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美国，在其经济崛起时期，世界货币是金本位，没有汇率问题。德、日战后再次崛起之初，是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1盎司黄金大致等于35美元），1971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才开始浮动（1971-2010美元实际贬值是35：1380）。而且，德、日在这一期间，实际上已经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些，今天的中国，都不具备，世界汇率之争正遇上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将十分剧烈。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大约有240亿美元，为美国的6%，德国的56%；13年后的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增长率每年超过10%，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几乎是美国的2倍。这一时期日本投资需求旺盛，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出口势头强劲。此时日本为适应国内外情况变化，提高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改进产业政策，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鼓励出口。到6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收支开始转为顺差并且不断扩大。1969年以后，日本的绝对经济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是仍远远高于美国。1971年至1980年，日本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5%，远高于美国的2.8%。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更是大大超过美国。1970年，日本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8.6%和0.8%；1972年分别为8.7%和2.5%；1973年分别为6.0%和2.0%；1977年分别为3.8%和1.8%。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49年至1971年一直固定维持着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比率。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经济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存在很强的升值压力，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随后的“史密森协定”使日元汇率上升至308日元兑换1美元。不久后，日本在1973年2月14日正式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从此日元走上了持续升值的道路，使日元以前在固定汇率制下积累的升值压力得到释放。从1973年至1980年，除去因为石油危机造成在1973年至1975年的日元贬值外，日元汇率基本上保持了升值的趋势。从1974年的300.94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80年的203.60日元兑1美元，升值了47.81%。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日元持续升值，并曾于1994年突破了8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大关，当然这一时期一定程度上有美国施加压力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日本高速经济增长产生升值压力造成的。

 

再来看一下德国的情况，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严重，生产发展缓慢，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直到1952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才达到或者超过战前的水平，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已经形成。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是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52年至1962年，按美元计算的GDP增长率高达10.2%，而同时期的美国只有5.4%，在这一时期内出口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5.8%，高于美国的6.8%、法国的8.3%、英国的5.4%。1966年至1973年德国经济稳定发展，国际收支年年顺差，外汇储备在1971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1973年至1975年经济危机之后，德国也和美国一样进入低速发展时期。但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美国。

 

与日本一样，在战后到1973年这段时间，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从1949年至1960年间，马克兑美元汇率一直固定在4.2马克兑换1美元，之后稍作调整为4马克兑1美元，1969年10月27日，政府宣布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9.2%。在1971年5月10日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前，德国实行的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度，尽管马克相对美元间断性地实行过升值，但是汇率波动不大。汇率制度改革后，马克兑美元汇率波动逐渐扩大，1973年9月马克升值为2.42马克兑换1美元，比1969年10月27日的4马克兑1美元升值了59.29%。可见，在以前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德国马克的币值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一旦采取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种压力便得到释放。在德国相对美国取得经济优势的1974年至1979年，马克兑美元汇率保持了升值态势，从2.59马克兑1美元升值到1.83马克兑1美元。1980年至1985年，马克兑美元汇率出现少见贬值，从1.82马克兑1美元跌至2.9马克兑换1美元，部分原因是这个时期的德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德国总体经济实力的改善与增强，马克汇率又出现了持续升值，从1985年的2.94马克兑1美元升值到1995年的1.43马克兑1美元。

 

从以上日本、德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其货币会出现阶段性升值的规律，并且稍显滞后于经济增长。

（本节引自：李以明的《日、德经济大国崛起引致货币升值探析》一文，2010-7-14，直接来源于“动车发表网”，网址：http://www.kjyjj.com/newshtml/2010714155410.html）

 

中国从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获得迅猛发展，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5%，国际贸易多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超过2.6万亿美元（2010年9月末），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外资流入庞大，给人民币造成巨大升值压力，而人民币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没有升值，反而在不断贬值，从1981年的1.75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贬值到1994年汇率并轨时的8.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之后人民币小幅升值到8.2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改革方案。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是一篮子货币政策，从而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到2010年10月15日，人民币汇率为：

 

2010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

外币名称	中间价
1美元	6.6497
1欧元	9.3259
100日元	8.1531
1港币	0.85701
1英镑	10.6305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19.6%，如果按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强劲趋势看，到年底，人民币再升值20%都有可能，按8.27计算40%的升值，年底1美元可能兑人民币4.962元，破1：5大关。

 

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绝大多数出口企业倒闭，大量产业工人失业，2.3亿农民工潮水般返乡，只有极少数高科技企业和只有中国生产的特种产品可供出口，经济增长率将大幅度下滑，重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惨象，甚至更严重。

 

如果按美国失业人口统计方法计算，中国失业人口将达到3-4亿，失业率将会是22—37%的比例，城市人口失业率也会高达15%以上。而且，中国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国民的基本生活。

 

