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能超越生物界而成为“人”，这主要是文化塑造的结果。文化的塑造力使人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人”。可见，文化的力量之巨大。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美国人之所以成为美国人，皆是因不同文化塑造的结果。

当前中国延续的几千年“非公民社会”和美国几百年“公民社会”，也都是不同历史文化塑造的结果。 有什么样的文化，便会打造出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国民，又便会打造出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在我们几千年文化这个根上。  

               一、中国旧文化的生成

从秦始皇到清末代皇帝，两千年间，中国文化非常不幸地走上“极权文化”的道路。和西欧弱小的“王权文化”相比，中国帝王文化无疑拥有无边的权力。中国的封建“皇权社会”与欧洲古代封建“王权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从秦始皇到乾隆帝，中国封建“帝王”取得了对“全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东方极权主义”，帝王对全国人民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东方的臣民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诚惶诚恐;任何一个再显赫的王公大臣，只要一旦得罪了皇帝，立即就会召来灭门之祸。而中世纪欧洲各国实行分封制，各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各个封建主，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自己的领地，有的封建主的领地比国王的还要大；臣民觐见国王只须单膝跪地,还可以亲吻国王的手,国王和各封建主的关系仅仅属于大哥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东方帝王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主们团结骑士、市民，还组建古代议会，来分享王权。例如英国爱得华三世（1327-1377年）时，国会已经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每年春、秋季个开一次，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在1302年举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而在中国，封建分封制仅出现在西周，自秦始皇以后，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帝王绝对控制全国每一寸土地。

 极权文化，属于一种极端化的文化。它的一经产生就必然会极端紧锢“民心”、“民智”。所以，到了明清之际，五千年悠久的中国社会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欧了。

                  二、现代“公民文化”的诞生

  古代西欧，由于“王权文化”的弱小，这使的欧洲人早在14世紀至16世紀就比较容易发起“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最大贡献就是复活了“人”的价值，把“人”从中世纪的神教禁锢中解放出来。率先解放“民心”、“民智”的欧洲人类，他们的创造力、想像力大大增强，不久就出现了“民权”战胜“王权”，欧洲人率先跨进“公民社会”——新的历史台阶。“公民文化”、“公民社会”的出现，进一步激活了“民心”、“民智”，于是人类的“工业革命”率先在欧洲爆发了。18、19世纪欧洲人率先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先后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社会形态：一种是“王权社会”；一种是“公民社会”。“王权社会”主要存在于古代世界，它的最大特征就是“政府”首先姓“私”，即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来自于“王者”的至上而下的任命制，这样“王者”便是“政府”的总后台老板，各级政府官员永远都只能看“王者”的颜色行事。而“公民社会”主要形成于现代世界，顾名思义，社会姓“公”，社会是“公众”共同拥有、分享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文化教育资源等）。“公民社会”的首要社会原则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公平、公正地参与社会生活。“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政府”首先姓“公”，即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来自于“公众”的自由公平选举，这样“公众”便是“政府”的后台老板，各级政府官员永远都只能“看老百姓的颜色行事”。

    20世纪，是“现代公民社会”在全世界全面普及的时代。全世界80%的国家和人民先后跨入“公民社会”新台阶。

                       三、我们的步履蹒跚

古代东方，儒家文化从它一开始，就追求依附“王权政治”，所以它的主要内容都是如何解决平定社会的动乱，恢复社会的秩序问题。“忠孝节义” “三纲五常” 这几个基本概念，长期以来解决了现实社会统治以及社会安定的问题，基本满足了“帝王们”对国家治理的要求。然而，儒家文化的局限性就在于它倾向服从权力，服从“在上者”，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人类的个体——“人”在这个社会中怎样生活得独立、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幸福的问题。老子和庄子，也创立了伟大的哲学，法家文化也博大精深，可以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础。但是总的来说，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对“人”的重视。“人”无条件地服从于“国”，便是“忠”；“人”无条件地服从于“家”，便是“孝”；于是“人”的独立精神、自由、价值统统被压缩到极点，用一句哲学上的话来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存在“人的飞地”。于是乎，“公民文化”、“公民社会”便极难从后期在中国自然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务运动的“技术救国”梦、辛亥革命的“共和救国”梦先后破灭，于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文化精英终于认识到“文化救国”才是根本之道——“救国”必先启迪“民智”。于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爆发了。然而，由于中国当时旧文化、旧国民占有绝对的优势，“五四新文化运动”只吹皱了中国文化的一层表皮……到了1919年“五四”之后陈独秀、鲁迅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纷纷改道走上了旧式的极端主义文化道路——放弃原先的“先启迪民智，后救国”主张，改为“立即用激进社会体制大变革率先救国”，到处鼓吹“激进革命”。这说明90年前的整个中国社会接纳“新文化”气度和能力的确还很幼稚。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都个个“浮躁不安、急躁极端”，20世纪的中国人当然就不可能把握住“公民文化”这根关键主线，一路走下去……当时可能只有胡适等少数人仍坚持“一点一滴的渐进改良主义”，可是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听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