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让文学温暖人生

《四分之一的世界 在他们手中》新世界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文/赵焕新

 

名人档案

姓名：梁晓声

年龄：60

人物风采：

    梁晓声是一位创作实力极强的著名作家，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八十年代以来以知青文学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等蜚声文坛。他的创作体裁、题材之广泛，在中国当代文坛确属少见。自1984年起，名字一直被载于美、英、澳三国的《世界名人录》。二十余年来创作实力不减，硕果累累，已逾千万字，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出版，并被译为英、法、俄、日等国文字。这位以平民自居的作家最擅长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挖掘寻常人的人性深井，展示寻常人的悲苦和欢乐，显示出他对人生深刻的理解和追求。在小说方面，他被誉为为“中国的巴尔扎克”，他的作品对中国文坛有着长久而重要的影响。

 

 

采访梁晓声是在一个初夏的上午，他刚从住处对面的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的小街散步归来，依旧穿着长袖外套。“颈椎酸痛，受不得凉，”他解释道。他走进一栋上个世纪80年代建的楼房，进入因从未装修而早已“原形毕露”的靠南的一间房子里，点燃一支烟，再顺手拿起一支铅笔，向记者娓娓讲起他的故事，间或在草稿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东北老家 人生的起点

 

梁晓声祖籍山东，1949年9月出生于哈尔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建筑工人。小时候他家住在市里一个较为出名的“偏脸子”贫民区。那里住的都是“闯关东”的人们，以山东人为主，也有少数河北人。最初那里属于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后来逃荒过来的人一户一户地开始聚集，逐渐形成了街道。街道的名字都以“安”字打头：安平街、安心街、安泰街、安华街，等等，取的是吉祥的意思。梁晓声一家就住在其中的安平街。

梁晓声说他童年时期住的那个大院子，大约有十几户人家，是“俄罗斯人建的院子，小胡同，大杂院”。电影《列宁在10月》有这么一个细节，大意是说农民闹革命时，给列宁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农民也干起来了，把地主都抓起来了，准备处决他们；后来想了想，觉得杀了他们太不人道，就把他们赶跑了。

“那些被赶跑的人，有一批其实跑到了哈尔滨，可能是他们仓皇出逃，所以到哈尔滨时，身上并没有多少钱，他们之间相互借钱，于是有一批俄罗斯人就在这安平街上生活下来了。因此，那条街上也住着几户俄国移民。我家隔壁就是他们的东正教堂。我对教堂的钟声、教堂仪式很熟悉，对敲钟的‘玛达姆’（老大妈），也很熟悉，”梁晓声一边抽烟，一边回忆着。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基本上不成个样子，因为屋外不断堆积泥土，房子高度的一半差不多已经陷到地下去了，结果从地面到屋檐只有不过一米半高，会跳高的人可以一跃就到房顶了。一下雨，水就会漫进屋里。来客人时，得提醒客人房子太矮，进门时小心别碰头；迈过门槛时小心别‘跌’入屋里头，因为人家不会想到屋里比屋外能低一尺多！

“我家房屋和教堂之间被两米多高的木板做成的‘板障子’隔开。我对木板障记忆十分深刻。记忆中的木板障，都是十几年的老板障，经过风蚀雨淋已变成黑色，有些地方已经破朽。一到夏季，各种绿色植物，还有爬山虎、喇叭花都沿着木板障往上爬；下雨的时候，板障半边湿半边干，那种感觉，与土坯围墙或者铁栏杆给人的感觉不一样，木板障更符合人间烟火。

后来木板障被锯成了1米半高的木栅栏了。为什么呢？父亲那时候在院子里养有小鸡，野猫常常翻过木板障来偷鸡。有一次野猫被父亲下的套子给夹住了，吊在空中挣扎叫唤。母亲看到了，就设法把它托起来，把套子解开，尽管手被猫抓了好几道痕迹，但最后还是把它从套子里解救出来了。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她对生命的怜悯和善良。从那以后‘木板障’就被锯矮了。”

1962年梁晓声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安平街上要建一家小型工厂，因此他家住的那个院子要拆迁了，这对于他们来说真是一个福音。他们搬到了哈尔滨的另一个区，离他上学的地方更远了。那里的街道名称都以“光”子打头，配以“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分别是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和光信街。在光仁街的新房子面积为28平方米，比以前房子大了10平方米。这让他们全家简直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感觉。那时候在哈尔滨条件比较好的也就是两间半屋加上一个小厨房（一般屋内没有卫生间）。谁家住房如果能达到38平米，那条件就是相当好了。

