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质量和它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流动是个人位置的调整运动，也是社会结构的流转变迁过程，是实现人力资源重新配置、优化，进而带动其他各类资源重新配置优化的一条路径。

　　社会流动不外乎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水平流动不一定能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垂直流动则是指个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位置的升降，它不仅涉及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且还会引起社会分层的变化，促使社会分层从量的变化发展到质的变化。

　　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通常由上升的社会阶层打前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新的经济阶层要比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更易于发展。因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容易蔑视许多经济增长需要的东西，它可能蔑视劳动和精打细算的精神，而把时间浪费在打猎、射击或跳舞上，靠租金和股息过活；它可能蔑视学习、科学和新技术；甚至可能蔑视功绩而重视出身。因此，历史学家在考察经济急剧变化的各个时期时，总是要密切注视阶层结构和阶层变动。

　　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那些社会流动受到奴隶制、种姓制、种族隔离、社会势力行为、宗教派别等等阻挠的社会里，不能指望会产生蓬勃的经济增长。最伟大的增长发生在那些人们看到了经济机会，并愿意精神振奋地抓住这种机会的社会里。进而他强调，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同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职业的自由，同租用资源并以增加产量或降低成本的方法将各种资源结合在一起的自由以及同进入某些行业并与已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的其他企业竞争的自由密切相关。

　　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同时在物质市场提供财富激励和在地位市场提供地位激励的社会，其增长率比单从一个市场提供激励的社会要高。在重视地位的社会里，如果优越职位完全让依赖出身而没有能力的人占据了，经济增长就一定不会出现。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涉及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化。所谓社会结构性质，就是社会结构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刚性的社会结构阻碍了社会中、下层人士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和空间，人们要么选择怠惰，要么选择退出，要么选择反抗。而柔性的社会结构使个人能够轻易地沿着社会阶梯自由上下移动。

　　相比于贫困本身而言，人们更不能容忍的是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流动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在于社会流动渠道给个人和群体提供了一个依靠自身禀赋和努力去获取和积累财富，并借以提升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机会。从而激励着人们加大对教育和知识的投资、创造和积累资本，而正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解释了世界绝大部分的增长和绝大部分国家的增长。其他的诸如教育贫困、知识贫困都是人们看不到光明的未来而窒息了现在的投资热情造成的。而且，社会越是富裕，人们对这种向上流动的机会的要求越是强烈。

　　18世纪后半期，英国限制流动的情况是很少的。各个阶层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结构上，人们的流动性变得更强，出现了“人处于流动中”的说法。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调节的机制，社会流动使得英国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那么明显，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能对变化的环境做出较为灵活的适应和反应，并能适时地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来调整每个阶层自身的社会存在方式。1757年曾有人断言：英国人从一个社会阶层转换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相对比较容易完成。这种现象连伏尔泰也感到吃惊。

　　实际上，“梯子”在英国社会观念中是一个完美的象征，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爬升的机会，大部分人就一直在努力寻找爬升的机会。许多人的确爬升上去了，变成另一个阶层的成员；许多人试图爬升，但失败了。因此，尽管英国也存在严格的社会分层，但它与欧洲其他大陆国家不同的是，它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中间阶层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

　　戴维·兰德斯说：英国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上帝赐予的，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英国具备了这些素质，同时又造就了自己。一个社会要将千百万形同散沙的个人牢固地粘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并促成一项历史的跨越，它必须保证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的高度协调，任何方面的失控都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崩溃。

　　幸运的是，英国能够使社会目标与个人的欲望和积极性相协调，使集体的协同作用能增强行动的实绩。其整体大于各个局部之和。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会较好地响应国家的鼓励和倡议；反过来，国家也同积极的社会势力一致，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更好。因此，“催熟”英国经济的是具有生产性和激励性的社会流动机制，它激励着各个社会阶层把最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最能使自身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善的事业上。

　　人是为梦想而活着，而不是为生产而活着。社会流动之所以让一些大国实现了崛起，在于它让人们的梦想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得以实现。死水有毒！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躯体，社会流动就如血液循环一样，如果不流动，再庞大的躯体也会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