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记：周立波是一个过去时代的作家，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许觉得隔膜。但他在一个剧烈而复杂的时代对文学的孜孜探索，特别是他对文学的民族化的探索和对现代小说精华的借鉴，依然值得我们研究、思考。今天民族化也许被置换成了“本土化”，不管怎样，这是文学中的大问题。2009.7.5）
熔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为一炉
文学浪潮中的潜心探索
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中，周立波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创作历程中，集战士、学者、作家为一身。他涉足的文学领域十分宽阔，既有文学翻译、研究，也有文学教学、评论，既有报告文学、散文写作，亦有长篇、短篇小说创作。他最重要的文学成果是两部长篇小说和一批短篇小说。描写1946年东北松花江畔农村土改斗争的《暴风骤雨》、表现1955年湖南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已成为红色经典载入文学史册。由于这两部作品耀目的光辉，或多或少遮蔽了他的短篇小说。对这批短篇作品，个别篇什的评论尚有一些，但整体研究却很少看到。
青年学者邹理指出：“周立波作为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一批短篇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故乡的一种原生态之美，深情地描绘了益阳——洞庭湖滨的风俗风情美，刻画了生活在其间的人物群像的思想性格。其作品读起来如见故人，如归故土，竹叶茶花，沁人心脾。”1
这里着重谈的是作家故乡题材作品。周立波的创作以短篇小说始，又以短篇小说终，从1941年到1978年，长达37年历史。《周立波文集》第二卷收有35篇短篇小说，大体是他短篇创作的全部。他以反映故乡生活为主，同时涉及监狱生活、工厂题材以及革命战争，题材也较宽泛。《牛》《麻雀》《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卜春秀》《湘江一夜》……
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学，始终有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学潮流，就是要建立一种激进的、全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国家文学”。为什么茅盾、巴金、沈从文等解放之后的创作基本中止，不能不说与他们的文学积淀同时代要求的脱节有关。周立波的可贵之处，就在他既能巧妙地吸收“五四”文学、古典文学以及西方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转化成新的文学需要的因素，又能深刻地领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谛，“百炼钢化为绕指揉”，创造出一种新颖别致的文学品种来，从而使他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茅盾对他的创作评价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2 他的短篇小说看似纯净、淡雅、柔美，但它们的文学和社会背景，却是斑驳而广大的。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创作历程，似可分为四个时期。1941—1949年为探索时期。周立波一边在“鲁艺”担任文学教师，一边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以自己30年代初在上海的监狱生活为题材的一组五个短篇小说，主要有《第一夜》《麻雀》《纪念》。从这一组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五四”小说和西方文学的承传，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审美趣味，走的是一条“欧化”的路子。但同一时期创作的《牛》和《懒蛋牌子》，却是另外一种题材和风格，效仿的是通俗化、大众化套路。其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他根本性的影响，使他坚定了走后一条道路的信念。1951—1959年是成熟时期。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深入了北京的工厂生活，后又回到湖南益阳体验农村生活。但由于对工厂、工人的不熟悉，《诸葛亮会》《砖窑和新屋》等三篇工业题材小说，近乎于通讯报道。表现故乡生活的一批短篇小说却获得了杰出的成功。《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腊妹子》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批作品，融古今中外的文学精髓为一体，汲纳湖湘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为滋养，在民族气魄中体现出个人风格，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准，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的艺术精品。1961—1964年是为徘徊时期。这一时期他集中创作短篇小说，作品数量较多，沿袭的也依然是前一时期的创作路子，虽然在艺术手法上更为娴熟，但作品的思想和内容却显得拘谨了、平庸了。代表作《张满贞》《卜春秀》《胡桂花》等并没有超越前期作品。6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组织上、思想上甚至文学理念上，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对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批判一波连着一波。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周立波的创作已逐渐难以适应时代，在勉力写作中显出一种犹疑和乏力来。1978年可称为爆发时期。十多年辍笔的周立波，再次握笔写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这篇反映抗战后期八路军某部南征故事的小说，故事扣人心弦，人物突兀有力，其画面的浓墨重彩和笔调的清新刚健，使读者感受到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交响。它成为作家生命的绝笔。