新搬到光仁街上的那个大院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街道女工们草草建成的，房屋极其简陋，墙体不是土坯实心的，而是先用稻草编成辫子，再将一个一个的辫子编成一堵墙，然后在墙的两边涂上泥。这样的房子一脚可以踢出一个窟窿来，夏天住还可以，冬天来时可就非常可怕了，房子四角全挂着霜。梁家是最后一个搬过来的，所以位置在最边上，如果是夹在其他房子的中间还会暖和一些。左邻右舍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梁晓声说他小时候很怕过冬，觉得冬天非常难熬。

梁晓声在这条街上住到中学毕业，经历了“文革”的头两年，后来就下乡了。他在北大荒建设兵团呆了6年，干过农活，扛过木头，挖过沙。每年探亲回家他走的是这条街；1974年被推荐、录取为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进入文学创作班学习，在复旦大学读书三年只回家探亲一次。在北京结婚后回去也是走这条街。

“每当走到这条街上，越是接近家门的时候，我的心情就越是沉重，沉重到了宁肯自己在世上没有家，宁肯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他说自己参加工作后开会或者参加作品领奖时到过一些饭店、礼堂，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次回老家，他先坐火车到哈尔滨市，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下火车乘公共汽车到了城乡结合部还能看到公路；但离开了公路上了小马路，进入小街之后，只见小街一条比一条脏，一条比一条窄。那时候不像现在每家每户都有抽水马桶，一条街上只有两处公共厕所，一般街头一个，街尾一个，一到冬天或者春夏的雨天，空气中就弥漫着臭气。“上厕所成了一件恐怖的事，经常有小孩或老人失足掉到厕所粪坑。”

梁晓声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每户人家都有储脏水的大桶，装洗衣、做饭产生的脏水，满了就抬出去倒掉，这是小孩子们常要干的事情。冬天天冷路滑，有些人就会就近把脏水倒在路上。因此，在冬天，小街路上看到的不是皑皑白雪，而是五颜六色的冰——因为衣服会掉色，所以洗过衣服的水有各种颜色；淘米也会淘出多种颜色来：高粱米是红色的；小米是黄色的……因此街面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污浊的冰；到了下水道口就更有碍观瞻了。

到开春时，那么多的冰雪不能自然地化光，也没有卡车把它们及时运走，冰底下的路也不是石头的或者柏油的，而是泥土，因此冰雪融化之后，这条路几乎无处可以踏脚，都是污浊之泥。

每次回家走进院子时，梁晓声都发现院子越来越低于街面——房子在一年一年地下沉，在光仁街的房子实际上没过几年，窗子又和安平街的房子窗户一样，差不多也要和地面平齐了。光仁街上的这所28平米的平房已经住上四户人家了，因为那时他的弟弟妹妹已经结婚，他们分别住在三面接出的“偏厦子”里，原有的两扇窗不得不砌死了。唯一的一间可以从概念上称为“屋”的9平方米的斗室，棚顶开了“天窗”。阳光白天普照，屋内半明半暗。中午时刻，明多暗少。他父母和哥哥就住在这间斗室里。

因此，每次回家，他感觉就如同“跌入了另一个人世间”。因此他很排斥到比较高级的饭店去，虽然80年代北京的饭店也不见得怎么高级。有时候开会，两个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房子，他就会想：“哎呀，什么时候能让爸爸、妈妈住这样的房子，哪怕是住几天，该多好啊！”因为他们一辈子也没有住上几天像样的房子。

那时候只有少数人家有桌子。多数人家是父母把他们结婚时置办的箱子拼在一起，上面铺一块布，供孩子们写作业用；或者是在上面摆放水壶、座钟等物件。孩子们更多的时候是趴在炕沿看书、写作业。

梁晓声说他当时的愿望是：什么时候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啊！什么时候，这个院子里的人，共同的命运都能改变？

后来梁家分到了一处楼房，这得感谢80年代哈尔滨市政府了。中国作家在“文革”之后得到非常大的殊荣，有些县城，县委、县政府、政协、人大等五套班子负责人都会到火车站迎接从北京领奖归来的作家。梁晓声那时已经拿了全国小说奖了。当时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陈风山部长和市文联林予主席乘车来看他时，偏巧那天下雨，他们的俄式“伏尔加”小车在光仁街街口就陷住了，只好下车步行，弄得满腿满脚的脏泥。进入院子，他们看到低矮的住房；进屋之后，他们发现没地方坐，只好坐炕沿；梁晓声的哥哥是精神病人，他一直在大家眼前晃来晃去。这些情形让他们十分震惊，脸色很阴郁。作协主席林予向宣传部长提出给梁家解决一处住房，这样大约在1987年梁家得到了一处同样是28平米的楼房，梁晓声的爸妈和哥哥搬过去住了，弟弟妹妹们一直在光仁街住到1998年，那年哈尔滨实施大规模拆迁，他们都分到了楼房。

