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GDP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经济总量统计指标。

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港台地区有翻译为国内生产毛额、本地生产总值）。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在经济学中，常用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共同来衡量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通用指标。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常采用的衡量手段。

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创造的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货物和服务最终使用减去货物和服务进口。

货币，是人类创造的物品交换工具。

货币是指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作是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期自然淘汰，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使用金属货币的好处是它的制造需要人工，无法从自然界大量获取，同时还易储存。数量稀少的金、银和冶炼困难的铜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金属。某些国家和地区使用过铁质货币。

金属货币显示出使用上的不便。在大额交易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金属硬币，其重量和体积都令人感到烦恼。金属货币使用中还会出现磨损的问题，据不完全的统计，自从人类使用黄金作为货币以来，已经有超过两万吨的黄金在铸币厂里、或者在人们的手中、钱袋中和衣物口袋中磨损掉。于是作为金属货币的象征符号的纸币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宋朝年间于中国四川地区出现的交子。以国信用担保的纸币广泛使用，方便了交易，但不稳定的币值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商品交易空间继续扩大，便产生了世界货币，目前的世界货币以美元为主体。

美元，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纸币。飞机、石油、钢铁、和多数的自然资源都以美元标价，各国央行的大部分现钞储备为美元，美元的汇率既可提升企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财富，也可使全球经济陷入危机。

“美元”一词源于德语“thal”是“河谷”的意思，杰裴逊的《美国货币单位和硬币币值的确立》推崇使用美元，按十进制分成更小的单位，1785年美国议会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将以美元作为货币单位”，1792年费城造币厂成立。1870年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23%，1894年超过英国，占世界28%，到一战前夕的1913年占世界的35%。1944年7月22日，730位来自世界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开会，在华盛顿山酒店，这群人对战后世界货币系统概貌达成决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领导英国代表团建议，建立一种世界通行的人工货币，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最终取得了胜利，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和固定质量的黄金挂勾，每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成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

但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为美元兑换过一盎司黄金。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体位制，1973年3月，世界中央银行决定不再干预，布雷顿森林体制宣布终结。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再也没有一个理论上或事实上的固定币值的货币，作为世界交易标准了，商品、资本交易都是在世界货币浮动汇率中进行。

 

一、经济增长伴随货币供应量的增加，GDP增长与货币贬值是同时的

新中国成立60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已达6.4%（1978年才达到1.8%），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8.1%（修订后的2008年全国GDP总量增加了1.34万亿元，增速为9.6%），而1961-2008年世界GDP年均增长只有3.6%。其中，我国1979-2008年年均增长9.8%，快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6.8个百分点^[1]。再过10年，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中国可望以人均GDP 6000美元步入全面小康。畅想40年后，在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5万美元，中国由此进入发达国家行列^[2]。

统计出的GDP 增长，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商品生产、销售是一致的，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同步的。而且，与新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也大致相当。

货币供应量（又称货币存量），是全社会在某一时点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总额，它主要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所拥有的现金和金融机构的存款等各种金融资产。货币供应的数量、流动性状况是社会总需求变化的货币表现，是各国的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之一，也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现阶段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数据主要从银行概览中加工整理后取得。货币供应量一般根据货币流动性的差距分层次统计。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按流动性由强到弱，分为M0、M1、M2三个层次：M0——流通中的现金，即央行历年货币发行总额；M1——M0+活期存款，亦称为“狭义货币供应量”；M2——M1+定期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帐户++其他存款（财政存款除外），亦称为“广义货币供应量”。

    我国有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的资料始于1952 年，当年的货币供应量（M2 ）101.3亿元。从52年到57年，M2基本上是以每年12-15亿元的速度增加，货币增长保持在10%左右，57年达到197.7亿元，这是比较正常的速度；从58年开始就不对了，货币增长也开始大跃进，以每年平均25%的速度猛增，导致建国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从61年到64年，三年自然灾害，第一次出现通货紧缩，M2由1961年的439.8亿元降到1964年的434.7亿元，降幅并不大，但是比较好的度过了自然灾害期，国民经济有所恢复。65年到68年又开始了第二次冒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56亿，每年增长速度为14%，68年达到666.9亿元。69年到70年“调整，巩固，提高”，出现第二次通货紧缩，每年货币减幅只有7亿元。

    从70年到79年开始了第三次温和的通货膨胀，每年平均新增货币90多亿元，增长速度是15%左右，增长量保持在百亿元之内，增长速度控制在20%以内。1952年到1979年都可以称为“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发展期。

　　81年到83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增货币增长量上了新台阶，每年平均新增货币400多亿元，货币增长速度为22%，也还算正常；从84年到89年突飞猛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第四次通货膨胀速度创造了奇迹。

　 从90年到93年，货币增长量每年都还控制在数千亿元之内，没有超过万亿元：90年与89年相比，新增5253亿元，91年比90年新增4100亿元，92年比91年新增6100亿元，93年比92年新增94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39%，93年货币存量达到34879亿元。

