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国庆前夕，52岁的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来到山东的淄博、潍坊和青岛检查工作。她穿上了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鼓励大家大胆穿时装，打扮得更加漂亮。淄博的市委书记和山东纺织工业厅的厅长、淄博市副市长也一起应景穿起了西装。吴文英说，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繁荣，都带来服装革新，现在国家支持穿漂亮衣服，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人民打扮得更美。吴文英身体力行地履行“领导要带头”，并且说“不要用五十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八十年代的穿衣问题，更不要以土自居。社会上还有一种旧习惯势力，要顶住他们的闲言碎语。”
这一年不仅是衣着，整个国家也开始提倡消费和鼓励消费。官方说这“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且也是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截至1983年年底，全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已经达到了890多亿元，其中农民的储蓄存款达到了319亿。
纺织品就是一例，不仅是衣着用料，国家还鼓励拓展新的消费领域。中国的人均纺织品消费量在前一年还不到美国的1/4，《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说，由于消费的水平低，已造成了棉花过剩。1984年，中国的装饰织物仅占纺织品总量的7%，大多数还是衣着用料，而且数量、质量和花色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曾经一直提倡社会主义简朴和节约的中国现在开始鼓励工农成为大方的消费者，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做法也提出批评，一位副总理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
但影响消费的不仅仅是人们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商业体制的不合理也是影响消费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已经与现在刚刚开始的商品经济社会显得矛盾重重。消费的需求正在日益高涨，但彼时的中国，到处是买难卖难的局面。高档家用电器供不应求，一些名牌产品不仅需要“凭票购买”，甚至还需要漏夜排队。在这年全国轻工系统定点厂电冰箱展销会上，居然有2000多人在前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就排起了队，为的是第二天能买到广州冰箱厂的万宝牌冰箱。为了维持秩序，公安部门甚至出动了120名的警力。
第一个买到冰箱的是北京市第二服务局的伊凡，他渴望着在5月中旬结婚前能买到一台万宝。他为了这台冰箱付出的努力是排了2个晚上的队。另外一位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一厂的消费者陆渝丰，也是排了两天两夜的队才买上，为此他发动了父母和女朋友一起轮流排队。
另外一个也同样来自广州的产品五羊牌洗衣机也受到了如此隆重的待遇，排队的长龙多达三四百人，不到一个早上，漏夜排队的人群就把这次参加展销会的300台五羊牌洗衣机抢购一空。
中国消费者的热情几乎让一些厂家无法招架。广州冰箱厂在1984年举办的次年度订货会上收到的订单，如果以次年计划的生产能力来计算，起码得生产20年。订货会几到疯狂的地步，报到台两次被挤倒，甚至有订货单位愿意以外汇、零售价格购买，还有人主动要求愿意搭配别的产品。
常州自行车总厂的厂长周仲贤这年11月在《市场》报上登出一则《“金狮”致谢》的信，兴奋的情绪溢于言表，他写道“许多商店和顾客便纷纷来信求购，金狮牌自行车很快就畅销全国二十八个省市。”
周仲贤的兴奋来自于这年金狮的畅销。7月在北京，“金狮”甚至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7月25日金狮牌自行车在北京大栅栏第二百货商场进行展销，消息传出后，头一天晚上九点门口就排了好几百人，到了半夜，人越来越多。商场的人决定开始发放购买车的票，结果到了早上七点，六天展销会期间的一千多张车票就已经发完，商场不得不在门前挂出“车票已发完”的牌子，结果云集在门口的几百个顾客开始闹意见，怎么也不肯离去。商场只好把还在运输途中的200辆自行车的车票也发了出去。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满足一天所需。“金狮”在得知消息后，立即答应再调1000辆自行车进京，但时间却已是要拖到9月份了。
广东顺德县北滘美的风扇厂的美的牌电风扇这年在继去年销量“大跃进”之后，这年头五个月又比去年增长了近五倍。不过1984年开始，它慢慢地不再是“杂牌王”了。美的被评为了广东省和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还出了薄型的鸿运扇，厚度不足七厘米，有两个小时内的任意定时器，还有快、中、慢三档风力开关，甚至在翻倒的时候还能自动切断电源。现在，行家们开始用“新秀”的字眼来称呼美的。
排队买东西在北京绝不是个例。这年春节前，买雪花牌冰箱的人们也是午夜便在商店门口排起了长蛇阵。彩电也是很难买到，春节前夕各大商店倒也都出售过，却大多被北京市郊的农民抢购一空。日本《东京新闻》的记者把这叫做“名牌货前的长蛇阵”。