清贫朴素的生活和在北大荒的经历，塑造了梁晓声平民的性格，淳朴的思想感情，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原材料。迄今他已发表超过1200万字的作品，其中约五分之一为“知青文学”，包括使他一举成名并巩固他在文坛地位的《一个知青的自白》、《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等。他还写了相当多的作品剖析社会问题，探讨人性关怀，发掘人性的美。小时候他的父亲在西北当建筑工人，为多积攒点钱有时候三年才回家一次；梁家兄妹五个和坚强的母亲一起生活。梁晓声体会到了民间的温暖，包括邻居大妈的关爱和素昧平生的长辈们的慧眼识才。他说自己因感受到别人的善良和无私帮助而常怀感激，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创作。

 

抱团取暖 体验人间真情

 

虽然住在安平街、光仁街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梁晓声深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是温暖的，可以说是极为温暖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梁晓声解释道：“第一，这些人都是移民，来自山东、河北，都不是老哈尔滨人；第二，从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自己小时候过来时，都是农民。因此，他们既是移民又是农民，同时也是平民和穷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区域，如果不互相温暖，生活感觉就会更不好。所以，这种温暖是底层的一种本能，所谓‘抱团取暖’嘛。大家在互相温暖中至少还觉得日子过得有些希望。左邻右舍如果发生矛盾的话，一年没有说话，春节时主动上门去拜个年，说几句话，也就前嫌尽释了。”

中学毕业后，梁晓声被上山下乡的狂潮卷到了北大荒。在建设兵团业余时间里，他晚上趴在箱子上写作。兵团宣传部有一位崔干事，对他像手足兄弟一样。他认为梁晓声将来一定能创作，所以格外地帮助他，爱护他。他让梁晓声到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出版社实习半年，工资比原来高出20元，每天还有补助。为此，梁晓声一直很感激他，并且也以他为榜样帮助别人。

在梁晓声的人生中要感谢的还有一个人——一位复旦大学姓陈的老师。

1972年梁晓声写的《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环保文学了。它写一个老工人带着连队的一个班进山伐木，他这棵树也不让砍，那棵树也不让伐；只让大家伐病树、歪树。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拉回连队的木头很少，而且还不好加工。因此大家都埋怨他，在半路上还讥讽嘲笑他。后来老工人告诉大家：看这些林子被乱砍滥伐的，他心疼；他是老北大荒人，这林子不属于他，属于子孙后代。也许正是因为这篇作品写得与众不同，才给复旦大学招生的陈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陈老师乘车在路上辗转了4天，从佳木斯赶到黑河，只为了能见梁晓声一面，与他面对面地交谈。谈的有些内容可以说在当时是禁忌的，例如谈被批判作家的作品。如果这位招生的老师本身是“极左”的人，他肯定就不会招梁晓声了。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的大学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这才让我有幸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梁晓声的人生，对他与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落户北京 实现儿时梦想

 

197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梁晓声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

在北影时，住的筒子楼原来是办公楼，由于员工夫妻两地分居的多，只好把办公楼隔成一间一间的住房。美工、导演等都住在里面。梁晓声住在一间朝北的12平米的房子里，有时父母来北京，一家五口都住在里面。

那间房子摆不下一张写字的桌子。冬天冷，暖气片宽，暖气上铺一块板，暖和，就在暖气上炮制小说。梁晓声在这张简易“专桌”上写了《雪城》等小说，共超过200万字。

有一次，一瓶改稿的红墨水，从梁晓声写作的“专桌”上掉到床上——床单中间便开了一朵偌大的红牡丹，泼墨画似的。妻子回来，见床单那个样子，便将它换下，泡在盆里，说：“你呀，尽给我找活干！你要学画国画，不好在纸上练习么？”

尽管这样，梁晓声觉得自己还是很幸福的：“因为那个年代，有那么多知青，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而且自己上的还是中国名牌大学复旦，毕业后又被分到北影；当时许多单位不提供住房，而我一来就有房住。”难怪梁晓声的父亲在1984年到1986年来北京小住时，曾这样对他说：“儿子，你真有福。我盖了一辈子楼，没住过楼。”

梁晓声在北影筒子楼一直住到1988年。在1988年龙年的年初，他还在不知饥寒地写作，他的《龙年“1988”——一个作家的自白》等大批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谈起那段往事，梁晓声依然记忆犹新。

