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昨晚的上视新闻里看到：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瑷珲区的知青博物馆于8月11日正式开馆了；当年的上海知青们，拖儿带女的或是成群结队地前去参观，故地重游，喜不自禁。不熟悉知青历史的人，看着这欢快的场面和知青们的喜悦，会认为那是一段值得肯定、值得赞赏、值得颂扬、值得骄傲的流金岁月；会羡慕体验了这段历史的人，是多么地幸福、多么地快乐、多么地荣耀、多么地风光。然而，仅仅是从侧面感知了那个时代的我，看到这些历尽磨难的知青那莫名其妙的喜悦，却感到非常地惊讶；他们让我想到的是似曾相识的一些表情，“乐不思蜀”或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我知道这两个词并不贴切，但从人的感情表现，以悲为喜的实质来说，却有一定的可比性。我想，我看到的新闻里的某些镜头，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诞生一个词，那就是当人们在比喻经历了深重的伤痛却不知不觉，反而把伤痛当成得意的人的时候会说“知青表情”。

　　在那不堪回首的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我从我们家的亲戚和我们家的邻居那里，感受到了太多的知青生活；而无一例外的，这种生活没有任何喜悦可言，也没有任何值得颂扬的地方。我的深刻印象是：那是一场疯狂年代里的疯狂运动，它是由一个疯狂的人的疯狂发作而作出的疯狂决定；由此，给太多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地伤心。它毁掉了太多的青春岁月和美好时光，也毁掉了太多的阳光灿烂和花好月圆，它让太多的年轻人的生活憧憬，变成了一场永远的噩梦！

　　下面，我就要告诉读者们，在那些日子里，我都看到了或听到了些什么。

　　我西安家里的邻居杨老三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插队到了陕西的一个村子，那里的生活贫困极了，单调极了，也无聊极了。知青们在当地没有家，没有亲人，除了勉强能填饱肚子的最简单、最粗糙的食物之外，就是那像机器一样超负荷的下地干活。几年之后，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热情，也没有了任何理想的知青，变得自暴自弃、浑浑噩噩的；他们随意地组合着，胡乱地交配着，打发着度日如年的日子。女知青琴琴怀孕了，纸包不住火了；琴琴在土炕上躺了三天，不吃不喝的；三天后的晚上，队友们发现她失踪了；后来才知道，琴琴卧了轨，整个人都被轧烂了。杨老三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脸上木木地，眼里满是惊恐；那刻在心上的恐惧，多年后还一直折磨着他。

　　我的保姆胡妈妈家有一儿一女，女儿在那十年即将开始的时候，侥幸上了大学，儿子不幸成了最早的知青，在陕西农村插队落户。每次儿子回来，胡伯伯和胡妈妈都要把他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一点凭票供应的食品让儿子带去。几年以后，胡大哥的不少队友，凭借着父母的能耐和个人的灵活，先后通过推荐上大学和城里招工等机会回到了城里；没办法，胡大哥也学别人的样子，过段时间就带队长的儿子来家里吃住，这样过了一两年，胡大哥终于也回到了城里；那天我在胡妈妈家看到，胡大哥一进门，胡妈妈和胡伯伯就抱住他放声大哭。

　　胡伯伯原在上海的外甥女燕青，去黑龙江插队了；她在那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到西安来找胡伯伯，看能想点什么办法让她离开那里。胡妈妈给我妈说，想给燕青介绍我们厂一个有残疾的工人。燕青姐那段时间常到我们家来借用缝纫机做活。我记得一次妈妈问到她这件事，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能在城里生活，嫁谁都行。

　　那时候，我多次到上海的三姨家去玩，也因此很熟悉三姨家的邻居们。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叫玉珍的大姐姐，随大返城的知青回到了上海，被安排进一家小工厂工作。十年的磨难，原先是花季的女孩，已经走到了美丽的边缘，成了老姑娘了。就是《红楼梦》里的那句话：“这丫头（鸭头）不是那丫头（鸭头）了”。已是奔三十的老姑娘了，在回城的知青中，又是女多男少，还挑个什么劲呀！饥不择食的玉珍姐，性急之中和他们厂一个大她十几岁的师傅好上了。我三姨的女儿结婚的时候，玉珍和已是她丈夫的那位师傅一起来喝喜酒了；看到那个又瘦又矮又老又丑的男人，我惊讶极了！除了他是个男人之外，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配得上玉珍姐。而这个老丑男人的老婆还舍不得他，她冲到了玉珍家门口，骂尽了所有她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话，一直骂到她发不出声音来为止。玉珍姐硬是躲在家里，屈辱地熬过了这一劫。

　　妈妈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在吉林市生活，她的大儿子我的培林哥也做了知青。一天，很少联系的姨妈突然来了信，问妈妈能不能搞到自行车，说是要把这自行车送给培林哥插队的那个地方的队干部，这样培林哥才有可能返城。靠姨父一个人工作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的姨妈家，生活困难极了；可是，为了培林哥能够回城，姨妈不得不借债给培林哥的主管队干部，送上当时难得的自行车厚礼了。

　　妈妈的小妹妹，我的五姨，插队去了黑龙江虎林县，这成了妈妈最牵挂的事情。爸爸的同事老裔有一天来我们家窜门，他随便说了一句他有一个朋友要去黑龙江招工，妈妈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就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请他来大吃了一顿。五姨写信给妈妈，说她要和一个在南京市找到了工作的原来的插友结婚了；五姨一点不喜欢他，因为回上海很难，她想能到南京也好。就在五姨要办婚事的时候，十年的噩梦醒来了，五姨没有嫁给那个南京人，随大返城的知青回到了上海，又在上海卢湾区中心医院的招工考试中，以两百人录取一人的比例，争到了一个护士的工作岗位。知青生活成了五姨永远的梦魇，五姨回上海后，我去她那里玩的时候，她极少提她的知青经历，我偶然说到知青，她很快就把话叉开了。

　　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有的知青为了回城，有意在劳动的时候砸伤手和脚，致伤甚至致残自己，造成干不了农活的样子，以求能回到城里生活。

　　那十年之后，我看到很多知青题材的作品，比如《雪城》、《孽债》、《蹉跎岁月》等；有些作品还比较纪实，但有些作品太美化了。有些编导出于拿奖的考虑，违心地把悲伤硬写成了悲壮，把磨难硬写成了磨炼，这对那十年里无数身心受到伤害的知青们来说，太不公平了，也太残酷了！我所看到的知青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最真实、最感人、最震撼、最深刻的作品，当属陈冲执导的《天浴》；可惜，这部优秀的反应知青生活的力作，却没能在我们这个更喜欢粉饰的社会里上映。片子里那个纯洁的知青姑娘，为了回城，让一群禽兽不如的男人诱奸了；无数次的伤害之后，她变成了一个不知羞耻的淫荡女人；最后，她彻底地崩溃了，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我看到知青博物馆里，一些知青莫名其妙的笑，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是谁让鲁迅笔下那些麻木不仁的愚民又复活了呢？我在震惊和悲愤之余，要向那些身上留着明显的伤疤还自认为是光荣花的知青们，大声地喊：“知青们，别把伤疤当成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