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中共党员。在填写各种表格时少不了要交待“政治面貌”。我在大约26、7岁有了自己的定见后，从来是填写“无党派”的。也就是说，我是坚定的无党派人士。社会上填写此等身份的流行措辞是“群众”。我觉得这措辞滑稽之极。其一对自己不妥，一个渺小的个体如何就敢称群众。其二对党内人士不当，难道一朝成为执政党的普通成员就退出了群众队伍不成？

   我不会加入党派，无论怎样的诱惑和赎买。这么说似乎有点味道。是的。我尊重多数有信念的人，即使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在加入某党派对个人利益没有显见好处的时代，多数加入者是有信念的。说“多数”意味着，即使在那个时代也仍然不乏信念之外的驱动力。而在加入组织对个人大有好处的时代，信念在加入者内心的位置是匪夷所思的。在我们这个功利滔滔的国家中，信仰已成稀缺，寺庙已高度世俗化。

    这番话我从不对我的学生说，因为师生地位是不对等的，他们有自己政治和宗教上的选择自由，不可以给他们平添压力。有过一个报考我的学生洞察出我的政治倾向，和我说她是稀里糊涂的入了党的。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这种态度应该是投合韦伯的说法，认同陈寅恪的主张的。

    我在我的博客上挂出了李燕红的文章后，明白我恐怕要找机会多说几句，因为这个问题敏感、多歧义、易生误解。第二天就看到了“昌堂门”跟的帖子。昌兄是我的老朋友，绝对是当年北大的英才。他的帖子促使我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看法。

    韦伯说的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就像他提倡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价值无涉”一样，说得很好，做起来极难。他在“以学术为业”的“学术与政治”这节中说：“个人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排除自己的好恶。”我觉得，完全做到不透露自己的好恶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争取在学术中，在教学中，少一些现实政治的因素，但是作为主体绝对排除是不可能的，作为客体绝对听不到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了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听到了老师的不同政见时该怎么办的问题。

    如果真的赞同韦伯“课堂上教师不谈现实政治”的理念，就一定是针对课堂上任何现实政见的表达。即这之中没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因为谈的人都认为自己所说是正确的，在“政治正确”上唯权力马首是瞻就更远离纯正的课堂了。如果只是针对和打压一家政见，就全然不是赞同韦伯的思想了。而现实中存在的是，课堂上称道现体制、现政策的言论多得是。这给真心赞同韦伯理念的人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对多数课堂上谈论现实政治的教师不置一词，单独批评一个以另类的味道谈论现实政治的教师，是不是丧失了起码的勇气和公正心，这种批评还有什么价值？这种批评将是什么后果？

    一个向上级打报告的同学可能持有两种立场。其一，以韦伯的态度反对教师在课堂谈论现实政治。如此他将面临上述的矛盾，有可能将现实政治的宣讲从中国课堂上摈除吗？如果只能摈除其中一派你仍将以打报告的方式致力于此吗？其二，该同学高度认同某种“政治正确”，觉得该教师大逆不道。也就是说，该同学完全不赞同韦伯的价值观，他认为课堂就该宣讲政治，但只能讲所谓主旋律。庆幸今天中国的课堂还不至于此。如果真的彻底地走上了课堂就是宣讲主旋律的阵地，我猜想那位同学也会吃惊和不满的。当然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政治投机。因为既没有分析的价值，也没有判定的根据，我们不为此浪费笔墨。

    最后还须澄清怎么办的问题。我主张师生对话，坚决反对状告老师，特别是面对政治思想问题。一方面我希望大学生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公正问题。另一方面我希望师生们一同致力于将现实政治的话题排除出课堂。这是一种学术风气的建设，与政见无关，与长官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