“从初一到初五，我躲在办公室，早去夜归，痛痛快快地、不受任何干扰地写了几万字。……整个北影办公大楼静悄悄的，除了值班室，只有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是亮的。然而很冷，因为放假，办公楼的暖气是以最低温度供给的。妻子每天给我送去饭，半夜我再把饭盒带回家。”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片刻，眼睛望着窗外，仿佛时光又倒流回去。

“那时候身体状况好，年轻，下笔流利，思绪饱满，写作是一种享受。刚从大学毕业时，我一天可以写一万字。我现在写作是一种痛苦。我不大用圆珠笔，这种笔要用力握，而铅笔轻轻地写就行了。”

1988年，梁晓声从北影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因很简单，因为儿影厂能解决住房。“我从家书里预感到父亲生病了，必须把他接到北京来与我同住已尽孝心，这是父亲一生里住过的最好的房子了。”于是，梁晓声搬到了北影后边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一套大房子里，不久便把他父亲也接过来。来北京第一周他就带父亲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父亲是患了胃癌，而且已到晚期。“他睡在这间房子的大床上，我睡钢丝床，钢丝床放在大床旁边。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心里不踏实，就和他睡在一张床上；还不放心，我就握着他的手。父亲就是握着我的手到另一个世界去的。”

梁晓声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几年，写了不少的作品。他的散文《小街啊小街》写的就是他家靠近元大都遗址的这条小街。现在大多时间他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我对这儿有感情，而且写作的资料就在这里。研究生来补补课，来访的客人很多，到这儿来的人太多，让老婆孩子没法正常生活。”

因此，2000年梁晓声在北京买了一处三居的房子，老婆、孩子搬到那儿去了。

“我个人对物质生活没有感觉，但作为丈夫、儿子、兄长，总觉得应该让亲人住好点，老街坊、老邻居他们也住好一点。”

 

善良宽容 文学所需

 

梁晓声生活的环境和经历使他对于善恶十分敏感。但他说，成为作家后，他不愿意多写恶。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很少看到非常坏、坏到家的人物。而他的笔墨更多地是用来描写的那些心地善良的普通人。

梁晓声曾借助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在总结经验方面还是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都不能把个人的作用估计过重，结合时代的错误来认识我们个人的错误，这也许才更客观一些。”

他写过一篇文章《感激》，因为他的生活中有那么多人要感激，例如住在安平街的陈大娘。“她常使我觉得自己的少年时期曾有两位母亲。”

在安平街那个大院里，梁家与陈大娘家住在最里边，是隔壁邻居。陈大娘年轻时就守寡，靠卖冰棍拉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童年时的梁晓声甚至没有陈大娘家和他家是两家人的概念，经常闯入她家，进门便说：“大娘，我妈不在家，家里也没吃的，快，我还要去上学呢！”

于是大娘一声不响地放下手里的活，掀开锅盖说：“喏，就有俩窝窝头，你吃一个，给正子留一个。”正子是他的儿子，比梁晓声大四五岁，饭量也比他大得多。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解放初期不久，生活困难的年代，家家户户的粮食都不富裕，而他却每次都吃得心安理得。

后来在《长相忆》这篇小说里，他写到陈大娘的死：“她死得很泰然，没有任何痛苦。她的遗容非常安详，嘴角挂着最后一抹微笑，那是对一切人、一切事予以宽容的微笑。”

梁晓声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遇到了几位作家，其中一位是黄宗英，对人很友善、宽容。

在长篇纪实小说《从复旦到北影》里，他写了自己带着黑龙江省《北方文学》的一位青年编辑到作家黄宗英家中向她组稿的事：

黑龙江省是有对不起黄宗英老师之处的。某一年举行全省业余文艺宣传队大汇演，梁晓声所在的兵团六师宣传队演出了一个小戏。恰值黄宗英老师在哈尔滨，她观看了，很高兴，就说了一些话热情地支持知识青年业余创作，并对那部小戏给予了肯定和称赞。后来有人指出那部小戏写的是“中间人物”，违反了“三突出”创作原则。宗英老师说那样的话当然是“别有用心”。这成了一条“罪状”，搞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

《北方文学》那位青年编辑，顾虑有这个前嫌，宗英老师会不待见。见面后，宗英老师却只字未提当年无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编辑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师说：“这件事我怎么会耿耿于怀呢？对于批判过我的青年人，我尤其应该原谅。青年人受当年极左文艺理论的影响，做了一些错事，我相信他们今后自己会有所认识的。那次在哈尔滨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许多人也是违心的。过去的事今后不要重提了。”

