；形势好时，取得一些成就时，往往忘忽所以，处置失当，瞎折腾。建国初期三年恢复经济和社改顺利完成之后，出现了反右派斗争和三年“大跃进”的瞎折腾，结果造成经济空前困难，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三年调整见效、渡过困难时期之后，又来了个十年文革全国全面大折腾，将国家带到快要崩溃的悬崖边上，幸有邓小平力挽狂澜，拨正航向，进行改革，走出困境。现在，三十年改革大发展，经济上成了世界老二，许多产品位居世界第一，大跃进时拼命要搞上去的钢产量已达三、四亿吨，现在似乎更有本钱，忘忽所以，来个特大瞎折腾。现在，有些专家政客已经忘忽所以，叫让要成世界老大，再过多少年就可坐上世界第一把座椅，之后我们这个中央大国就可永居世界第一的“王位”了。我劝国人和专家教授政客们，好好看看和品品那个《笑傲江湖》电视剧的颇有远见的警示吧！

中国人有两个“情结”：一个是由落后而淤积成的“赶超”情结，走偏了，结果使五八年大跃进成了大冒进；另一个是由受侵略之气而淤积成的企望有一天能“扬眉吐气”的情结，现在似乎已经有些挺直腰杆、扬眉吐气的资本了，但愿不要再走偏了，由“扬眉吐气”变成了“扬眉出气”，那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到头来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长期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造成了一条规律性的思潮变化的怪圈：左一阵，就会右一阵；右一阵，就会左一阵。三十年改革开放，向西方开放，由计划经济改革成市场经济，按照传统马列主义、传统科学社会主义观点，这是一种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倒退，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市场化初期，规范市场运作、限制市场经济消极性的“反向运动”还没有充分展开，环境污染和两极分化都很严重，突显“三难”（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平民叫苦连天，思潮左转回潮，新左派提出了“打倒资改派”的口号。思潮左转，会对专家层、智囊层、政客层、决策层和执行层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增加了国内政局的变数。毛泽东说过，“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中央不会随波逐流，轻易改变航向。但一些机会主义政客可能会迎合和利用这种思潮变化，乘机兴风作浪，拉选票，争取喝彩支持。

改革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尚未达到不可逆转地步。如果指导思想发生偏离，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仍有丧失的危险。

宪法规定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立足在马克思主义哪个核心观点上却有很大分歧和差别。如果仍像过去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立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基础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二核心”，实现目标（第一核心）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上，就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内，就会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力，镇压不满的群众，处置和激化矛盾，自己乱了自己，失去群众的支持。对外，就会奉行意识形态浓厚的对外政策，处处树敌，失去朋友，陷于孤立。

防止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办法，就是要使指导思想牢牢地和完全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真正核心的基础上，就是立足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的观点上，以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拥有同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相称的博大的胸怀和视野，才能真正扩大包容性。对内，只要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不管过去现在是否反对我们，我们都要善待他们，视其为自己的同胞，这才能建立包容全体中国人的真正和谐的社会。对外，要有为全人类着想的观念和胸怀，这样，人家才不会处处防着你和敌视你，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有利于我亦有利于人类的世界。（2010-10-26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