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城乡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更加突出。
为了破解这道世纪难题，国务院在2003年明确提出“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但实践表明，各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力度相差甚大，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道路仍不平顺。
在日前揭晓的“新公民创新奖”评选中，江苏省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等五个地方政府荣获“政府创新奖”。尽管所处地域不同、经济实力有别，这些地方都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主动进行着探索和创新，有些角度还异曲同
“公私合营”打工子弟学校
尽管国家规定以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但各地现有的公办学校往往难以承载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所以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成为一种补充，并且在不少地区仍然承当主力。但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往往比较简陋，无法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在这种情况下，对打工子弟学校置之不理或者取缔了之显然都无济于事，所以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创新方式以扶持其发展。自2004年起，贵州省贵阳市在改扩建公办中小学以扩大容量的同时，每年安排300万元作为自建校舍的民办学校的贷款贴息。此前，贵阳市教育局参照简易学校的做法制定民办学校标准，将多数打工子弟学校纳入政府的规范管理。
为了鼓励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标准化建设，江苏省张家港市出台了《外来人员子女学校标准化建设奖励制度》，对2006年至2008年间通过评估验收的民办学校实行一次性奖励：对达到示范级标准的按投入总额的20%予以奖励，对达到合格标准的按投入总额的15%予以奖励。其实，张家港市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都有着政府的影子，例如有的学校属于政府建设完成后租赁给学校，有的是政府无偿为学校提供土地。
上海市自2008年开始加大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力度，要求公办学校大量吸纳农民工子女，到2009年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占到66.59%。鉴于人员流动性大且大量涌向郊区，上海市允许部分简易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纳入政府管理，并为每所学校提供50万元的经费，帮助学校修缮硬件、配置电脑、增加图书等。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第一新公民学校更明确地体现着“公私合营”。在学校的建设上，地方政府投入近2000万元，负责提供土地、校舍、教师等软硬件资源；南都公益基金会提供200万元的公益基金；同时吸引社会爱心人士为学校募捐，也可合理收取学费。这一办学模式被视为在公办和民办模式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
派遣人员提升师资队伍
“只给钱不行，还要给人。”据张家港市教育局副局长钱洁雅介绍，该市采取四种形式对打工子弟学校开展立体帮扶，提升师资水平。2005年以来，张家港市教育局统一安排，每年都选派中小学校的干部和优秀教师赴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支教工作。今年更是新推出“组团式支教”，团队中既有中层干部也有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目前，支教教师已占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总量的20%~25%。
张家港市还对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进行上岗培训、跟班锻炼，所有校长都必须持证上岗。自2006年开始，每年对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进行集中专题业务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同时，充分发挥公办学校的示范、辐射功能，每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都与中心小学或市镇小学结对，开展集体备课、校本教研、师生交流等活动。此外，张家港市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进行一体规划，对教师的业务进修、继续教育、评先评优与本市的公办学校教师实行统一管理，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定、晋级实行一体组织，让他们一体参与张家港市的各项教育教学研讨活动。
浙江省宁波市实行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注册登记制度，督促学校为教师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切实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他们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与公办学校教师一视同仁。同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教师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纳入中小学校长、教师培训体系，推广校长公派、教师支教、双向挂职、跟师培养等做法。
为提升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尽管地方财力并不宽裕，贵阳市采取了“特岗教师”政策，花费400万元单独为打工子弟学校面向社会招聘200名大学生，以支教形式派到各校。
而温州市龙湾区教育局不仅为新公民学校配备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公办教师，还将区内仅有的两位名校长中的一位派到学校担任校长，这位校长也是龙湾区的特级教师培养候选人。龙湾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爱莲对此表示：“新公民学校是一种创新模式的学校，如果校长没有创新的意识，学校也很难办得好。”