黄宗英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

梁晓声后来写道：“善良是有意义的。今天生活中尤其需要善良。不善良归根到底将与文学和一切艺术无缘。”

 

 

文化补充：温暖教育 慰藉心灵

 

作为作家，梁晓声是从大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诸如善、恶、记仇等问题的。“我们的文学创作、电影创作和戏曲创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充满了‘斗’，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这是不可取的。

“我读过欧洲、俄国的文学，感觉不少作品充满了宽容，充满了善。假如我们真的感觉到西方人对人比较善良的话，一般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宗教的影响，另一个是文学的影响。宗教和文学的合力，对于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用两、三百年的时间，使人们在人世间有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使同情和善良成为基本原则。当然这中间遭受了诸如‘二战’的破坏，但其基本状况是那样。

“但我们的文化在这一面非常的薄弱和脆弱。我们没有安徒生，没有王尔德，等于没有这种快乐文化，我们的搞笑和卓别林的搞笑不一样，没有快乐文化，没有卓别林式的幽默，人性不会自然而然地有这种温暖文化。

拉美文学对欧洲的冲击很大。《我的名字叫虹》《追风筝的人》等作品来自第三世界苦难深重的拉美国家，首先在欧洲畅销，书里都充满了温暖和忏悔。比如《追风筝的人》写的就是作者觉得对不住少年的朋友，在美国做了商人还想回去忏悔，而那个朋友已经不在了，但恰恰是那次他对不住朋友的一件事，使朋友的命运彻底改变了，想挽回影响已不可能了。我们缺少这种作品。”

说到这里，梁晓声顿了顿，沉思了片刻。“在国外，你做错事了，或者伤了别人，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国外的小说、台词或者生活中常有一句话：‘那不是你的错’，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有的人，你踩了他的脚，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你。有一个80后的女孩告诉我，她在国外到养老院做工，因为工作不熟悉，第一次犯错受了批评；第二次连碗带盘子摔碎一摞，院长嬷嬷马上过来，首先看她的手伤了没有，然后一直安慰：‘没关系，你不是故意的’。她说：‘我要赔，从我的工资里扣。’ 院长嬷嬷一个劲儿地说：‘你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赔。’又有一次，这位女孩的手在食堂被烫伤，院长嬷嬷批评了带班的人，然后打电话联系医院，并送她去治疗。这位女孩回国后说：‘我真愿意我们的单位也这样对待人。’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觉得有些不习惯，这是令人深思的。”

因此，梁晓声觉得，作家有义务在这方面尽一些微薄的“文化补充”。“我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口号或者作为一种理念提出来，让别人做，而是要求自己多这样写一些。”

当然，对于梁晓声“扬善避恶”的写作风格，他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一次，他的学生曾向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老师，作品要追求深刻，不写假丑恶，不写淋漓尽致的恶，何以谈深刻？”梁晓声认为，这一理念在文学创作上基本成立，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如果你的眼睛能够在最不堪的时代，也同时能发现人世间的善行的话，这也是一种深刻。

他说：“我们要研究、叩问这一种现象。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要补上经济这一课，补上科技这一课，补上法律意识这一课，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说要补上文化这一课？”

    小说是为世俗大众的心灵需求而存在的。文学、文化对人性的教化的这一堂课要补上。作为中国的一文化分子，梁晓声觉得中国文化缺少什么自己就应努力去补缺。对此，他责无旁待。他说：“我愿我的笔，在坚与柔之间不停转变着。也就是说——我愿以我的小说，慰藉中国中下层人们的心。此时它应多些柔情，多些同情，多些心心相印的感情。另一方面，我愿我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真的能如矛，能如箭，刺穿射破腐败与邪恶的画皮，使之丑陋原形毕露。”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主要是在本职岗位，尽他的微薄力量‘协助’政府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他还是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教授，把更多的文化、文学和人性、人文的思想传播给下一代；当然，他更是个作家，只是与其他作家的区别在于，他不只写小说，还写大量的散文、杂文、社会和国际时评。

最近他刚写了一篇文章《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啸》，写的是在城市街道收废品的农民，他有三平方米那么一小块合法的地盘，用绿色的，两尺高的硬塑板围着，专门收街边居民的废品。人们也许不会想到金融危机也能影响到他们。但善于关注底层大众生活并以“平民代言人”这一称号为荣耀的梁晓声关注到了他们。

“他们的收入也在减少。以前一个瓶子卖1角，现在卖5分；以前一公斤报纸1.6元，现在卖8毛。但他们依然在坚持，而且相信金融海啸会过去。”

梁晓声说自己通过文章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从这些人身上看到，金融危机不仅仅影响到大公司的老板；还应该看到坚持的努力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