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
——以《梅尧臣传》为例
陈尚君
先师朱东润先生学贯中西，兼通古今，其建树涉及众多方面，学术界早有定评。我于1978年到1981年间虽曾从学唐宋文学，并因此而走上学术道路，但于先师的学问至今难以尽窥其涯岸，更难以体会其治学的真髓及门径。仅因当时做有关欧阳修的学位论文，得以仔细地研读过梅尧臣三书，遇有疑问，又得以经常请教，因此于先生治学的追求和方法，得以稍闻一二。谨此写出，希望对学者了解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所助益。
朱先生的梅尧臣三书，即《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和《梅尧臣诗选》写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三部书中，《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是为《梅尧臣传》的写作所做资料准备工作，《梅尧臣诗选》则是梅诗的中型选本，因而三书的中心是《梅尧臣传》。《梅尧臣传》是朱先生所作传记的第四部（前三部是《张居正大传》、《王阳明大传》和《陆游传》，其中《王阳明大传》未出版，手稿已遗失），是他一系列传记文学写作中，篇幅和影响都不算最大的一部。为写作这篇传记，他所付出的努力则非常巨大，在此传中努力追求的目标则与他一生致力的目标完全一致。
朱先生1916年自英国留学归来后，先后在广西二中、南通师范和武汉大学教授英语。1931年接受闻一多先生安排始转向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三十年代先后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读诗四论》（后改题《诗三百篇探故》）和《史记考索》，在古代文学和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他感到应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反覆比较后，他选择了传记文学，或者说选择了用英国传记文学的路数来从事中国传记文学的写作，并以此作为一生致力的主要目标。他的这一努力开始于四十年代初，最初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和特点，二是尝试采用英国传记文学的作法，写作中国的传记文学。后者于1943年完成了《张居正大传》，出版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前者则写成研究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他在多篇自叙中对此书非常自信，但又始终深藏行箧而没有出版。此书今年有望出版，笔者得缘先期通读，体会到他对中国古代传记的基本看法。
稍通文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传记及其发达，不仅二十四史中有无数人物传记，隋唐以下的书志中都有传记一类，收录极其丰富。但朱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虽然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都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史记》的传记当然是很优秀的，但限于史书的体例，目标是写史写事，只能略存传主一生的梗概，互见的史例也使传记缺乏人物完整的记录。他对魏晋六朝的别传和唐代的僧传评价很高，只是可惜前者大多已经亡佚了。他认为唐宋的传记以碑志行状为主，虽然产生过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朱熹《张浚行状》那样的优秀之作，但总体来说成就不高，绝大部分都只是对死者抽象的歌颂，过于刻板虚假，缺乏生动的人物描写。对于当时流行且得到学界很高评价的梁启超《王荆公评传》、《李鸿章评传》一类作品，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传记虽然对传主生平和一生事功有详细的叙述，但多是分类评述，看不出传主一生的生命历程和感情变化。他甚至认为，评传的写法，把传主各方面的成就分开叙述，如同把人物“大卸八块”，支离破碎，实在不足取。在中国传统的传记文学中看不到值得师仿发展的方向，他只能放眼世界，从留学期间特别喜爱的英国传记文学中吸取营养，寻觅方向。他认为英国一些优秀的传记，如《约翰逊博士传》、《维多利亚女王传》等，生动活泼的写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命发展历程，以人为中心，以人物的情感发展、人际交往、事功成就和命运变化为叙述主线，不允许虚构杜撰，但又要具体而生动的文学性描写，给读者传达出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就文学家的传记来说，还应该藉此而对其文学道路和作品寓意有具体的揭示。朱先生认为，这样的努力，可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他并为此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努力。朱先生晚年曾说，自己身后只要被人称为“传记文学家朱东润”，也就很满足了。
