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虚热的对症良药
——推荐《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2009年出了不少好书。其中有一部特别值得注意：《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李约瑟及其合作者撰写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开始出版，至90年代全书面世，一共七大卷二十一册。这部书震动世界，宣扬了三个基本信念：
第一．
第二．
第三．
李约瑟博士的书在发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上功不可没。不少中国人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对其结论赞赏有加。不过，上述论断貌似全面，却不符合历史实际。西欧而不是中国发展出现代科学，不但受社会与经济制度影响，更主要的是文化本身的因素所决定。
其实，这是已经讨论了四百年的问题。17世 纪初，利玛窦除了指出科举制度不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以外，就一针见血地说：“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 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于是，在这一领域得到的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中国札 记》第31页）这里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某些社会制度（如科举制度）确实不利于现代科学在中国诞生。对中国知识阶层说来上升的导向仪是儒家经典，没有必要关注科学技术这些“雕虫小技”；更没有必要背离“为圣人立言”、“弘道”的传统去冥思苦想——为学术而学术。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
三是中国人一向引以为傲甚至作为划分华夷（文明与野蛮）界限的道德，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法的重大缺陷。
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则指出，与西方数学不同，中国数学只注重方法，“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继承与叛逆》第9页）。曾纪泽代其父曾国藩草拟《几何原本》序中进一步申论：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曾纪泽遗集》134页）简单地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结论，他们力求从文化的缺陷中寻找问题答案的自省精神已足以令人敬佩；何况要推翻他们的结论并不容易。
陈方正博士历时多年写就的这部七百多页的杰出著作详细论证了西方现代科学是以两次科学革命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第一次是公元前四世纪前后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 拉图学园结合产生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代表性成果是《几何原本》；形成了以科学与宗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前者极端重视数学，萌生了严格证明的观念 和发现了严格证明的方法。而宗教精神则熏陶了矢志不移探索宇宙奥秘的意志。第二次是17世纪的牛顿革命，代表作是1687年初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它提出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也就是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597页）。简单地说，数学，逻辑，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精神催生了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的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的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继承与叛逆》第28页）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根本没有这样的传统，因而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
这是一部科学技术史的杰作，也是一部文化史的杰作。修改了十几遍才定稿，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只有像陈先生那样既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他是物理学博士），又长期担任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熟悉中西文化的学者，才能写出这样的杰作。
鸦片战争以降讨论中西文化的浪潮从未止息。今后如果有人再谈中西文化，一个善意的建议是：请先读读《继承与叛逆》好不好？这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虚火上升，不妨喝口清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