周立波是一位纯正的知识分子，一位赤诚的人民作家。建设一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一种崭新的、理想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是他和无数进步作家的崇高信念。为此他像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批判、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坚韧地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中锻炼自己，执著地探索一条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的文学道路。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卓著的。但是，他的文学道路也是悲剧性的。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情有独钟的西方文学，纠正自己的“欧化”倾向，局限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他努力地实践革命文学的思想和理念，又束缚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造能力。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曲折、徘徊、由盛而衰，正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庄汉新在《周立波生平与创作》一书中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小说创作高潮中（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人们曾用‘南周北赵’的称呼，把他和赵树理一起看作我国描绘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3 确实，在“十七年”文学中，周立波与赵树理形成了一南一北双峰对峙的文学景观。但周、赵的创作又各具千秋，迥然有别。赵树理的小说质朴深厚，直面现实，富有传统小说和民间艺术的特色，周立波的小说则淡雅柔美，贴近世俗，融汇了较多的现代文学因素和文人情调。前者比后者深刻，后者比前者艺术。前者属于社会，后者属于审美。有如供人实用的“山药蛋”和让人观赏的“茶子花”。正像贺仲明总结的：“周立波与赵树理，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本土化探索过程中结出的不同硕果，风格各异，魅力不同，都具有共同的本土实质。”4
汲纳“五四”小说、西方文学的精华
周立波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修养的作家。“五四”文学就是在摒弃传统文化和文学、借鉴西方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基础上傲然崛起的，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二者在思想取向、表现内容和审美形式上是一脉相承的。周立波在中学读书时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开始接触中国新文学，阅读鲁迅、郭沫若等的作品，并在同学中组织文学社团“夜钟社”。30年代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活动、编辑刊物。左联的主将们如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等在思想、文学上给予他耳濡目染的影响。他是在“五四”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步入文坛的。在左联工作期间，他开始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介，涉及的作家有普希金、肖洛霍夫、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萧伯纳、罗曼·罗兰等。同时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延安鲁艺任教的两年间，他开设的“名著选读”课，主要讲授外国作家和作品，除上述作家外，还有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莫泊桑、梅里美等以及他们的作品。其中不乏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当年的学员葛洛、陈涌曾经回忆说：“立波同志分析起作品来，细致入微，条理清晰，而且娓娓动听。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同学中很快便赢得了很高的赞誉。”5可以说奠定青年周立波思想、文学基础的，是中国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
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使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生了重大转折。纠正新文学中的“欧化”倾向，要求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成为一种政治的和时代的要求。周立波认同这种要求，并努力身体力行。但他对文学的“现代性”表现了更多的理解和保留。他说：“我们的文学，‘五四’以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好影响居多，坏影响也有。”6 “现代小说讲究细描，光有故事是不行的，故事是人物的行动构成的，情节是性格的历史。”7 他对“五四”小说、西方文学的熟悉和把握，使他能够自如地汲纳其中的精华，并运用在他的具体创作中。
周立波1941—1942年创作的一组五篇监狱生活小说，充分显示了他对现代小说艺术的追求。这些作品表现的是作家30年代初亲历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生活和斗争，其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直接继承了“五四”小说的写法。以“我”——一个进步青年的眼光和叙述，贯穿整个监狱的生活和斗争，是这组小说的重要特点。譬如《第一夜》中，“我”因参加工人运动而被捕。面对逼供拷打的坚强反抗，在难熬的铁窗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1942年春，周立波等几位“鲁艺”党员教师，受毛泽东邀请到杨家岭窑洞座谈，接着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进行了整风。这一切都给周立波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他真诚地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作了一番清理和反省。他说：“改造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使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一天一天工农化，这是一件切实的要紧的事情。”8他说：“有许多形式，外国很发达，我们不能不学习，不但现在要学习，将来也要的。但是学习决不是止于模仿，我们要添加自己的新的进去，这叫做创造。”9自此以后，周立波告别了监狱题材小说那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模式，开始探索一条大众化、民族化的创作道路。但现代小说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方法，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绝迹，而是经过了改造和转化，不露痕迹地化解在文本中，使他的作品氤氲着一种现代气息。