另一个大城市上海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消费热潮。上海的电冰箱和彩电热比北京更甚，严冬季节就开始抢购，有人为了买上一台彩电，不惜排三天三夜的队。在上海，甚至空调和电脑娃娃机也开始走入家庭。时装也越来越多样化，过去的“蓝蚂蚁”渐渐看不到了。一些受到人们欢迎的面料和服装一上柜就销售一空。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出现了西装热。培罗蒙西服店这年上半年销售的西装就等于上个年头一年的总和。此时大多数西装的售价为三十多元一套。
上海的室内装潢行业也应运而生，专业的商店从1979年的1家发展到了现在的8家。至于经销装潢商品的“知青商店”，更是多到无法统计。
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房地产业开始启动。深圳的房地产业此时已经开始蓬勃发展。尽管这年深圳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但深圳还是实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实行土地商品化。深圳现在仅靠土地使用费一项，每年就可以收二三亿元之多，这已经成为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
日后将成为中国房地产业领袖的万科公司的王石，此时才刚刚当上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经理，半年前他还在骑着自行车倒卖着玉米。
深圳的蛇口在住宅商品化方面走在了前列。蛇口工业区的方法是鼓励职工自购住宅。此时如果在蛇口水湾新村要买一间三室一厅大约91平方米的住宅，价格是10860元，一间两房一厅72平方米的价格是8644元。这些价格是一次性购房的七折优待价；如果要首期付一半，余款五年分月付的话，前半部分是七折优待，后半部分则是七五折；如果是十年的分月付款，则是八折。72平方米的房子如果是分五年付款，每个月大约需要付170元，十年则是每月100元。以蛇口当时一个职工平均200元的工资，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人都有工资收入，这样的房产价格并不算贵。当然，蛇口的这种做法仅对蛇口工业区才有效，因为住宅的开发费用和征地费用都是由工业区负担的。因此，这种住宅虽然可以转让、抵押、继承、赠与或出租，但对象也必须是蛇口工业区的职工。
在广州，私人买房也排起了长龙。现在，广州采取国家投资以及企业和私人集资等多种方式来解决先前广州住房难的问题。广州这年准备在市区边缘地段筹建三个居民住宅区，房子由私人集资订购，建好好给私人使用。并且，买主还享有房产权和继承权。想订购这些房子的人已经达到了几万人。
是年5月31日到6月2日，国务院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住宅局在佛山召开了全国十四个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搞活房地产业的座谈会。这个会议要求各地房管局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放开手脚”，积极开辟房地产市场，推行住宅商品化的经验。这十四个城市的房管局被要求以后不仅是要管理公房，还要“面向全行业，面向全社会，广开门路，积极扩大业务范围……开辟房地产市场。”
从服装到电器再到房地产，中国人似乎一下子变得喜欢花钱了。但生意也并不都是这么好做，哪怕有好的产品，人们也不一定买得到。究其原因，中国在1984年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流通渠道和价格体系都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虽然一些省陆续把国营商业的二级批发站下放到了市，但是开放式的商品流通并没有想当然的出现。一些地方为了保护地方产品，就采取封锁外来产品的方式，规定只能销售当地的商品。
北京在前一年的四月份就发文邀请各省市来京做生意，但是一年多过去，做生意的人还是很少，大家普遍的反映是到北京做生意阻力很大。北京方面的条件不仅苛刻，而且限制很多，比如福建想在北京开一家闽菜饭庄，北京方面给的地点却非常偏远，最后好说歹说要到了前门的地皮，答应之后却又忽然不给了。
即便是已经办起来的外地和北京的联营商店，也困难重重。安徽进京的货，不仅全部要交给制定的公司批发，而且来一批货，就得提着样品跑十几个地方，手续繁琐，往往一拖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而且对于价格，外地的单位也几乎没有权力，卖高卖低都得看北京公司的脸色。
不仅如此，北京还采取了一些有违商业道德的手段压制外地商品的竞争，浙江的茶叶、云南的卷烟都被北京方面想方设法地推在门外，目的就是要卖自己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商品。
就算是低三下四能在北京做点生意的外地公司，也经常遇到敲诈勒索。这年2月的一天，北京宣武区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人就以“堆货是违法占地”为由，向云南食品名特产销公司公开敲诈茅台等名酒。北京方面的老大思想让外地来京做生意的人颇感挫折，认为他们“只欢迎人家来进贡，不欢迎人家来做生意，更不准人家同他竞争。”福建一家产品行销香港和世界很多国家的企业，在北京做生意遇到层层阻力之后，转身南归，留下了一声叹息“商品要打入北京市场，比打入香港市场还难！”
但自由商业的思想在一些地方却开始萌芽，那是离开北京遥远路程的广东。广州市场之活，在全国可谓屈指可数。广州现在已经吸收了全国各地二十多个省市的商品，尤其是农副土特产品。广州这些年已经逐年减少了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逐步取消了限价，鼓励国营、集体与个人兴办商业，也鼓励国营商业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国营企业独家垄断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市内的商业网点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四万多个，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现在，广州人甚至可以吃到从遥远的新疆贩运来的哈密瓜和葡萄了。
