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G2的大前提下，中国将面临哪些困境，能否突破与转型成功？

　　答：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有它的历史机遇，但也有许多的困境来考验它，如果突破这些困境，国家转型便会成功，国际地位也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如今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有不少类似于囚徒困境，让决策者进退两难，这些困境包括大量拥有美元资产，南海的潜在威胁，产业转型与就业问题，如何防止腐化与体制创新。这几个问题在未来十年内都要妥善解决，否则未来的情势可能逆转，出现较大的动荡。

　　说明：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以清朝为例来说明它。满清入关，第一个转型就是从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转型为农业民族的生活形态，但反对的力量不小，鳌拜就是反对转型的一股巨大力量，而康熙则已看出非转型无以统治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就在康熙将满人试图转型为农业社会的形态时，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也正在一个巨大的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当然这种转型都要几代人的努力才会成功，但是康熙如果眼光更远大一些，看出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的工业化转型是历史巨大的契机，中国的鸦片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在历史的挑战下，转型不彻底，最后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揆诸近代的革命也是如此，蒋介石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革命只进行了一半，等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逐步成功，革命才算彻底。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彻底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一个最强盛的全球性帝国主义国家面临由盛而衰的巨大关键，如何稳健有序的撤退变成奥巴马政府的巨大挑战，撤退成功，美国国运的软着陆才有可能。但是撤退要有人掩护，于是G2的构想便因应而生。透过中美两国的风雨同舟，金融危机的冲击可以减到最小，美国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同时也给中国一个巨大的机会。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展现的是泱泱大国的风范，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但是中国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G2的风光将只是短暂的，并且会有不小的后遗症。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少问题已陷入囚徒困境，其中最大的两桩是拥有大量美元资产与南海的挑战。

　　中国握有大量美元资产是一种战略制衡的手段，不能纯粹站在盈利的观点，但是美国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解决金融海啸的后遗症，美元一路趋贬，近期虽有反弹，但长期看贬的趋势不变。如今中国如果为了战略制衡而继续持有大量美元资产，那么美元未来一旦大幅贬值，中国的美元资产将大幅缩水，如果利用美元反弹的高点逢高减磅，又会失去战略制衡的工具，真是进退两难。

　　南海的挑战也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不扼制越南、菲律宾、印尼等的海权扩张，这些小国势必得寸进尺，把本来归属于中国的海域瓜分一空，只剩几个孤岛留在中国的手中。如果进行强力干预，又违反中国和平崛起的良好形象。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没有威力展示，这些小朋友是不会认真考虑的，但是这些小朋友背后有美国撑腰，又可以把中国的主张置若罔闻，所以南海问题是中美两国对于南海资源的较劲，不是对付小朋友的问题，相当难解。

　　腐化问题当届政府已大力整顿，但要根治腐化只有从体制着手。威权体制是滋生腐化的温床，为了避免腐化，威权体制如何变成制衡体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威权体制效率高，用在基础建设上大有帮助，一旦基础建设完成，制衡体制才能长治久安，制衡是治疗人性弱点的最佳办法。

　　大部分朝代都会出现这样的命运：革命建国，边界战争，诛杀功臣，经济高速发展，腐化加速，中兴失败，最后崩溃。其中腐化加速才是最后崩溃的主要原因。中国在威权体制的效率和制衡体制的防腐如何兼顾将是未来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十年是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机，从中国低端制造到中国高端制造只有十年的黄金机会，这十年是拉开中国和印度、巴西、俄罗斯差距的绝佳机会，如十年内未能完成产业转型，那么其他的金砖四国将迎头赶上。产业转型和增加就业往往是一个矛盾命题，不要为了保八而失去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机。新能源、新材料、新服务、生物科技、低碳经济是中国创造的新舞台，如在十年内理顺新旧经济的和谐性。中国再创造一个辉煌的60年将是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