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将在2010年底处于停滞状态，社会贫困人口急剧上升，改革开放30年来积攒的各种社会矛盾得到激化，社会动荡处一触即发之势。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中国社会是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中国政府必然更迭。如法国仅仅是把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岁，就引发全国大罢工。在中国，只要有党的领导，就不会出现哪种情况，但社会矛盾的解决，也不会彻底，甚至有的根本就不可能解决。但中国经济社会要得到恢复，经济调整到位，再次实现增长，没有三五年时间，很难实现。

 

中国人民十分担心人民币升值40%（即1美元兑人民币兑5元以下—4.95元以上）。中国党、中国政府正在力争把人民币升值的负效果降到最低。其实，人民币升值30%和40%是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人民币比2005年至今，已经升了20%，再升10%（即1美元兑人民币5. 789左右），上述的惨景就一定会实现，因为中国的外贸企业有10%以上的销售利润率的基本不存在。

 

如果不能阻止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的话，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出现。

 

站在中国相反的立场看，美国抓住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打的是“中国龙”的“七寸”，的确是打在点子上了。这样，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使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中国政府彻底调整经济结构，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经三五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浴火重生，中国有可能重新站起来，在一个新的技术平台上再展开国际竞争。另一结果是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之后，各种利益集团维护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少受到损害，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社会纷争之中，经济一蹶不振。

 

中国经济转型，正好遇上世界汇率之争，双重压力，互为因果，也可能互相促进。

 

虽然，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人民币涨到5.79元以下，目前是6.65元），不能使美国失业率降低，也不能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减少，更不能使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但他们的目的必然会达到——中断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这才是世界第一强国的最终目标，包括中日钩鱼岛主权之争和南中国海的矛盾凸显，包括对台售武和各种反倾销措施在内，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所以说，21世纪的“世界老二”是绝对不好当的。

 

其实，这是世界金融危机在中国的特殊反映，中国如果出现危机，也是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同时，也是考验中国党、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关键时刻到了。

 

中国的这种困难，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与过去比，已经不是什么困难，二是中国必须经历这样的困难。否则，中国经济品质进步速度就一定慢，就因为这次困难，有可能加速中国经济品质的提高。至于如何应付这次因人民币升值引发的经济困难，倒不是什么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全世界都在做一样的事。

 

1、实行量化、定向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好说，指总量，重要的是“定向”，银行不一定按政府的定向做，他只为盈利为目的。

 

2、实行积极、有效公共财政政策。“积极”好说，指加大财政赤字，重要的是“有效和公共”，“有效”，就是能直接提高社会销费额。“公共”，就是财政支出不用于经济发展，而是用于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支出。

 

3、普遍提高工资政策。并把首次分配与个人素质、贡献和经济增长直接联系起来，建立工资分配与民主管理相结合的机制。

 

4、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主要粮食品种价格，比目前市场价格提高两倍。

 

5、提高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知识份子的社会待遇，教授、研究员、高级医师的工资比省部级公务员高出三到四倍以上，并把教师与公务员职业打通。

 

6、限制垄断企业高待遇、高福利，但企业技术人员与高管的待遇，要与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知识份子的待遇相当。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制企业，五年内不分红，税后利润补充养老金不足，开征垄断企业税25%。

 

7、改革教育体制，实行创新教育。义务教育归县市人民政府，高中教育由地、市、州、盟人民政府，高等教育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分级负责，中央政府不直接管理任何教育机构。不取消高考，但高考分数仅作为填报志愿和录取的参考因素，重在看学生的平时成绩和特长等，录取权力全交给学校，招办只负责招录服务。

 

8、实行全民医疗社会保障体制。先实行，见病治，后结算，全国联网，病历一人一个电子档案，全国通用，以身份证号为准。

 

9、实行全民养老体制。尤其是对50岁以上的人员，优先实行，再逐步向年轻的延伸。

 

10、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体。给私营经济与80年代对待外资待遇一样，除限制项目外，全部向私营经济体开放。

 

11、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出口退税，必然对外贸企业更加大了压力，这样就能给企业提高报价提供了有力依据，也给国家增加了财力。

 

12、趁经济困难，加大过剩产能压缩。

 

13、趁经济困难，加大房地产业调整，开征房产税、地产税、遗产税。

 

14、趁经济困难，加大对新型产业、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加大教育、科研投入。

 

15、趁经济困难，做过去想做而不能做的一切有利于结构调整的事情。

 

16、趁经济困难，加大社会各种经济差距缩小的工作等等。

 

经济困难时期，是推行社会政策调整的最好时期，也是对利益集团利益调整的最好时期。尤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期间，有这么一个让党和政府大展手脚的机会，十分难得。更何况，人民币升值，也不全是坏处，对我们购买世界的产品、资源、技术、企业都有利，中国必须、必然要经历这次“凤凰涅磐”。所以说，阻止人民币汇率上升步伐，有利也有弊，人民币汇率上升幅度大，也是有利也有弊。

 

笔者认为：中国太需要一次“凤凰涅磐”了，断其后路，拚死一战，不一定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