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演进中的作用及其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分工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曾较系统的对它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分工起源于人类天性中的一种交换倾向，即交换能力引起了分工，所以分工总是要受到交换能力或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杨小凯（2004）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中分工的特征不仅在于比动物社会复杂，更在于分工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内分工就会逐渐超越国界，并演化成现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而跨国公司是世界市场中的重要微观组织， C·E·林德布鲁姆（Charles E·Lindblom，2002）认为，世界市场机制的协调过程，需要人人参与进去，然而，只有企业和企业家才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进一步来讲，从国际分工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当一国国内某种产品的生产规模超过国内市场容量，其原材料得不到国内充分供应时,或者国内积聚了大量过剩资本时，就必然会使该国的经济活动走出国门，以国际分工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而走出国门的方式必然要采用组织的形式，即一般是以企业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形式来进行的。可见，跨国公司与国际分工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此，下面就来探讨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的演进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及其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二、跨国公司改变了国际分工实现途径的单一化

最初，国际分工是通过国际贸易体现出来的。国际贸易具有漫长的历史，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贸易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确立，国际分工不具备世界性质，相应的，国际贸易也不具备世界性质，在当时由国际贸易来体现的国际分工中，并不存在资本驱动的主观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随着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西欧国家纷纷走上了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扩张的道路，殖民者用武力、欺骗和贿赂等方法，实行掠夺性的贸易，把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卷入国际贸易中，促使了16—18世纪国际贸易的显著发展，加快了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18世纪60年代的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迅速上升、发展并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时期，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欧各国以及美国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建立了机器大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生产方式的组织特征是近代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快速发展和完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国际贸易迅速波及全球，这时，国际贸易具有世界性质，这也说明了由国际贸易来体现的国际分工具有世界性质了。同时，在19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强势发展的基础上，世界上开始出现了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至19世纪西欧各国为了对殖民地进行掠夺性的贸易而设立的特许公司，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过，它们在本质上仍属于贸易公司，与从事国际化生产的跨国公司相距甚远，但它们具有了跨国经营的某些特点，可以看作跨国公司的雏形。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欧美主要国家产业革命的完成，少数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为了进一步扩大产量和销售量，开始在海外原材料供应地和目标市场设立生产性机构。同时，由于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相融合并日益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的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出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以资本输出为早期形态的国际直接投资也随之产生，形成了早期的跨国的公司，如德国的费里德里克·拜耳化学公司1863年在科隆地方建立了子公司，1865年又购买了美国奥尔班尼的苯胺工厂，成为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随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利用收购、兼并、合并等手段），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了快速发展，如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FDI流量每年为500—600亿美元，到了90年代初达到2000亿美元，2000年总流量高达1.27万亿美元，2007年为1.5万亿美元，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促使一国内的生产体系迅速向全球扩张，逐渐建立以各国和地区紧密分工和合作的全球性生产分工体系，即国际直接投资在继国际贸易之后成为国际分工的又一种重要实现途径。

国际贸易的发展促使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反过来也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世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跨国公司全球性的投资活动、技术转让和国际性的生产专业化过程，一方面通过外部市场内部化，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了公司内贸易的快速扩大，目前,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高达2/3以上；另一方面通过专家、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带动了金融、技术服务、法律、运输、计算机服务、工程咨询和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可见，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形成了具有内在 “自组织”功能的“互动”体系，从而能不断地进行“自我强化”，最终在二者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互动机制。在这互动机制作用下，二者呈现出明显的融合发展趋势，这突出表现为，资本要素的流动与贸易之间越来越密不可分（程伟，2004）。

可见，跨国公司促使国际分工的实现途径由原来的单一的国际贸易转变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并存互动的二元模式。发达国家也正是利用这种“互动机制”大大强化了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三、 跨国公司促使国际分工的深化