在周立波1942年之后的短篇小说中，“欧化”倾向越来越淡薄，民族化特色越来越浓郁。但现代小说的余脉依然不绝如缕。当然这种现代味只是比较主流现实主义小说而言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家主体的个人性。主流小说中的作家主体，往往代表的是某个阶级、某种理念。作家自己是隐蔽的、或者无个性的。而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中，始终有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主体。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无论是下乡干部、亦或新闻记者，主宰叙述的都是那位可亲可敬的作家。譬如《山那面人家》中，写山村简朴、隆重的婚礼，可谓细腻入微、原汁原味。而作家“我”的那种淡雅、幽默、优美的叙述风格，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譬如《参军这一天》用的是第三人称，作品开篇就写即将参军离家的林桂生，“在家最后停留的这时刻，凝神注视门外的菜地、水田、草垛和茅屋”，那种感伤、留恋、慌乱的内心感情，分明夹杂着作家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情而真诚的作家形象。既是一个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文雅、可亲的大作家，这就是周立波定格在小说中的形象。创作主体的这种个性和品格，保证了他的小说的个人风格和艺术魅力。二是叙事格调的抒情性。“十七年”文学中的短篇小说，总体上灌注着一种斗争哲学、阳刚之气。而周立波却秉承了“五四”小说和西方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在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过程中，化入了作家的情感、想象和理想，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诗意特征。譬如早期的《牛》，写农民们围观母牛生小牛的情景，把母牛的痛苦分娩、小牛在娘肚子里的挣扎，都拟人化了，写得幽默风趣、想象奇妙，抒发了作家一种纯真、欢乐的情感。譬如中期的《“割麦插禾”》，写两个孩子看着俗名叫“割麦插禾”的鸟儿的飞翔、啼叫，引发了他们对遥远的北京城、天安门、毛主席的浪漫想象、美好憧憬，精短的篇幅中蕴涵着浓浓的抒情味。三是艺术结构的开放性。比之传统小说，现代小说一个显著的变革是结构形式。因周立波谙熟现代小说艺术，因此在结构创造上总是不拘一格，形成了多姿多态的结构样式，这一点留在后面展开论述。
在五、六十年代的众多作家中，周立波可以说是一位“先锋派”。他汲纳现代小说的某些创作观念和方法，拓宽了他的民族化创作道路。但他的借鉴又是有限的、谨慎的、被抑制的。这是政治和时代给他造成的局限。以他的修养和才华，他的融合本应达到更高的层面。譬如现代小说对社会、人生的深思，在塑造人物上的理念和方法。周立波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但并没有进入他的创作实践。譬如对现代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等诸多创作流派和方法，他则认为是形式主义的，采取了排斥态度，致使他的短篇小说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还显得不够丰富、多样、有力。
立足民族文学、地域文化之根基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就是实现民族化，所谓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毛泽东在1956年更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10周立波是一个一生追求进步、与时代同行的作家。他认真地改造自己，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研究湖湘地域文化，终于开辟出一条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清晰地留下了探索的脚印。正如黄秋耘1961年所评价的：“周立波同志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自己‘选读中国的东西太少了，这是偏向’。有鉴于此，他近年来颇致力于钻研中国古典作品，认真学习这些作品的优点而不受它们的局限，把这些优点和他从外国名著中所吸收到的长处糅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更加圆熟、更加凝练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11
对中国古典文学，周立波并不陌生。他在上小学和中学时，就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古典名著，还读过《说岳全传》《粉妆楼》《蝴蝶媒》等通俗小说。五、六十年代他再次细读、研究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并发表有读书札记和评论文章。他在《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就指示了我们，对于外国作品和古典作品，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看一家模仿一家，达不到民族化的目的，也创作不出独创的风格、在艺术领域，破除迷信，极为重要。”12
小说体现民族化特色，牵扯到内容和写法等诸多方面。从具体创作看，周立波从古典小说中摸索出一些基本规律，他说：“中国旧小说的优点之一是故事完整，很少静止的描写，较多行动的叙述。故事是人物的行动的连续，从故事里可以显示人物的性格和品德。”13他还总结了章回小说所以吸引人的三个特征，“一是口语化”，“二是有人物”，“三是有故事”。14这就是说，要加强小说的民族化特色，一定要处理好故事、人物、语言三大问题。理论上的自觉，使周立波短篇小说的民族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譬如《懒蛋牌子》，就是一篇颇有古典小说韵味的作品。写东北某屯子里的儿童团员，为了响应农会促进生产的号召，专门做了二十块懒蛋牌子，四处寻找偷懒的男女，用挂牌子的方式惩罚和敦促他们。事件本身就很有民间性、戏剧性。小说的结构也是连缀式的，全篇有一个故事贯穿，但人物却是陆续登场，一个连着一个，借鉴了《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法。读来生动幽默，引人入胜。周立波并不是一个擅长写故事的作家，为了强化小说的可读性，他甚至采用了一些传奇手法。譬如《扫盲志异》，写中学生教年轻媳妇识字，一句“你睡哪一头”的问话，引起了封建脑瓜的公爹何大爷的误会以至告官，弄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乡土生活表现得活灵活现。周立波在处理故事与人物的关系上可谓煞费苦心。譬如《湘江一夜》写八路军某部向南挺进，横渡湘江。战争的过程写得紧张激烈、严谨有序，主要人物司令员董千、侦察队长门虎、年轻参谋小张等都刻画得遒劲有力、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相得益彰，可以窥见作家对古典小说的结构和对西方小说笔调的借鉴。当然，中国传统小说在写法上也有缺陷，如不大注重环境、心理描写，不善于抒发作者的情感，周立波巧妙地运用西方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使创作缺陷得到了补救。
