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2009年过去了。在2009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从深度衰退到艰难复苏的转变。而中国经济也克服了外部环境恶化、自身周期调整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大体量的信贷投放、大范围的产业振兴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强力刺激下，成功地终结了下滑的态势，成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最先触底回升的国家。
从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当前形势及未来走势看，中国经济全面回升的基础还不是十分坚实，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还不是非常强劲，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成本和潜在风险已经开始显现。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两个两难：一是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两难，二是保持经济刺激与控制通胀预期的两难。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外部因素是不可控因素，从而需要充分考虑潜在的最坏情况。世界经济特别是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基础还比较薄弱，缺乏可持续强劲复苏的有力支撑。从全球来看，金融体系尚不稳固。而一旦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得不到保证，加上其极强的外部经济性，经济繁荣的信心基础将难以保证。加之失业水平高企，无就业增长必然会带来消费需求疲软，导致经济复苏动力不足。而主要发达国家居民的金融资产大幅缩水，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一直处于调整和修复之中，将导致消费需求疲软。，
中国经济刺激政策对于短期内扩大内需、确保增长的效果显著，但是也让一些本来就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为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一是投资的贡献多消费的贡献少。因此，切实降低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提高消费的贡献率，调整增长动力结构，应成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二是政府的投资多民间的投资少。由于政府投资和信贷投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政府投资作为一种反危机措施，短期内对于拉动经济增长虽然成效显著，但往往缺乏持续性且效率也无法得到保证。如果对政府投资规模不加控制，不仅难以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又会进一步强化约束民间投资的体制性因素。三是刺激型消费多内生型消费少。尽管目前消费增速出现了较快速度的提升，但是它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之间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背离。四是货币供应量多通胀预期增强。加上未来国际热钱流入、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输入型通胀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急速加大。
既然中国面临着刺激经济和抑制泡沫的两难困境，过早退出可能会断送前期经济刺激的成果，但继续执行将加剧资产泡沫，引发通胀。同时，中国还面临着稳定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两难困境，过度关注短期经济增长，可能会为未来结构调整提高成本，过度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则可能会使得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得不到保证。因此，中国政府在政策应对上要体现前瞻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及时根据经济复苏进程作出适当政策调整，实现一种温和稳健的综合治理。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方向，加快建立有限政府与有效市场，从而需要正确处理好复杂关系，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从政府引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根本转变。否则，很可能会让中国经济短期再度陷入大起大落的经济怪圈，长期则会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改革成本。
要解决上述两个难题，基本思路应该是在稳增长中调结构，在保持连续中谋划退出，在风险最小化下求效果最大化。一句话，在经济形势好转、复苏势头巩固的背景下，更加关注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更加关注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长远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关系，特别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些才是治本的良策。
维护信心是促内需、支撑经济繁荣向好的重要因素，要保持和提高工商业者的投资信心、普通民众的消费信心。保持股市和楼市的稳健性和持续性，尽可能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既要防备大起，也要防备大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不能忽视资产价格泡沫，不能忽视高通货膨胀预期，不能等到CPI已出现居高不下的棘手局面才着手调整。积极谋划货币政策立场从适度宽松向中性的转变，并选择合适的时机、节点、步骤和力度，做到循序渐进地退出。降低通胀的关键是逐步压缩当前过多的货币供应量。对于信贷投放需要坚持风险控制原则，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速度变化、节奏把握等方面统筹考虑，特别是总量方面要逐步减少。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同时，还要严格约束大型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资金高涨的状态下进一步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以防导致部分行业的重复性建设和产能过剩，挤压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造成过度的“国进民退”。并真正降低中小企业居大多数的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扩大行业开放领域，允许民资进入铁路、航空、电力、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一来让民资接过投资的接力棒，二来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更为广阔的出路。尤其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调整信贷投放结构，确保对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贷款总额增速；二是进一步完善创业板市场建设，推动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此外，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技术含量，克服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贸易。要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这对于缓解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的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要清理和取消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限制出口的政策规章，避免困难时期增加企业的成本。
总之，宏观经济治理重在管理预期而非事后补救，重在渐进调整而非突然袭击，从而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体现前瞻性、稳定性、渐进性和综合治理。因此，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基础稳固、资产价格泡沫出现、通货膨胀预期高企的背景下，相应的短期政策调整和中长期改革议程应该尽快启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策的失当和改革的延宕，不会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再陷大起大落怪圈，中国经济方能长期的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