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库的讨论源于我近期参加的全球智库峰会。从峰会召开到现在,所有媒体都在千篇一律地说中国有很多智库,下一步应该发展民间智库。但是他们所说的智库,大多指的是隶属于党委和政府的体制内的智库(如研究室、研究中心等),而非民间智库。我一直思考着民间的智库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经济时报》作为赞助单位引起了我的注意。2009年7月21日,我们邀请《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作者张剑荆来长城所,与我、刘志光、林京耀、武文生就智库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民主化进程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土壤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化的基础也在加深。从长城所的经历来看,中国民主化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像长城所这样的民间智库才能与中国一同进步。
张剑荆:现在智库比较受关注,很多人去美国访问,都要到智库看看。
王德禄:长城所在成立之初,考虑过是走智库路线还是咨询公司。现在看来,我们是二者兼顾了,一半是咨询,一半是智库。但是我们这个智库,是为中关村、张江、深圳等这些地区服务,在地方起的作用较大,而不是为中央服务,如在知识管理、“中国制造”、中关村、自主创新等方面,我们明显起到了智库的作用。
但是,长城所这样的机构在台湾、韩国、日本都很难发展起来,因为他们的版图太小,没有智库生存的空间。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智库很多的国家,也没有一家是专门为硅谷服务的。而在长城所,有50多人常年研究高新区,有十多人专门服务于中关村,这甚至令斯坦福的学者们都非常吃惊。
刘志光:韩国有研究院,但也是吃国家饭的;日本的智库都隶属于某些大企业,跟韩国有同构的地方,同样民间的智力机构不发达。
结合长城所这么多年的经验,智库的发展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现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这也要求有智库的支撑。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中国几大智库,全都是体制内的。如果这样说,中国智库很发达,各地、各机构都有自己的智库。如果不讲独立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幕僚的传统,食客、幕僚、师爷,从古至今从未断过。但是从美国的根源追究,严格界定,这些机构不能叫智库。像长城所这样的民间智库不多。
王德禄:从这个角度来讲,长城所的发展反映出中国民主的进步。假设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如果韩国人、日本人来长城所,也会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很发达。长城所的存在很值得思考。
智库要保持独立性
参加智库峰会,布鲁斯金学会董事会主席桑顿阐述了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质量、独立和影响力。长城所正是尽量发表独立的声音,这样的民间机构对问题能看得更开放、更独立、更清晰。
刘志光:西方把智库等机构叫做“第四议会”,所以独立性很重要。走独立发展的智库之路确实有风险。有一个讨论,就是咨询公司怎么走。那个讨论虽然没有跟智库联系起来,但是内容是一致的。咨询热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事业单位专门做咨询,但是很少成功,只有在市场中具有独立性的机构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张剑荆:智库的独立性确实很重要。中央也多次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科学化,就要有独立性。说到独立性,并不仅仅是说机构要独立,而是研究成果要有独立的判断,这一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目前的现实是,很多智库做不到独立性。存在着顺应决策机构、顺应出资人的倾向。
长城所做的调研项目很多,为地方政府做的课题研究报告也很客观。你们的《企业研究报告》,我每期都看,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你们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好的报告,就因为你们有独立性。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目前很多官员,都希望听到真实的声音,他们并不喜欢应声虫,他们迫切需要有价值的建议。如果智库的建议,只是起证明作用,那也就没有太多必要搞智库了,有宣传部门就行了。
林京耀:长城所的研究报告至少在经济学家、企业界和地方政府官员中受到欢迎。
智库应具有影响力
长城所在中国的存在很值得思考。长城所最大的优势是独立,但是影响力不够,因为我们成立以后一直比较低调。在现有体制下,低调才能生存。走智库这条路,什么时候要谨慎、什么时候要开放是很重要的,但谨慎并不是要说违心的话。
王德禄:我最近在思考中国的智库要怎么发展,要怎么跟中国发展同步。
刘志光:长城所与美国的咨询公司性质不太一样,但是生存方式比较相似。90年代中期以后,长城所有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的业务来自政府,从94年介入中关村创业研究,到战略发展等。王所长在政府管理、高新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过很好的建议,这些就相当于一个智库的工作。后来倡导知识经济,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提交过独立的研究报告,中央有关领导也有一些重要批示,也给予肯定。
北京市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长城所提出了很多建议,也影响了北京的发展,如知识经济等。
张剑荆:我建议长城所更多地关注地方政府。同时利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影响力。
林京耀:现在反映各种情况的简报、动态很多,但有些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不健康的。有的机构利用自己所掌控的单通道的、没有反馈机制的信息渠道,按照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这类简报、动态很容易引起一些错误的决策,甚至造成恶果。
关于各种智库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应该进一步探索。
张剑荆:2003年去美国访问时,考察了华盛顿的几家智库,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与“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主管施密特有过交流。当时,美国新世纪计划影响很大,包括副总统、国防部长等都是其成员。但是在我同施密特交谈时,他极力撇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他说,他与政府中那些朋友只是私人关系,有时打打电话。他们的研究不听命于政府。他强调的是这个智库的独立性。在华盛顿,有上千家智库。这些智库定位各异,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属于美国政府。我希望长城企业研究所将来也能够像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样,成为一家拥有独立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智库。
最近一直在思考“第三个30年”的话题,智库是其中重要的话题之一。我认为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中,随着民主化的加深,中国需要,也必定会涌现出更多独立的、具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而长城所作为先行者,我们愿意继续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