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班、二班的评论课，都讲完了评论论证的部分。早晨在办公室等待上课的时候，偶然翻阅从家里带来的《三联生活周刊》今年8月23日出版的一期，有一篇文章，题为《又一次新旧工具交替》，我读了几段之后，心有所感，觉得这几段文字可在课上做一个归纳推理的思考练习，因为，在这几段事实性材料的文字之后，作者的确有一句以“可见”带出的判断。我在上下午的课上分别朗读了这几段文字，而暂时隐去作者的判断，让同学们自己做出归纳——你可以由此得到什么样的判断，或者你认为这些材料可以支持什么样的观点？
下面就是开头那几段文字：
苏格拉底表达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恐慌。在《斐德若篇》中，他指责书写的发明“制造了灵魂中的遗忘性”。一个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记忆力，而是相信外部书写的文字。这大概是人类心智第一次出现的裂缝，碎片化的进程开始了。
17世纪，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就曾抱怨印刷术带来的信息过载：“我们被书本压迫着，眼睛因阅读而酸痛，手指因翻页而麻痹。”
1881年，传播速度成了恐慌的根源。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出版了《美国神经过敏》，谈到当时席卷美国的“神经质”流行病，他认为应该归罪于电报和大众报纸：“我们匆匆忙忙就建立一个系统，浮光掠影地理解科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味求新猎奇。”
电话是第一个进入私人空间的远程交流工具。有了电话，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更是不再由自己控制，时常要受到陌生人的打扰或支配。让当时的人们不安的是，电话似乎造成了一种时间上的警觉性和紧张感。无论在商业、爱情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中，我们都需要并且期待立刻的结果。
电视的罪名是用消极的快感毒害大众的心智，它带给人类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隔离的注意力。
上午一班开头几位同学的回答，比较谨慎，其归纳出来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前人的那些判断中抽象、提炼出来的，比如“工具对人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人类自身创造的工具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工具会改变人”；“人类的心理和观念难以适应他们制造的工具”；等等，都很正确。但是，大多数归纳，只是简单地略去前人判断中对象的个别性，统合共性的思维，尽管符合归纳推理的一般原理，却似乎“老生常谈”，没有产生对人们当下面对的问题更有价值的洞见。
而在下午的二班课堂上，一开始就有两位同学潘家宝、邵媛菲几乎一致地从上述材料的归纳中得出了一个积极的结论：
可见，每一次新工具的出现都会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但是它们的发明毕竟增进了人类的福利。这篇文章写的是互联网，那第可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也有人在嗓互联网的弊端，但是它毕竟会推进人类社会的前进。
这是为什么呢？我笑道：你们俩是乐观主义者吗？
我感到，她们加进这个判断中的，并不只是原来给定材料的内容，还有另一个背景，就是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类各代在心理上对新工具逐渐由恐惧、不适到心安理得地接受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在文章中出现的。而正是因为悄悄加进了这个过程，上述事实材料就对于我面当今人类面对网络工具的心理冲击，具有某种认识意义。
实际上，该文作者在这数段材料后面的那短短一个判断正是：
“可见，今天针对互联网的种种指责原来都不新鲜。”
那么，我问同学：这个判断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一班，董璞玉答道：乐观的。
一班张盖伦同学进一步阐释说：这句话表达的是，任何一种新工具都可能给人带心理上的难以适应感，也都可能失人们失去一些旧有的价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还是逐渐适应了它，事实证明，这些工具并没有给人带来当初所想象的那样比较可怕的毁灭性的后果。所以，作者可能想以此证明，今天互联网在若干年之后，会使我们感到，它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并没有像现在想象得那么可怕。
我很吃惊这位同学这一段话说得这么完整——像是写出来的一样。
而二班课堂上，李南同学则认为：该文的作者是因为不认同前人悲观的判断，才会从中归纳中乐观的结论。如果作者认同前人悲观的判断，那么他也会从中得出新工具对人类的消极影响。作者的归纳方向决定于他自己的态度。
她的这个说法，我在课上并没有给予评价。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值得深思的，因为她敏锐地发现，即使在归纳推理中，人的主观价值因素是如何渗入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归纳推理的思考练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却想到了别的课前没有想到的东西：
我说：从这个例子中，你们发现没有——人们的归纳性思考的实际效用，都是以前的事例来判断所面对的新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新的事物给人们带来的影响，需要在将来才能确认。而将来的证据，是不能拿到现在来帮助认识的。所以，只能以过去大致相同的材料来帮助认识。
但是，这种思维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假定，就是：过去的事物和现在的事物会是一样的，具有共同的规律。而这个假定，其实是有点靠不住的。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较短周期中的不同事物，或者是一些同时存在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作为归纳的前提，大致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面对一个长周期中的不同事物，尤其是那些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本身的事物，那么，从过去的事物中归纳出来的判断是否还能帮助我们判断新的事物，实在是有疑问的。互联网可能正是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我们是否应当保持对某些归纳的警惕呢？就像斯泰宾让我们保持对类比的警惕一样。
在我心中“作怪”的，其实是波普尔的一种历史观，即他认为：人类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受人类知识影响的人的历史发展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是不可预测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可能使人感到有一种不可知论的悲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自由和开放的历史观，尽管它否定了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
其实，从上面那些前人对新工具的恐惧中，还有一种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即人类的一种工具的产生、一种能力的增长，同时伴随着另一种原有能力的削弱或丧失。比如在书写工具出现以前先民的那种令人吃惊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力表面在一些民族完全凭口头传播的民族史长诗。这恐怕是历史事实。这里面就涉及价值的比较，如果新工具使我们获得的是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而失去的是一些特别值得珍贵的东西，又如果这个过程是无可避免的话，这的确是足够令人悲哀的。但由此归纳出来的结论，难道是是使人类“无限倒退”——倒退到还不会书写的年代吗？当然难以接受。那么，倒退哪里才是可以接受的呢？
我由此也想到了近代中国思想家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观念，即：人的一种进步同时伴随着一种倒退。这是对“原版引入”的西方进化论的深刻反思，因为原版的进化论，至少在历史领域，是一种乐观的理论，即相信人类的进步。
有同学在课间让我举出“俱分进化”的例子，我说原子弹就是：人类的知识进化掌握如此巨大能量的地步，却也制造出了这么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可以把人类毁灭无数遍的破坏性工具。而它，则是在一些清白、睿智的物理学家大脑中产生的东西。
我由此想起，上午一班课上张建德同学由那些归纳材料产生的一个观点：人类知识的迅速增长与人类使用知识的智慧之间是不协调的。我想，他所指的人类智慧，应当还包括人类如何协调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的智慧，还则，人类就不会用那么高的智慧，去制造那么可怕的家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