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易中天先生针对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沙尘暴”现象发表了一番意见，我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在我的博客上。有“好事者”将此文连同其他几篇批评文章放在一起，特地传给了易中天先生。我觉得，这种方式容易给易中天先生造成“被围攻”的感觉。好在易中天先生对此并没有计较，近日，易中天先生有了回应。
精品阅读编辑部：
传来摩罗、刘仰、木然三位先生的文章，已然拜读，感谢他们的批评！我认为，道德与国民性，是大问题。因此，第一，有争论，很正常。比如刘仰先生跟木然先生，就有冲突之处。这正说明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便难免见仁见智，不必大惊小怪。第二，兹事体大，关系到每一个人，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讨论。我从来就不认为，讨论国民性，是所谓精英的专利。我发表一点意见，也决非以精英自居，只不过“天下兴亡，匹夫有心”而已。请别误会，是“有心”，不是“有责”。第三，唯其如此，就得从长计议，不必匆忙做出结论。事实上，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所以，我决定暂不作答。我愿意倾听更多的意见，尤其是看到像刘仰先生这样心平气和讨论真问题的文章。刚刚听到不同意见，就急眼，岂不成“跳跳”了？
易中天先生回应中提到的木然先生，我不认识。看了一下木然先生的文章，言之无物，口号多于内容，不说他也罢。颇感安慰的是，易中天先生认为，我的那篇文章《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尘暴”》是“心平气和讨论真问题的文章”，可见易中天先生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他自己也比较心平气和。但我多少还是有点遗憾。易中天先生在回应中说，“道德与国民性，是大问题”，“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便难免见仁见智”，“唯其如此，就得从长计议，不必匆忙做出结论”。基本上，易中天先生还是沿袭了他在最初的采访文章表达的观点，要“从长计议”。
我认为，“道德与国民性”问题如果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易中天先生的说法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学术问题可以深入讨论，广泛发表意见，逐渐形成共识，易中天先生说要“从长计议，不必匆忙做出结论”也未尝不可。但是，学术问题的提出其实是现实问题。如果易中天先生最初只是说这个学术问题，我可能也没多大兴趣来参合。事实上，我对这个话题发表意见，是因为易中天先生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到，易中天先生的形象化概括也比较准确。然而，指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大家正在等待解决办法的时候，话锋一转，把现象又归结到学术问题，要暂时搁置起来，大概很难让读者满意，很难让对现实担忧的人们稍稍安心。易中天先生“决非以精英自居”的心态值得欣赏，但是，像记者一样只是对现象做了一个“报道”便没了下文，无论如何还是一个遗憾。
对于“从长计议”，我又想起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就好比蔡桓公的病症。对于扁鹊来说，也确实给了蔡桓公“从长计议”的时间，然而，如果时间“长”到一定的限度，现象得不到控制，最终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从长计议”怕是也没了意义。而且，扁鹊还是一个医术高明的人，我等针对当今社会的现象，不敢妄称自己是像扁鹊一样高明的“社会医生”，“从长计议”的余地似乎更小。因此，如果我们真想让“道德沙尘暴”现象不要进一步蔓延，不想看到“道德沙尘暴”引起最终不可收拾的结局，恐怕还得从现在就开始想办法。虽然已没了“未雨绸缪”的从容，但是，尽早筹划可能比“从长计议”更重要。
我认为，对待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现象，首先应该要求政府树立自身道德形象，并从内外两个方面，确保政府的道德形象能够被公众接受，也就是自律和监督。其次，政府也应该在全社会加强道德宣传教育。政府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沿用易中天先生早先的访谈，关于道德的提倡者和仲裁者，大致可以这么认为：政府既是道德的奉行者又是提倡者，民众才是道德的仲裁者，民众道德仲裁的对象既包含政府，也包含社会。当然，法律、制度也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在这里不多展开。道德与法律并重，是大禹治水“疏导”的方式。只重视法律、制度而轻视道德建设，是鲧所使用的“堵”的方式，鲧即便有“息壤”，最终也堵不住，还是失败了。
也许，我的方式也不一定彻底有效，但是，尽早筹划，一旦在现实中被证明无效，也许还能有改弦更张的时间机会。如果现在什么也不做，即使未来“从长计议”有了学术上的结果，万一到那时“道德沙尘暴”的现实已经病入膏肓，那个学术上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有些人确实主张要闭门苦读、十年寒窗，认为那样才能有真正的学术成果。我不否认这种想法的价值，但是，我想说，任何学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现实所用，学术的纯粹性、超然性和学术的现实性、功利性，两者都不能绝对。学术上的“真问题”在寻找“真答案”的时候可以从长计议。而现实里的“真问题”怕是不会给我们太多“从长计议”的清闲，而需要我们尽快找到“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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