朱先生的《陆游传》完成于大跃进时期。当时流行放卫星，大家都报宏大而不准备实施的题目，只有朱先生是认真的，他提出完成陆游三书100万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一年多时间里全力以赴，如期完成了《陆游传》、《陆游研究》和《陆游诗选》。他晚年提及此事，仍颇多感慨。此后，他准备转入北宋，写苏东坡的传记，并为此作了长达两年的阅读和准备，但最终放弃了，他自己解释是个性与东坡相去太远，无法深入体会东坡的思想和行事。因为这一段经历，他最终选择改写有宋诗开山之祖的梅尧臣。
《朱东润自传》记《梅尧臣传》的写作始于1963年4月1日，到同年10月23日脱稿，历时204日。实际开始研究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梅尧臣官位不显，虽然宋末刘克庄《后村诗话》作过“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的激评，但历代的研究并不多。要弄清楚梅的生平，依据当然一是碑传，二是他的文集。最直接的记录，似当以梅最好的朋友欧阳修所写的《梅圣俞墓志铭》和《梅圣俞诗集序》为最重要。但仔细阅读，朱先生发现这两篇东西都有问题。《梅圣俞墓志铭》称梅“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又说他“有所骂讥笑谑”皆“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就不符合事实。梅对当时地位高的人批评很激烈，欧阳修如此评价，只能理解为出于料理后事时为家属请恤的考虑。元代张师曾曾编《宛陵都官公年谱》，虽然参酌了欧阳修的文集，并且用力于为梅尧臣辩诬，但张氏所据资料有限，又未能承继南宋年谱详考谱主一生行事的善例，仅略备梗概，梅一生许多重要的事迹都没有记录，要据以为梅诗编年，显然不可能。弄清楚梅尧臣一生的经历为人以及他的作品寓意，并作出知人论世的评价，只能依靠充分研究他的诗集。
梅尧臣的诗集《宛陵集》六十卷，宋刻仅存三十卷残本，明刻本两种倒是完整的，但编次与宋刻不同。这两部文集编次混乱，既不编年，也不分类。近人夏敬观在其所选《梅尧臣诗导言》中，曾指出除了第六十卷是文赋外，其余五十九卷分为两个部分，各为起迄。夏氏看到了线索，但没有再追索下去，他的意见给朱先生以启发。
首先，朱先生在全集中寻找有明确的系年记录，得到两类线索，一是作者原诗题上标明年代的，二是编辑者在一些卷前标明时期者，後者约有十多卷，大端可信，但细节颇有出入。仅有这些线索，要为全集编年，按照习惯，只能对每篇作品进行本事的考证，求的创作的先后顺序。朱先生觉得这样如同捉跳蚤，看到全部跳蚤东跳西掷，不知从何入手，何况诗人即兴咏诗，有时并无本事可言，即便辛苦求证，也难以全部落实。他在对梅集反覆阅读后，发现其大体虽显得混乱，但每个小段落还保存着作者或了解者所编定的痕迹，只要弄清全书的安排规律，在理清偶然错乱的特殊情况，就如同揭树皮一样，可以一块一块地理清楚。而成段确定写作年代的依据，则是要在若干点的年代确定中得到更有力的证据。为此，朱先生提出六条办法：一、作者在诗里提到自己年龄的，作为此年作品；二、诗题或诗里提到年月的，作为这年作品；三、提到那年闰月的，作为这年作品；四、咏叹哪年国家大事的，作为这年的作品；五、咏叹哪年人事动态的，作为这年的作品；六、和人哪年作品的，作为这年的作品。此外，我在读其《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时，还注意到以确定行踪定某地之诗、考察作者交往关系始末、参据他人编年诗中线索、以诗中已知事项相对推定年代等多种证明办法。在确定若干点后，再将点和点连接成线，只要线不断，且没有违例的作品出现，就可以将一个时期的作品确定下来。同时，他提出绝对肯定和相对肯定的区别，对一些编次中插花的作品作了仔细的甄别后，他理出了全集的基本线索，看到了全集编年的两条不同的内在线索，他解释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梅尧臣作品在庆历六年曾经编辑过一次，到他去世后再编时，部分保存了前集的顺序，但又有所窜乱，以致形成后来流行文集的面貌。为此，朱先生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正文以前，特意写了四篇文章，其中最重要也是他晚年仍很感得意的是《如何进行编年》一篇。朱先生晚年曾与我谈到，他为梅尧臣诗编年，虽然也采用了传统文献考据的方法，但如果仅用逐篇考证地方法，不可能达到全书的编年。他更多地是受到西方学术影响，采取了先定点，由点连成线，从若干块面上决定后，逐次推衍，从而完成全集地编次。朱先生说，如果有人愿意化气力再加以仔细的考证，肯定可以做许多细节的补充，个别编录的出入也有一些，但大的原则和方法，他确信是可以成立的。他还谈到，此文写成后，总感到虽然反覆申述，读者要完全理解，总还有困难，为此反覆考虑了三天，总算设计了一张《宛陵文集》分卷编年表，以横格表示写作年代，竖格代表各卷卷次，然后画出各卷所写年代的轨迹，使读者得以一目了然。
