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师的收入算不算低？
文/胡磊
前段时间，我所在的南粤小城，有关教师的“职效工资改革方案”，讨论得沸沸扬扬，因为没有实质增加工资，教师的反对声音颇大，后来改革方案胎死腹中。同时，我看到很多文章都在抱怨，说教师的收入太低，是社会弱势群体。由于教师的收入太低，从而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由于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由于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人才产生；这必然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大幅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是解决当前教育瓶颈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方法——这个理论看起来非常合情合理，很有说服力。但是，如果你真要较真或者仔细去想，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
元旦假期，我在北京与大学同学聚会，由于同学中有几个是教育系统的人，话题很自然扯到了教师的收入问题。当老师的同学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但让大家一起晒自己的收入时，却赫然发现，做老师的收入是平均以上。其中一个叫梅子的女同学（北京某企业的中层管理、白领，早婚，大学刚毕业就嫁人），反驳教师收入低的例子和观点，颇有参考价值。
梅子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从我儿子上幼儿园开始，到现在上大学了，与各层次教育机构都打地交道，作为一个家长，我不但没有感到教师的收入低，反而认为教师的收入从来都大大高于同时期大多数行业的收入水平。从教师与家长打交道时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口气，哪像是什么弱势群体，一点儿不逊于现在的官员。”梅子的开场白有点先声夺人。
梅子继续说：“儿子上幼儿园时，正好赶上人口出生高峰，在北京要上一个正规的幼儿园，特别是条件稍好些的，绝不亚于现在想上重点中学乃至重点大学，在幼儿园当老师，是个肥缺。那个时候，即使你有北京户口，又属于招生范围，但是名额有限，同样进不去。儿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时，我老公正好在中科院做博士后，按照当时的任何一个红头文件，儿子上中科院所属的中关村一、二、三幼都是可以的，但是，最终哪儿也没上成，只好在研究所的托儿所里待了两年，直到老公博士后出站后到了一所大学才进了正规幼儿园，那时，他已经该上大班了。
研究所的托儿所只有四个孩子，一个8个月大，另外两个分别是一岁半和两岁。托儿所只有一个正式的人员——园长。另外还聘了两位老师，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是哪位领导的亲戚，农村姑娘，小学文化，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另一位是腿有残疾的中年女性，也是什么人的家属。
从儿子一进托儿所开始，园长就时不时提醒我，儿子本不应该在这儿待，如果不是她，我儿子就没处去，因此，我应该向她有所表示。我也想过要向她表示一下，但是，那个时候大学毕业时间不长，又刚刚在北京安家，孩子还小，手头真的不宽裕。第一次，我把老家带来的茶叶送给了她，看表情，她好像不太满意。过了没几天，她拿了一大捆毛线给我，要我帮她卖掉，否则，儿子就不能上这个托儿所。原来，她的弟媳妇是北京某毛纺厂的，工厂生产的毛线卖不出去，没法给工人发工资，所以就让工人自己卖毛线。这些家里有老师的，又把这任务转嫁给了家长。这一大捆毛线有十来斤，还都是纯毛的。那个时候大家的收入都很低，很少有人买纯毛毛线织毛衣的，这毛线真的很难卖。没办法，我只好花费了将近两个多月的工资自己掏钱把这些毛线买下来，分别给了我婆婆和我妈。没想到，没几天，她又拿来了毛料、面料......不仅要送礼，还要包销，这看这家长当得真受气。”梅子说到这里，满面委屈。一帮同学也有点激愤，于是半开玩笑开认真地同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同学说：“原来当老师的，还有此招！老实招供，你到底有无这种特权”这位当老师的同学面上微红，喘嚅地点头承认曾经用过这种潜规则所“赋予”的特权。
梅子继续说：“后来儿子到了大学的附属幼儿园，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你要想老师善待孩子并给于一些关照，送东西是必须的。由于没给老师送东西，儿子在幼儿园的一年里，从来没有得过一朵小红花。
儿子上小学、中学，我目睹的事也说明老师的收入确实不低，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儿子上中学时的班主任。十多年前，当私人汽车在北京还属于凤毛麟角的时候，儿子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就买了一辆富康，红色的，非常拉风。那个时候买车，就像现在买房，不是谁都可以买的，十万的车款，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那个时候的公务员，是个天文数字。儿子所在的中学是北京市重点的前几名，如果分数不够想要进去的话，需要交纳数万元的赞助费，据说现在已经要十几万了。这位班主任是原来这所学校校办工厂的工人，没有正规大学文凭，靠自学考取了教师证，教授英语。这位班主任，当她听到我家的电话还要通过单位总机转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鄙夷的神情，至今我都记得。那个时候，学校的奖金就已经找不出合适的名目来发了，所以，学校开始安排老师国内旅游。当国内旅游都难以满足教师的需要时，现在则是组织国外旅游。”梅子说到这里，有一个被公司总部派驻澳洲刚回来的同学附和说：“是的，我在澳洲也经常能碰到国内中学老师去旅游，而且西部地区贫困县的老师也不少。去年七月，在悉尼地铁上，正好碰到宁夏的一个学生团，15个学生在8个老师的陪伴下到澳参加暑期培训班。我问学生的时候，老师非常警惕地不让学生说话，我问这些贫困地区的老师出国经费从何而来，他们面面相觑，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哎，我想绝对不会是自费吧？”
梅子又揭了一位在北京某区担任中学副校长的同学老底：“前年我不是去过你家吗？你那时住的是学校分配的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还配了一辆30多万的吉普车给你。今年你又买了一处商品房，说是投资，还不包括你还有闲钱来炒股。你的收入还算低吗？”当校长的同学只有点头承认。
梅子的话引起其他同学的共鸣，在北京当老师的也许从国家财政发放的工资基数不高，可有多少老师是靠工资呢？同学们纷纷总结老师其他秘而不宣的赚钱绝招，而其中搞“课外辅导班”来赚钱方式最普遍：老师负责在下午5点半放学至晚上8点半之间给孩子辅导，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并给孩子提供一顿晚餐，据说，每月收费一般在500元以上，但这个收费只是限于集体辅导的，如果要单对单，那么，收费是以每小时论的。当然，参加老师的辅导班的学生，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平时在班里更得到老师的关照。凡是参加过补习的科目考试成绩是不错的，但不敢断定是否有老师放水的嫌疑。同学们说到这里，有人不客气地说：“在北京，老师真好混啊！”
学们的话，引起我的思考，看看我身边一个个收入颇丰的教老师，不能说都是个案吧？世间的事不会那么巧，巧到所有高收入的教师都只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这应该是偶然中的必然了吧？就这样的收入，在北京还能叫低吗？在中国还算低收入一族吗？（当然，我文中说的教师，只是指国家体制内的全职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