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新主义：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两个词汇组合的颠倒，凸显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工业生产和商业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多次危机)，之后的时代，商业需求的唤醒方式将彻底改变，这是诞生“社会企业”的逻辑前提。
过度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纷纷让全球的政商精英对人类发展方式和组织生产的管理方式进行新的深度反思和修正。从达沃斯天津青年领军者年会提出来的“增长的正义”到巴菲特，比尔。盖茨联合提出来的“慈善资本主义”，再到稻盛和夫提倡的“至善至公，大爱天下”的经营哲学……这些年人们已经从传统的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推行慈善事业的思路中渐次醒悟过来，并开始实践以“慈善”、“公益”以及过度资本主义带来的对人性扭曲的那些共同需求中寻求新的市场和生产组织方式。
事实上，社会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商业精神和商业伦理的变革和生长。虽然对于新商业的唤醒需要时间以及以一系列事件为标志的意识演进过程，虽然它是全球民众所面对的共同课题和需求，但，还是有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国会在新一轮的商业竞争中快速地失去机遇，继续被动。
显然，在中国，我们依然继续为企业和企业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去争论，我们并不了解“社会企业”，我们更是缺乏“社会企业”生成与发展的土壤。我们甚至没有一个独立合格的NGO民间组织或者是行业协会。我们依然害怕他们成长为商人或者政要的帮凶和武器，唬弄民众的所谓“第三方组织”，而失去本源的精神和独立。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但是，过度资本主义和西方人的快速警醒是我们的冲锋号。事实上，经历了三百年或者更久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自由主义带来的力量和缺陷。资本主义正在像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带来全球化的贫困和发展的困顿。企业发展，资本膨胀并快速垄断的同时，伴随了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生活，而不是更好的生活。”相对贫困”和”过度投机”是现在这个时代，这场危机带给世人最醒目的横幅标语。这在最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过度的金融，对这个社会的作用除了带来过度的投机，就是维护原有的生产结构和权力利益结构。人类金融智慧已经开始陷入困顿，而且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推进社会新生创富力量生长的机制。这一切让许多人忧心忡忡，并悲观地认为，世界经济无可救药。这种风气在流行。
在西方，几乎有资本主义就开始有了公民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可以视为那个时代对资本主义扭曲人性地一种纠正。虽然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之前，他们也像很多垄断企业一样，缺乏创新，害怕竞争，并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
80年代之后，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失衡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自然，伴随着这个失衡而产生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失衡，世界范围内的工作和人居失衡，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与人性的失衡。
但是，也正是这种失衡给了公民社会组织以机会:那些抱着善良目的的NGO，民间组织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出发点。然而，这种实践的结果是，他们解决的社会问题越多，有能力去消费，享受更好生活的人就越多。他们在惠及更多民众的同时意外地深化市场规模。
新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专题:社会企业，带给我们新的希望。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全球各地的一些领域中开始出现了一批“社会企业”的领导者，他们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发挥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唤醒了我称之为“否定之否定”后的时代商业需求。
以David Green为例。他协助创立的Aurolab，专门生产帮助白内障患者复明的人工晶体。他们和国际防盲协会以及德意志银行共同成立的“眼基金”----一家规模为1500万美元的贷款基金，旨在帮助提供眼科医疗服务的组织得到更快的发展。他们成功地将人工晶体从300美元降低到10美元，并根据患者的收入证明分级收费。他们快速占领这一细分市场，并获得良好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