跨国公司不仅变革了国际分工的实现方式，而且在国际分工演进的过程中还从多方面促使了国际分工的深化。

1．知识层面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逐渐取代资本而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知识是指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财富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去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科学技术、技能和经验等。知识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显性知识或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即可明确用语言来阐明的知识；另一种是隐性知识或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种知识是现在还无法用语言来明确表达的（不排除未来可以明确表达），是隐藏在实践技能中的，如，许多人会骑自行车，但他们却无法将自己的骑车技能（比如转弯时如何恰当的掌握平衡）恰如其分的用语言表达。现在，企业竞争实质就是基于知识分工[①]基础上的知识竞争，企业在分工链条中处于什么环节是由其掌握的知识来决定的。 Becker&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分工是由工人掌握的知识数量所决定。[②]知识对一家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离不开对知识的创造、积累、传播和消化，其中对隐性知识的积累与获取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 然而，隐性知识通常表现为经验、直觉、心智模式、预见性、信仰、价值观、团队默契、组织文化、风俗等，难以直接显性化和共享。隐性知识的转移要求组织柔性，要求组织是一种学习型组织，能有效地进行集体学习和系统思考，进而能实现自我超越和提升，克服心智模式，培养共同兴趣和追求。与传统科层组织相比，学习型组织结构扁平、柔性，呈现网络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竞争变得日益激烈，这竞争一方面直接加大了创新的频度和力度，导致了显性知识不断被发现和利用，因为市场竞争就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③]另一方面，大公司之间竞争的激烈化，使合作变得日益重要，这促使了跨国公司战略同盟和全球服务外包网络体系的出现。跨国公司战略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等的经济实体，为了共同的战略目的，通过各种协议而结成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松散网络型组织体。而全球服务外包网络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跨国公司日益聚焦在企业的技术研发、营销等核心业务上，根据其全球战略布局来设计产业价值链，坚持外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生产效率以及敏捷性原则，将一般性的加工制造、组装、后勤服务、财务、金融等非核心业务离岸外包给基于相互信任和契约的合作伙伴，从而形成的一种全球性的服务外包网络系统。企业战略同盟和服务外包网络体系都是一种网络型组织，具有学习型组织的典型特点，因而，它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在有利于创造显性知识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获取隐性知识，推进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进而促进知识分工的形成和深化。可见，在跨国公司的作用下，推动了知识的不断被发现和利用，促使了有利于知识学习和创造的企业战略同盟和全球服务外包网络体系的出现和发展，进而使国际分工在演进中不断深化，其突出表现就是知识分工特征日益明显。

2．价值链层面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性要素的作用日趋增强，这些要素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呈现出高度的国际流动性，它们在不同产业、同一产业不同产品和同一产品不同工序间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形成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和工序。可见，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等高级要素在跨国公司的作用下能促使国际分工的深化，这种“深化”的基本特点是产业链不断被拉长，具体表现为当代国际分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不同部门之间、同一部门不同产业之间、同一产业不同产品之间以及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分工的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其中，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重要成就。

在当代国际分工中，传统分工的国家边界已经明显弱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分工的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活动，如研发设计、采购、制造加工、分销、服务等，形成了企业的“价值链”。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导致国际分工从最终产品的分工进一步向价值链中不同活动之间的分工发展，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分支机构分别从事其中一项或几项活动。同一条生产价值链在空间上遍布全球，以至于很难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优势产业或优势产品，这样，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现代国际分工也由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发展到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向跨国公司生产提供要素（张幼文，2006）。通过价值链的解构，跨国公司可以只控制那些技术含量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创造利润多的环节，并在这些环节上保持垄断优势，而把其他不具战略意义的、低技术含量的、创造利润不多的环节分解出去，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灵活性。