完成梅尧臣诗的编年，可以使各诗的写作背景和缘起，得到准确的理解。比如《伤白鸡》一首，夏敬观以为是有感于张尧佐因侄女张妃事而申讽戒之作。朱先生则考定此诗收在《宛陵文集》第一卷，作于天圣九年，是梅尧臣在西京的作品，当时张妃仅有八岁，进宫是其后多年的事情。夏氏显然误解了诗意。
朱先生对梅尧臣集的编年考证，不仅理清了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过程，为其传记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唐宋人文集的编年校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就笔者所知宋人别集而出自当时所编者，有几种不同的体例。一是分阶段结集者，如杨万里《诚斋诗集》；二是虽不标示年代，但文集大体保存写作次第，如《东坡集》、《剑南诗稿》等；三是虽分古今体，但两体之下大致仍存写作之次第，如王禹偁《小畜集》、苏舜钦《苏学士集》、欧阳修《居士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等，只是各集细节方面颇有出入，大约作者存稿本有写作次第，编次时稍有窜乱所致；四是虽编次已乱，但仍保留若干块面的写作次第，除梅尧臣集外，还可以提出王安石的《临川集》，居然是分体后而大致保存了写作时间自后往前的颠倒了的次序，可能是编辑者薛昂分体编诗时没能体会作者的原意所致。当然还有其他的类型。学者若能体会朱先生编年的基本原则而加以灵活运用，当可有许多收获。
朱先生作任何选题，都坚持从最基本的文献阅读、辑录、考证、编年等工作开始，这一治学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最近看到他的手稿《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在自序中他自述文献辑录工作云：“汉魏六朝传叙文学……除了几部有名的著作以外，其余都是断片，一切散漫在那里。但是即使要看这些断片，还得首先花费许多披沙简金的功夫。严可均底《全两汉三国六朝文》，总算是一种帮助，但是严可均所辑存的，不过百分之五，其余还需要开发。就是几部有名的著作，有单行本可见者，其中亦多真赝夹杂，仍需一番辩订考证的工作。不过中国传叙文学惟有汉魏六朝写得最好，忽略了这个阶段，对于全部传叙文学，更加不易理解。所以我决定对于这个时期的传叙文学，尽我底力量。工作是相当地繁重，工具又是那样地缺乏，有时连最普通的书籍都不易获得。但是既经决定动手，便顾不得困难。最后总算在单行的著作以外，从断简残篇中给我搜获了四百余种的著作：有时只是一句两句，有时竟是万字以上的大篇。由搜获到钞集，由钞集到考订，一切都是一手一足之烈，没有人帮助，也找不到人帮助。”为了此书的写作，亲自动手辑录了四百多种汉魏六朝杂传，以此为依据展开论述。在该书的附录中，仅选录了十多种。朱先生晚年，曾与我谈到某前辈诗话辑录方法体例的不仅妥当，当时不太理解，因为没有见到他的辑逸书成绩。现在见到这十多种辑本，可以了解他对辑录规范的掌握，绝不逊于清代的辑逸名家。
完成梅尧臣文集的编年，只是写作《梅尧臣传》准备的一部分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更进一步的则是要通读北宋的基本史籍以及梅尧臣同时人的文集，以期弄清梅尧臣生活的时代发生了那些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那些影响，他对这些事件又持何种态度，同时代的与他曾有交往的人们各有怎样的禀赋和追求，与他的恩怨亲疏关系如何。这些，都是朱先生在撰写《梅尧臣传》以前必须要完全弄清楚的。从几本著作来看，他为此几乎阅读了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名臣言行录》、《东都事略》等北宋基本史籍，阅读了北宋与梅尧臣同时代的几十家文集，其中如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等与梅尧臣关系最密切的十多家文集还曾作过认真的系年编排，以梳理彼此的交往始末和交谊变化。以上情况是我阅读《梅尧臣传》时体会而得，没有亲见。但朱先生写《陈子龙及其时代》时，我因经常到他书房上课请教，看到他当时正在阅读《国榷》、《小腆纪年》、《明经世文编》等明末清初典籍。当时他已经年逾八旬，在酷暑中仍坚持通读古籍，执着的精神很令我感动。
朱先生之治学，追求广参群籍，融会贯通，但并非逐一交待文献考证和处理过程。他写作传记，则以文学笔法将人物经历命运生动写出。凡所述及，都有史实为依凭，并都参以己见，史识深邃，见解独到。他选取为传主的历史人物，大多是积极用世，不计个人得失而报效国家和社会者，只有晚年完成的元好问稍有些特殊。他依据历来对其大节的评价，选取元为传主，但在阅读研究到一定程度后，发现元的为人大节是有缺憾的，只是当时朱先生已经数次病危，没有精力另外选人。他曾为此谈到，元是鲜卑人的后裔，要求可以从宽，晚年选人有些变化，也很好。