　 94年开始货币增长量超过万亿：94年比93年新增121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为34.6%；95年比94年新增14000亿元，96年比95年新增16000亿元，97年比96年新增15000亿元，98年比97年新增13500亿元，99年比98年新增15400亿元，2000年比99年新增15600亿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亿元，货币供应量达到152888亿元。平均年增长量为151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在39%左右，可以称为第五次通货膨胀期。

2002年更高，货币增长量开始突破三万亿：2002年比2001年新增31000亿，2003年比2002年新增36000亿元，2004年比2003年新增340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253207亿元。2005年末广义货币供应余额是29.88万亿元，2006年是34.56万亿元，2007年是40.34万亿元，2008年是47.52万亿元，2009年7月末是5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2%。央行2010年元月6日表示，争取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左右（推算为55.6万亿元）。

GDP从1952到2008年增长了77倍^[3]，货币供应量从1952年的101.3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55.6万亿元，增长了5430倍。从理论上讲，“77倍”与“5430倍”之间的距离，就是中国人民币从1952年到2009年的贬值倍数。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是一对孪生兄弟

经济增长过程往往伴有周期性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到发达国家，从长期看，物价的上涨是个必然的过程。从短期看，主要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超过了流通中需要的纸币符号价值量，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或者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过程。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又有当今中国的经济的特定含量义。

目前，部分居民把大中城市房价上涨看作是资产保值增值过程，若以经济学观点理解，这种房价上涨实际上是货币明显贬值过程。无论怎样强调住房的投资品属性，房价上涨应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标志，它所体现出的货币贬值的现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的。

由于衡量价格或者货币贬值的方法很多，所以也就有多种方法衡量通货膨胀。当代世界衡量通货膨胀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消费物价指数，一种是GDP平减指数^[4]。

消费物价指数，是普通消费者所购买的物品与劳务的总费用的变动指标。在我国，国家统计局每月都公布消费物价指数；美国则由劳工统计局计算并定期发布。

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第一步，是要确定哪些物价对普通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我国CPI 当中包含八大类商品：第一类是食品，第二类是烟酒及其用品，第三类是衣着，第四类是家庭设备用品和维修服务，第五类是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第六类是交通和通讯，第七类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和服务，第八类是居住。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所有类别都包括在这八大类中。确定消费物价指数，统计部门首先是要通过对城乡住户调查，并找出居民购买的一篮子物品与劳务来确定加权数；其次，需要找出每一个时点上篮子中的每种物品和劳务的价格；第三步，计算这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总费用；第四步，选择基年，每年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费用要除以基年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费用，所得的数字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第五步，用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自上一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

消费物价指数的精确计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的合同安排， 还影响到资金实际利率的衡量，对于货币政策安排产生重大影响。可以想象，统计部门在编制消费物价指数时，竭力想包括消费者购买的所有物品和劳务。更重要的是，他们竭力希望根据消费者购买了每种物品的多少，来对这些物品和劳务进行加权。例如，在美国的消费物价统计中，最大的项目是住房，它占普通消费者预算的41%；其次是食品和饮料占17% ；另项是交通17% ；然后是医疗保健占7%；服装与保养占6%；娱乐占4%；其他部分占8%。而在我国的CPI 价格体系中，食品类权重占到32.74% ，居住类权重为13%。

在我国，对消费物价指数争议最大的，是住房价格变动是否应计入CPI，以及CPI 当中居住类消费的权重问题。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不直接统计住房价格，原因有二：一是国际上很少出现房租与房价脱节的情况；二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住房看成是可以“生产”房租的投资品。不过，中国由于房改的历史原因和城乡集体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市场租金与房价变化缺乏必然联系；对于大多数以自住为目的的购房者，市场租金根本不能反映按照房屋价格计算出的“影子租金”水平。如果将“影子租金”水平计算的居住类消费额并按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计算CPI，则现有的CPI指标，还要提高3~4个百分点。

通货膨胀的另外一个衡量指标是GDP平减指数。所谓GDP平减指数，就是名义GDP 与实际GDP 的比率。由于名义GDP是按现期价格评价的现期产量，而实际GDP是按基年价格评价的现期产量，所以GDP平减指数反映了相对于基年物价水平的现期物价水平。相对于消费物价指数而言，GDP平减指数反映了国内生产的所有物品与劳务的价格，且物品和劳务的组合自动地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变动。

根据我国公布的名义GDP 和增长率，我们可以推算近5 年我国的GDP平减指数。对照相同年份的CPI 数据，可以发现GDP 平减指数较之各年CPI 平均高出0.2~3 个百分点。

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判断，在货币流通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与实际产量或实际供给成反比；由于惶恐或者投机，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货币流通速度过快，也一样可以引发通货膨胀。

根据这个关系，容易理解以下几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一是财富大量外流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二是滥发货币，以有限的财富对应无限的货币，引发的恶性通胀；三是战争、天灾人祸造成物资极端匮乏，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四是投机盛行引发价格上升，导致人们急于抛离手中的货币，从而引起货币流动性过速的通货膨胀。