3．市场层面

首先，从市场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由于分工链条不断被拉长，这势必增加不同分工环节上各市场主体间的协调难度，进而提高了交易成本，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跨国公司的诞生与发展，却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推进国际分工的持续深化。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2002）认为,现代公司的不断演进,一次又一次地印下了每个发展阶段中怎样节省交易成本的足迹。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构筑公司网络体系，以公司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专业化分工关系来实现国际分工的内部化，这样，原来各行为主体间的市场协调就可以转化为企业内统一的指令协调，从而消除或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其次，从市场空间的变化来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全球化特征越来越来明显，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市场全球化扩张，而市场全球化的扩张就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经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这过程中，跨国公司是其中基本的微观行为主体，一方面，由于它是一种资本密集度很高的组织形式，而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因而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它寻求并在不同程度上制定和实施全球战略，在该战略中，它不再将世界看作单个国家市场的简单组合，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2008）。正是基于这“内在动力”与“全球战略”两方面的结合，跨国公司纷纷进行全球布局（如摩托罗拉2000年在14个国家设有生产基地，涉及到美洲、亚太地区、欧洲和中东等地区），生产资本的触角逐渐深入世界各国，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扩张到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这种全球化扩张，把世界各国都纳入到了相互依赖的世界市场经济利益体系之中，造就了世界市场的日益统一和完善，从而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的现代国际分工也就更具有世界性质，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与国的分工了，而是国际生产布局。

四、总结和启示

由上可知，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演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改变了国际分工实现途径的单一化，强化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机制，同时还从知识、价值链和市场等层面推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这种“深化”不仅表现为知识分工日益突出和价值链不断被拉长，而且还表现为交易成本的节约和市场全球化的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了跨国公司与国际分工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先是利用国际贸易疯狂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同时带动了资本的大量输出，主导世界经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殖民地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瓜分完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进入了帝国主义垄断阶段。然而，二战后，各民族国家纷纷走上独立，这种殖民扩张变得不可持续，发达国家就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利用跨国公司凭借资本、知识和市场控制力等优势，大规模地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如绿地投资、收购、兼并、合并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布局，不断拉长产业链，建立国际分工体系，并自然成为该分工体系的控制者，从而奠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正如马丁·柯尔(2006)所认为的那样，21世纪初，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支配性的制度力量居于人类活动和地球本身的中心。这一切对我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现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成就巨大，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200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位次由2002年的第五位上升至第三位，2005、2006和2007年继续稳居第三。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利用的是低级要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等）高投入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利用高级要素（高新技术、知识、密集资本等）投入所体现出来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只能长期处于GVC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刘志彪，2008）。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压制下，[④]我国产业对这种“低端道路”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造成了我国虽有“世界工厂”之名，标有“中国制造”产品也遍及世界各地，但它远非“中国创造”，我国企业赚取的只是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低端的微薄的加工利润，大量的利润却被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所获得，因为他们占据了GVC微笑曲线[⑤]两端的研发设计、技术咨询、营销网络和广告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长此以往，我国产业就会被“黏滞”(stuck)在非效率的均衡状态。我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需要突破这种状况，要向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高价值环节攀升。为此，大力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扩大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支持我国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要立足于跨国公司与国际分工之间的一般内在关系来大力推进。第一，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动机制来推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我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一些企业也在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如海尔、长虹、联想、深圳华为等企业在跨国生产经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相当于我国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而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还是相当滞后的，如1996年至2006年美国占全球FDI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19.18%，日本占全球流出流量比重平均在4.81%，中国占全球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0.74%，远低于美国和日本；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仅265亿美元，而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21737亿美元，二者相差悬殊，这说明了我国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还远没有形成内在地互动。因此，就需要我国政府和企业来塑造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互动机制，并利用该机制来进一步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此，我国要“正确”利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所建立起来的全球经贸关系网络，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实行“产业双向转移”策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特别是要强化“走出去”的力度，实现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有效互动，在互动中逐渐壮大我国的跨国公司，进而能使我国的跨国公司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中去，以充分实现我国的比较优势。第二，政府要从政治、立法和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中的支柱性的组织力量，而且还承载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如占领全球高新技术的制高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以及解决社会就业等，因此，需要我国政府从政治上高度重视，颁布有利于跨国公司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政策支持体系，建立起技术、资本密集度、知识等高级要素嵌入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企业群的融合机制，提高我国跨国公司的整体创新和全球战略执行能力，以挑战进而获取GVC治理机制中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相当部分主导权，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能逐渐发挥我们的竞争优势，向GVC的高端环节攀升，并逐步成为国际分工游戏规则制定的主导者之一。第三，积极进行组织变革。我国跨国公司要立足于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对产业价值链进行动态解构，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服务外包网络和战略同盟等网络型组织，推动知识的学习、积累、创造和传播应用，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工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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