那种用行政办法管理商业，把商业局限在一省、一地的做法逐渐地在松动，现在人们包括官方终于认识到，商品经济越发展，这种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弊端就越发明显，它不仅加剧了地区的封锁，保护了落后，摒斥了竞争，也妨碍了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1980年就呼吁大力发展商业网点的万典武这年概括了几个城市商业改革中的重点。他认为首先是要做到政企职责分开，不能让商业企业成为商业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是要让这些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二是，要逐步改革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要赋予商业企业和商业部门应有的物价权，改变“做买卖的不管价格，管价格的不做买卖”的现象。三是，要减少流通环节，要建设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四是，要调整商品流通领域的所有制结构，让那些小型的零售商店、饮食店和服务企业转让、租赁给集体或个人。五是，要打破“大锅饭”，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价格不合理逐渐成为一个共识，现行的价格体系显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日本经济新闻》注意到中国的“价格改革”是从纤维产品的差别价格制开始的，一方面，政府允许质量好的产品以比官方价格高15%的价格出售，另一方面对质量差的产品要把价格降低到使生产产品的企业出现亏损。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分别用给企业以“甜头”和惩罚的办法来搞活企业经营，促进竞争。而在先前，企业只是一味重视增加“数量”而不是“质量”，因为流通部门不管质量如何都是以同样的价格收购的。赵紫阳总理在五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承认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中国经济的癌症而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
但价格体系改革会不会带来全国性的物价上涨？这点，在1984年尚存有争议，现在取得共识的是官方认为的“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这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从差不多空白增加到了每年400多亿美元，但美国人还是认为，中国向西方的开放是“非常初步的”，虽然已经制定了好几个保护外国专利和合资企业的新法律，但对于遵守与否，西方政府在表示欢迎的同时，西方企业界还是半信半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威廉·克拉克就说“这些法律倒是很不错，但是它们能得到遵守吗？”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还是只肯承认外国公司是暂时存在的东西。
西方人清楚地看到，不管改革走得多远，中国依然不会成为西方的盟国，“它仍将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它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在许多方面仍将同西方的有冲突。”但至少，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这几年来领导人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远比斯大林之后的苏联要大得多。西方人也相信，如果权力下放和带有市场性质的改革能继续下去，一定会使中国出现比较自由的政治和社会气氛。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也将进一步刺激它同西方建立长远的关系。
新的价值观业已出现，“竞争”不再是贬义词或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的不良现象，“承包”一词也是如此。“消费”现在也不再是“浪费”的同义词，相反地，现在正在通过“鼓励消费”来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并以此谋求搞活国民经济。甚至“情报”也成了褒义词，“信息”一词也被频繁用于电视广告的“商品信息”中。
这一年，北京甚至还有了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农民，她的名字叫做孙桂英，以养鸡为生，是年1到4月间，已经向国家出售了四十九万两千八百多个鸡蛋。1984年的1号文件向孙桂英们保证，他们绝不会因为走过去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殃。
尽管是有限度的，在经济领域，还是出现了价格自由化和鼓励私人经营活动的趋势。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在建立一种“市场型”社会主义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