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岱年先生夫妇

    张岱年先生在学界是与季羡林先生齐名的大学者。他在三十年代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是第一部分类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的专著，至今仍是哲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由于张岱年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在各自领域取得的崇高成就且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因此都被学界尊为国学大师。对我来说，两位老人都是由衷景崇向往的前辈泰斗。

    五十二年夏天我进京拜谒了九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在人生与治学上受到莫大鼓舞。其后季先生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军队医院，没有专门批示任何人不得探视，至此季先生是无缘再见。五十四年春间趁学堂军训自己稍有得闲，我又北上京城专程拜望了张岱年先生。

    在北大哲学系红墙绿瓦充满浓厚古典气息的京派院落里打听到张岱年先生的住地。但寻到一看，是一片新房小区，好在有几栋楼标明是北大的，然而还是茫然。最后询问小区清洁工，始知见过一对九十多岁的老夫妇偶尔会出来散步，仿佛住在某栋。最后果然在某栋的二楼找到张先生的家。

    开门的是一位瘦瘦而朴素中又透着书卷气的老太太，料想必是张岱年先生的夫人。老夫人问明我是来拜访张先生的，就极客气礼貌地请我进屋坐。房间里装修很新，只有一两件旧家具还存留着过去的痕迹。老夫人告诉我他们才搬来不久。后来听曾去过张先生旧宅的人讲张先生从前的家狭小拥挤，屋里堆满了书，人要转身都很困难。

    穿着灰布旧中山服，满头白发，眼睛微闭，颇显龙钟的张先生就坐在靠墙的沙发上。沙发的背后有一幅放大的张先生也是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提着包拄着杖站在故宫中的照相。沙发的旁边有一个显眼的氧气瓶。张先生因为耳朵不好，似乎并不知道屋里有人来。直到我上前恭敬地给张先生磕了三个头，张先生才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双后合拳给并不相识的我弯腰回拜。并用带着浓重鼻音不太清晰的声音说：“你给我行这么大的礼，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言语神情全是木讷与诚厚。听说我是从四川专程来看望他的，张先生又不断地说谢谢，谢谢。张先生请我坐在他的旁边，告诉我他今年九十四岁了，身体越来越弱，尤其是气管炎发起来喘得厉害，最怕受寒。去年以来就不能写文章了，只能读书和休息。谈话间老夫人还专门烧了一壶水给我泡茶。我正感激老夫人这么年高依旧礼貌周到地待客时，又来了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教授、冯友兰先生的研究生蒙培元先生。蒙先生告诉我张先生的夫人即是冯友兰先生的堂妹，名冯让兰。这叫我异常欣喜。因为自己素来崇敬冯友兰先生，以为在学问上读冯友兰先生的书受益最大。虽是我生也晚，没有见过冯先生，今天却难得地见到了冯先生的的堂妹，这自然让我在见到张先生的兴奋上更增添了加倍的喜悦。

    张先生虽体弱耳背，说话缓慢，但思维是清晰的，谈到学术仍是有条不紊，有问必答。我请问研习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张先生答我，是比较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异同。张先生讲：不知其异，则不知中国哲学的特点，不知中国哲学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知其同，则不知人类文化的共性。询问研治国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先生答我是读经。说经学是吾华一切学术之本。问及他研究哲学史与冯友兰先生研究哲学史之不同。先生讲冯先生重程朱之学，他则重张王之学。特别强调说他最倾服张载，并专门引了一句王夫之称赞张载的话“学问思辨之功古今无两”。张先生一生治学的核心精神就是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使之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创造适应当代中华民族需要的新哲学。张载、王夫之正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问到汉代哲学，张先生说董仲舒影响最大，但哲学思想并不深刻，汉代最有才华的思想家是贾谊，又不幸短命死矣。若贾谊活到八十岁，成就是无人能及的。就现实讲，司马迁的《史记》是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这一点张先生反复申说。最后张先生又谈到自己的兄长，也是哲学家的张申府先生，说他水平很高，可惜留下的著作太少，原因是著述不勤，由此张先生勉励我要勤奋著述。不经意间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怕张先生太累，只能很不舍地告辞。临走我又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给张先生磕了三个头。张先生依然是连忙颤巍巍地站起来，两手合拳弯腰给我还礼，嘴里仍然是“你给我行这么大的礼，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我出门时张先生和夫人都执意迟缓地将我送出来，直送到楼梯口。当我下楼后转身，还看到夫人扶着张先生站在楼梯口目送我。

    走出张先生的家，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庆幸、感动和崇敬。庆幸苍天厚我，又让我见到了一位学界泰斗、国学大师。感动两位老人的谦和平易，对一个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毫不怀疑，诚挚接待。九十多岁的老夫人还给我一个二十多岁、素不相识的青年烧茶，张先生更是仁厚朴直，一腔赤诚。不顾年高体弱，知无不言，答疑解惑，嘉惠后学。崇敬张先生作为一代哲学家的睿智深邃。张先生虽龙钟颤巍，但谈到每一个学术问题都是提要钩玄，简明通透，使人闻之豁然。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大师的学问智慧与老一辈学人的人格风范。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两位老人带给我的温暖与感动中。