写作政治上积极进取的人物为传主，写作中必然要涉及传主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并详尽叙述传主在这些政治事件中的作为和立场。《梅尧臣传》的写作中，重点就放在梅对于宋王朝与西夏的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三次重大政治斗争的态度。梅尧臣虽然没有参加对于西夏的直接作战，但在战争阴云下，他研究并注释《孙子》，时刻关心边境的战事，写了大量关心国事的诗歌。所谓三次重大政治事件，指景祐年间范仲淹等因言事而被贬官、庆历新政期间的政治斗争和皇祐初年唐介弹劾文彦博的事件。前两件，历史记载很多，多有定评，唯梅尧臣支持新政而对新政领袖范仲淹的为人行事多有批评，为朱先生特别关注，下文另述。在此仅略述文彦博事件。传世有题为梅尧臣所著的《碧云騢》一书，对宋人较有清誉的名臣范仲淹、文彦博二人颇多讥评，其述文彦博入参政事始末云：“文彦博相，因张贵妃也。贵妃父尧封，尝为文彦博父泊门客，贵妃认尧封为伯父，又欲士大夫为助，于是诱进彦博。彦博知成都，贵妃以近上元，令织异色锦。彦博遂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为锦纹，又为秋千，以偹寒食。贵妃始衣之，上惊曰：‘何处有此锦？’妃曰：‘昨令成都文彦博织来，以尝与妾父有旧。然妾安能使之，盖彦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尔属意彦博。彦博自成都归，不久叅知政事。”对此，宋人多认为是魏泰的伪作，并极力为梅尧臣回护。朱先生详细梳理史实，并对梅尧臣诗集作出详尽编年后，采信这一纪事的可靠，并在《梅尧臣传》中叙述了文彦博一系列因缘後宫的行为，指出在北宋士大夫的公议中，必然引起有正义感人士的反感。朱先生特别揭出梅尧臣对于皇祐三年唐介弹劾文彦博而被贬官英州别驾后，梅尧臣写出五百四十字的长诗声援唐介，谴责文彦博的行为。朱先生虽然对于《碧云騢》的真伪没有加以论证，但基本看法是明确的。梅尧臣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表达了耿介而不趋附的立场，这是朱先生特别推崇的品格。
朱先生在他的一系列传记中，特别注意历史人物交错复杂的人事关系，并通过重大事件的处置来评价传记人物的能力和个性。他在《张居正大传》中叙述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间极其复杂的君臣关系，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纪事。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中对明末一系列军政大事处置的得当与否的分析，也极其精彩。在《梅尧臣传》中，特别可以提出讨论的是对范仲淹与梅尧臣、欧阳修关系的讨论。范仲淹无疑是北宋改革派的领袖，其为人风范在历史上有定评。欧、梅在政治上是范的追随者。在景祐间范仲淹因言事而被贬谪后，身为馆阁校勘而不负言责的欧阳修仗义直言，因而被贬夷陵，梅尧臣有一系列诗歌对此表示声援。共同的政治目标，相近的道德追求，似乎可以奠定三人间一生的友谊，似乎如此，又似乎并不如此。不协调的最初信号是范仲淹起复后主管陕西军事，念及欧阳修的奥援和文才，推荐他任自己的掌书记，但欧阳修拒绝了。欧阳修不去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一是吴充在欧阳修行状中所述：
时天下久无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负材能者，皆欲因时有所施设，而范公望临一时，好贤下士，故士之乐从者众。公独叹曰：“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卒辞焉。
吴充的依据源出欧阳修家人提供的资料。朱先生认为到陕西是为国作战，不是为范仲淹个人，因而问题不在于此。二是欧阳修《荅陜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中所说：“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说因久不作四六而不应辟，当然是托辞。三是欧阳修与梅尧臣书简中所述：“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巳，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时俗见指，吾徒寜有党耶？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显然，与关系密切的梅尧臣的叙述比较直率，否定了朋党避嫌或奉亲不远行的说法，表达了对范以掌书记见召的不满。朱先生认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对于同患难的欧阳修，还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以致欧阳修也不愿前往，这就难免在朋友之间发生裂痕了。”在这里，朱先生不仅指示了对于文献解读应该注意先后早晚，更提示应该注意其写作的对象、场合以及特定的微妙关系，揆以世事人情，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而不必完全拘泥于书面的表述。