平等待遇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补偿不能享受公办教育资源的农民工子女，贵阳市在2007年对就读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给予学杂费补助。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补助去向难以控制、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未受益的问题，贵阳市又对学校按生均给予学杂费补助，并打算采用发行义务教育券的方式克服现金发放存在的弊端。
湖北省武汉市教育局开展了以“降低门槛，进得来；一视同仁，留得住；因材施教，学习好”为主题的“温馨工程”。各区教育局均设立咨询电话，专门负责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并解决入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我们在媒体上公布了招生公办学校及其联系电话，明确了不收取借读费用等。还开通了服务热线，进城务工农民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在新学期送子女入学的详细行动指南。”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李碧武表示，在指定的公办学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区域内对口入学，不单独编班，城乡孩子同等对待。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对继续读高中有着强烈的需求。2007年，张家港市正式实施“向高中延伸”的政策：取消了对外省籍户口学生的限考规定，流动儿童与本地孩子一样，达到分数线即可升入张家港市任何一所普通高中就读。“对希望参加高考的学生，我们要求各学校一定要向家长说明高中需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政策，要求他们或者在三年内将子女户籍转到张家港，或者尽早做好回原籍报名考试的准备。”钱洁雅表示，张家港的职业教育全部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基本采取“注册入学”的方式。
并未遭遇 “洼地效应”
对于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公办学校的大门，不少大城市管理者一直心存顾虑：如果免费义务教育搞得太好，会不会吸引更多农民工拖家带口地进入城市，给城市的公共服务进一步造成压力，造成所谓的“洼地效应”。不过，事实证明，这些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走在前列的城市并未遭遇“洼地效应”。
武汉市自1996年就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问题，2004年全面放开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并逐步将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整个教育计划统筹范围，保障他们在入学就读、教育资源等十个方面都享受和城市学生同等的待遇。到2009年，武汉市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的入学率达到了90%，在全国遥遥领先。
“‘洼地效应’是政府担心的问题，但从现实来看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我们从2004年开始开放公办学校并实行‘无差别’入学政策，这几年进城务工人员的人数增长平缓，并无明显的增加。”李碧武分析，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不是因为孩子读书，他们更多考虑的是生活成本。
钱洁雅感觉短期内可能存在“洼地效应”，但并不会因为解决子女入学而导致很多农民工涌入到城市。“对地方政府而言，主要还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这个层次上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一并解决。”钱洁雅认为，影响地方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既有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有制度和体制的问题。目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责任不是很明确，流入地政府承担了全部责任。
·延伸阅读·
打工子弟教师权益缺乏保障
月均公资900元左右，寒暑假没有工资，没有社会保险，女教师没有孕产假……根据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对五十多名教师的深入访谈，这是北京市打工子弟教师的基本生活状况。
这一状况得到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的证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基本处于‘活命状’，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易本耀介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工资与学校收费相关，收费低的学校的教师工资是月均500~600元，收费多一点的学校的教师月工资能达到1200元，而且基本没有参加保险。
长期关注打工子弟教育研究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表示在做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相关调研时感觉“非常心痛”：“我现在都不敢把他们当做教师，而是当做劳动者。他们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节假日还要出去打工补贴家用。而且，许多教师都没有与学校签订合同，学校可以随时解雇他们，他们的劳动强度也非常大。”
由于有政府的补助，上海市的状况相对好一些。上海市闵行区民办弘梅小学教师陈淑贤表示，他的月工资由2005年的800元上涨到现在的1600元左右，但也只是仅仅维持生活。“由于生活没有保障，导致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流动性非常大，教育教学质量也就无法保障。”陈淑贤表示他感觉民办学校的教师好像不是教师，教师的相关待遇都与民办教师无关。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多办一所学校，可少建一所监狱。而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在广州进行的一个调查发现，广州监狱看管者的工资能达到打工子弟教师工资的10倍。
针对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权益缺乏保障的现状，专家们呼吁政府要加强对学校的投资与监管，保障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基本权益。
本文转自：现代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