    离开北京前我又去探望了两位老人，将蒙培元先生上次给我和两位老人照的合影送去，一并辞行。老夫人见到我已很亲切，热情邀我入座。这回张先生在沙发上好像睡着了，我本不想打扰先生，老夫人却说不要他睡，不要他睡，待会儿睡着了怕又感冒。言语之间可以感觉到夫人对先生的无尽关切。张先生见到我也很亲切，说我看见你很高兴，这句话让自己心中又是一阵温暖。我将自己写的《国学通观》部分稿子给张先生看，先生拿到手就一页一页认真看起来。张先生耳朵虽不太好，眼睛却还不错，不带眼镜就能看小字。先生看稿时，老夫人则坐下来和我闲聊。她说他们冯家的女子都要读书，他和张先生就是读北师大时的同学，两人同年，今年都九十四岁了。抗战前他们夫妇与冯友兰先生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抗战爆发，冯友兰先生随清华大学迁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她和张先生留在北京闭门著书，从此两家遂断音讯。老夫人说到这里连连感叹我现在所处的时代好，不像他们处在国破家亡的的动荡年月。听到这里，自己再一次被老一辈学人在家国多难的艰苦岁月还孜孜不倦治学，希望学术报国的崇高情怀深深感动，更被两位老人历经沧桑相倚相携走到九十余岁仍相亲相爱而感佩。后来在对张先生的各种报道中得知，张先生夫妇感情尤笃，老年虽因体弱分房睡，但每晚睡觉前张先生都要到夫人床前道晚安，每天清晨醒来，夫人则会到张先生床头道早安，直到双双离开人间。张先生听到老夫人所讲，也说起自己的家世经历。张先生说自己祖籍河北，父亲张濂是前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张先生弟兄三人，长兄崧年，二兄崇年，张先生是老三。崧年即现代哲学家张申府先生。张先生研究哲学受其兄张申府先生影响甚大。民国十六年考取清华大学，因不喜欢清华的军事化管理而转到北师大教育系，后因发表了几篇甚有水平的哲学论文，民国二十一年毕业后遂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抗战后回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解放后为北大哲学系教授。谈及这些经历时，张先生特别感叹：读大学只为拿一纸文凭，学问关键要靠自学。他大学学的是教育，可毕业后却教哲学，全是自己自学来的。这一点对我这个自学者又是极大的鼓励。张先生翻过我的《国学通观》很是称赞，又听说我是自学，更加赞赏，遂欣然提笔为我的《国学通观》题辞：“诠释国学要义，弘扬中华文明，二零零三年四月张岱年。”写毕张先生又请老夫人进书房将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取来，题上“李里同志惠存”送我。我心中的感激真是无法表达，唯有重重地给张先生磕了八个头，给老夫人磕了三个头。张先生仍是颤巍巍地站起来，两手合拳弯腰给我还礼。用带着浓浓鼻音不太清晰的声音直说“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老夫人身体比张先生硬朗，急忙拉住我，说“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临别我很是不舍，反复说下次来京一定又来看望。两位老人仍然执意而迟缓地将我送出房门，送到楼梯口。下楼回望，老夫人仍扶着张先生在楼梯口目送我，张先生还是双手合拳，频频点头，直到我远去。

    回川以后，脑中时时浮现张先生夫妇羸弱仁厚的身影。一边殷殷担忧两位老人的身体，一边想着一定早些再去看望两位老人。没想到第二年春天，母亲突然从故乡给我打来电话，说报上刊登了张岱年先生逝世的消息，现在电视里《东方之子》栏目正在播放有关张先生的节目。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没有电视，看不到节目，只有到处搜集报刊杂志上的追悼纪念文章来看。得知是老夫人先生病住院，张先生一人在家，不慎摔倒骨折，也住进了医院。因在医院做各种检查时又受寒，引发气管炎、肺气肿，诸病交织而去世。报道文章中讲两位老人没有住在同一个医院，因而彼此倍加思念，天天盼着见面，但最终两位老人也没能再见。张先生去世的消息，谁也没有告诉老夫人，老夫人却仿佛冥冥中有知，没两天就追随张先生而去了。所有纪念文章在评述了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中国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后一致称赞张先生是一位真正的仁者，是一位真正将儒家精神内化到自己生命的大学者。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谦和厚道，做人则质朴木讷。读到这些，我的心中反而在悲伤中感到一种永恒的美丽。张岱年先生用自己九十五年的生命为人间塑造了一个智慧如海、仁德如山的崇高学者形象。冯让兰先生则用自己的生命陪伴、照顾张岱年先生直到生命的尽头。两位老人共同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诠释了爱情的真谛，谱写了一曲平实而动人的爱情之歌。也让我更坚信在红尘浊世之间永远有高尚纯洁的灵魂存在，因而对人生更充满理想与希望。

    人的一生要遇见太多太多的人，经历太多太多的事。然而有多少人能够深深地印在心底永不能忘呢？张岱年先生夫妇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想到他们，瘦瘦朴素而有书卷气的冯让兰老夫人扶着身穿灰布旧中山服，满头白发，一脸诚厚，双手合拳，微微弯腰，不断点头的张岱年先生站在楼梯口目送我的形象就会浮现脑海，经久不去。

                                        共和国六十一年桂月中秋甫过李里于梅香湖畔天人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