关于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与欧、梅以及苏舜钦、吕公著等关系的叙述。可以说是《梅尧臣传》中最为精彩的部分。现代学者研究庆历新政，一般都认为由范仲淹领导，并根据范的条陈十事来分析新政的主张，根据《岳阳楼记》来分析新政失败后范的气度胸襟，这些当然都是不错的。朱先生在详密分析文献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一是欧阳修为主的庆历四谏官对新政形成的作用。四谏官任用在范仲淹还朝前半年，范还朝初任枢密副使，主军事而非主政事。朱先生特别指出欧阳修上疏请参知政事王举正与范的职务互换，相当尖锐，在人事布局上直接促成了新政的实行。二是范的十事提出后，改革派内部的不同意见。朱先生特别分析了苏舜钦《上范公参政书》，认为新政表面上看奋发有为，百废待兴，实际上手忙脚乱，一事无成，而苏在新政关键时期提出的意见，并没有引起范的重视，从而决定了新政的失败。三是范在新政将败之时，主动请求到西边主管对西夏战事。对此，朱先生引用吕夷简的议论，指出范的失误。又引用梅尧臣在范仲淹去世前后的一系列诗歌，指出范在新政失败前后，对于朋友没有进到关心和帮助的责任。引用梅在范去世后的悼诗，看到梅范两人关系逐渐疏远的经过。朱先生的解释是，在主张改革的这批人之中，韩琦和范仲淹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在考量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梅尧臣、欧阳修则书生气味较重，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其中范、梅二人更显得极端而偏激，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四是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神道碑，一定要写道范与政敌吕夷简的和好与相见，引起范仲淹家人的极大不满。为此，朱先生特别引用由吕家保存而为南宋吕祖谦收入《宋文鉴》的范仲淹《上吕相公书》，证明欧阳修所云的可靠。朱先生认为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妥当地寻得下台的地步，而新政诸人则多受到严厉的处分，因此在梅尧臣的《谕乌》、《灵乌后赋》等作品中，指出范仲淹用人的不当和教子的无方，对他的失败不仅不同情，甚或认为是应得的惩罚。
对朱先生不太熟悉的读者每凡读朱先生的著作，都感到他不循旧规，喜立新说，且常常对于新说的依据并不作很具体的文献交待。与朱先生接触多了，就知道他的新说大多是勤奋而深入地阅读群籍，并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眼光读书，融通史实，具体分析，加上他敏锐的史实和体悟，一点一点积累而得。举些具体的例子来说。项羽到乌江而不肯赴江东，史书上说是羞见江东父老，后来的诗人常别出新解，但大多不离此意。而朱先生则提出，当时江东已经为刘邦所有，项羽已经无路可走。他的依据，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江东子弟有十人封侯，功劳是以江东归汉。朱先生曾特别和我谈到，读书一定要注意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一定要注意利用别人忽略的文献。读《史记》的人很多，但认真读表的人却不多，真正读懂的人就更少了。又如前后《汉书》对于更始帝刘玄的描写，都认为他是个闇弱平庸的君主。朱先生四十年代末写《後汉书考索》时，逐月排列了更始时期的政局变动和更始的应对策略及人事布局，指出更始称帝前以豪侠称，称帝后的一系列举措可见其具有掌控全局的杰出才干，其失败有很大的偶然性。对于光武帝刘秀，则指出其才干的平常，他的成功则决定于他的忍让、用人和善于利用机会。这些议论，看似随意，实得自对史籍的反覆研读和体悟，绝非率尔之见。
朱先生1946年为其子君道中学毕业题词：“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2005年12月4日泰兴市朱东润纪念馆开馆陈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朱东润先生生平事迹介绍》收录手迹）也可以视为其一生的自勉格言，他的治学即体现了这一精神。从最基本的文献考订做起，学术研究中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努力，在复杂的文献解读中融入对生活的透辟体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去解释一个又一个杰出人物的生命历程，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2006年5月6日
文汇读书周报2006－12－15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