还有两种类型是外向型经济高度发展所致：一是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或外资的大量涌入，导致本国货物减少、外汇及储备外币引起的本币发行增加，引起国内物价上涨；二是持有外币的贬值，使外汇储备对应的可进口货物出现缩水，引起本币相对于货物购买力的贬值。

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一种是由于基础产品价格、工资成本、寡头集团暴利引起的，属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另一种是由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除了货币发行失控，财政赤字、投资膨胀、消费膨胀也是重要的根源，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三种属于结构型通货膨胀，是由经济结构、部门结构失调引致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如瓶颈部门制约、需求移动、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的差异等造成的经济失衡。

具体到中国现阶段，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尽管有石油、矿石等输入性因素，但主要是由外汇储备和资产价格两个因素的复合造成的。基本上，通胀主因是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这种外汇储备增加的源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推行的刺激出口政策导致的贸易顺差；二是无条件超国民待遇引进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三是国际热钱的持续涌入。截至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按照2007 年全年3.97 倍的货币乘数，可创造9.52 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供给M2 ，大大超过了同时期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总额。如果不是央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各种对冲政策，来自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将难以控制。

资产价格过高，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房价过高，并不表现为建筑成本的上升，而表现为地价拍卖暴利、开发商暴利、炒房者暴利等。由于我国城镇家庭房产开支占家庭财富开支超过一半，房产价值的膨胀，将不可避免地推动普遍通货膨胀。当劳动者看到自己所能承受的住房水平如此之低，自然形成要求提高工资以及降低各种日常开支的预期。房价高涨对通货膨胀另外一个传递渠道在于，由于房屋和农副产品生产使用的都是土地，住房价格上涨最先传递的就是农副产品；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则要传递到工业产品的价格，引起整个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涨。

股市的非常规高涨同样推高通货膨胀预期。这种预期一方面表现为股价上升的财富效 应，推高物价水平；另一方面是股价高涨对其他资产价格的示范效应，甚至诱发正常商品的资产化投机狂潮，引发资产、投机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中国对股市采取的鼓励投机、减免税收的政策，也引导了中国股市的非常规性扩张发展。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流动性过剩，还在房价、股价上涨之后，带来了消费品商品的上涨空间。就是说，如果外汇储备不增加，我们货币发行是正常的，房价、股价涨起来并不一定导致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为流通中的钱不够用，房价、股价涨了以后普通消费品价格甚至还会降下来，而加上外汇储备不断上涨这一条件，形成的就是全面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直接危害，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范围转移，而且严重影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能力，它可以改变人们对未来时期物价上涨的预期，并进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引发社会、政治上的动荡。

在中国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实体经济上对房地产业和出口过度依赖，而前者甚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对公众财产的掠夺平台；在虚拟经济上，股市的过度炒作也造成了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社会财富的巧取豪夺。这些复杂因素决定了，治理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需要多管齐下，通过紧缩的经济政策，抑制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需求；扩大财政支出的民生取向，扩大社会财富分配对劳动者的倾斜，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形成健康的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的良性循环；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在合理调整汇率的同时，严厉打击国际热钱的非法套利行为等等。

3%以内的温和通货膨胀，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是正常的，超过3%的通货膨胀需要认真对待和重视。20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的概念，说明中国经济潜藏着多重通胀因素，很有可能在2010年中后期产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要高出中国物价一两个量级

    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工业化速度相对迟缓，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迟缓，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提升速度就十分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体系。在二战后长达50年的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主体是东西方围绕意识形态对立，所形成的军事对立与经济隔绝，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更靠近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东西方的对立也阻断了南北国家的经济融合，从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与价格体系长期隔绝，两种价格体系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如果以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来大体反映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相差几十倍^[5]。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也随之崩溃，被隔绝了几十年的、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立即呈现在世界各国面前。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只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与技术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就可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所以就引起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这就是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原因，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出现长期持续拉大的贸易逆差，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的原因。

由于两种价格体系并存，融合仅仅是开始，而发达国家是处在要素价格体系的高端，发展中国家是处在低端，从低到高有几十倍的空间，以百分数来度量就是百分之几千，而汇率的年度变动一般只会在百分之十以内，所以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年提升率在百分之十以内，要经历二、三十年才能抬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发生“内贬”的时候，就不会改变其所具有的贸易强势，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在人民币“内贬”的同时，也出现“外升”压力的现象，使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通胀率与汇率为互逆变动的理论描述发生变形。

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要高于中国物价一两个量级，决定中国的商品价格在世界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中国经济仍然是发展不足，进一步讲，就是“物价结构上涨不足”、“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太低”、“经济结构、消费结构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等。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经济交往中，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力争危机后的重生，商业摩擦现象必然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经济增长方式分三个层次，即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经济发展要从资源投入转向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为重点，才能逐步使中国经济既大又强。

 

                                                  2010年1月20日

[4] 曹建海，通胀狙击中国经济增长[J]，南风窗，2008年9期.

[5] 王建，论人民币“内贬外升”及利率、汇率与通胀率的新关系[J]，中国经济导刊，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