周立波所开创的具有湖湘地域特征的小说，被称为“茶子花派”。茶子树是湖南常见的树种，冬天开花，花瓣洁白，清香扑鼻，有一种秀雅、醇厚、柔美的神韵，与周立波小说的风格暗暗吻合。正像有评论家总结的：“以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为代表的茶子花文学流派也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乡土文学，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进程。”15周立波从小生长在湖南益阳，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20岁才离开家乡。1955—1965年，他重回故乡益阳深入生活，并担任湖南文学界领导,长达十年之久。他是湖湘土地的儿子，在他身上就有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他的小说自然也会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
文学作品的主体是人物，人物身上的精神性格是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的。有评论家说：“周立波的作品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所塑造的许许多多浸润着湖湘文化深厚内蕴，体现湖湘文化斑斓色彩的各色各样的山村人物形象。透过这些人物形象的鲜明特色，我们可以窥见湖湘儿女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他们总是那么勤俭、朴实、憨厚、正直，讲究情义，敢爱敢恨。’”16
譬如《盖满爹》里的乡支书盖满爹，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爱社如家、勤俭节约的境界和性格。譬如《桐花没有开》中的农业社队长盛福元，在科学泡种的实验中，表现出来的踏实、执着的精神和个性。譬如《民兵》里的年轻姑娘卜玉英，在恋人烧伤之后显示出的有情有义、忠贞不渝的高尚人格……
创新短篇小说的文体
“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一连开一两个月的洁白的茶子花，好象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看这茶子花好乖，好香啊！”这是周立波在《山那面人家》等作品中描绘的茶子花，把普普通通的茶子花的幽香、精美、乖巧、倔强的风貌和性格都写出来了。这是南国山野中的花，这也是周立波笔下的小说。他的小说自然属于那个革命的、激进的时代，在取材、立意、形式上留有诸多历史痕迹，但他的作品更保留了湖湘的地域风情和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他的作品看似依循的是主流现实主义的套路，但在结构、手法和语言上，融入了很多新的因素，成为一种别具风貌的小说文体。周立波曾经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怀着为革命的功利的眼光去采取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形式。”17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他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周立波在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有评论家指出：“与传统乡土小说的启蒙主题、乡愁主题不同，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的主题是赞美和歌颂新农村的新人物、新生活。”18文学应当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周立波着力写新人物，是不是在迎合政治意识形态？深谙文学理论的周立波，在1934年就明确说：“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画出方在萌芽的新的社会的典型。”“我们应当从广大的民众中塑造我们时代的积极的典型。”19 因此他对五、六十年代提倡写新人物是认同的，但在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运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上，他有自己的理念和手法。
他确实塑造了许多新农村中的新人物，但这些人物身上却没有那种政治的和阶级的特性，而是一种源自地域文化、美好人性、新的生活的思想、情感和个性。他深知短篇小说不可能写出多么复杂、深厚的人物性格来，因此捕捉的往往是人物特定环境中某种精神、性格的瞬间闪光。譬如《张满贞》里的张满贞，原来是一个可怜的童养媳。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锻炼成长，成为县玻璃厂的厂长，后又担任了公社妇女部部长。他干一行爱一行，既有基层干部的沉稳、果断，又有年轻女性的热情、温柔。是一位优秀青年干部的代表形象，是新的社会造就了她。譬如《霜降前后》《飘沙子》刻画的是同一个人物——年轻队长王桂香。他不仅团结群众、带头苦干，善于经营、领导有方。且有大局观念，能为邻队着想，选买、喂养又瘦又小的“飘沙子”牛的事迹，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新农民的宽广胸怀和高尚风格。周立波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新人身上的“萌芽”状态的精神性格，作出了富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笔下最成功的是那些年轻漂亮而又有个性的女性形象。腊妹子在广阔、美丽的大自然中学会了游泳、爬树、打弹弓，有一种自由、任性、倔犟的假小子脾气。卜春秀面对理想中的爱情和父母主张的婚姻，爱憎分明，主意坚定，把一个年轻姑娘追求自由爱情、反叛旧式婚姻的思想行为写得绘声绘色。胡桂花走出家庭，上台演戏，面临丈夫的误会和村人的议论，凸显出一位腼腆而又内秀、温情而有主见的年轻媳妇形象。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有时代色彩，但更突出的是那种聪慧、泼辣的地域性格和纯真、善良的人情人性。需要指出的是，周立波的小说人物，在类型上比较简单，他着力塑造新人物，却忽视了创造更多的中间的、落后的人物形象。其次是人物缺乏应有的深度，他热衷刻画人物美好的、正面的性格侧面，却很少深入人物心理、人性领域，揭示出人物复杂、矛盾、缺陷的一面，导致了一些人物形象的单薄和雷同。他的短篇小说中，称得上典型形象的很少。
周立波在短篇小说的艺术结构上，创造了多样化的结构模式。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结构上主要有两种类型，情节小说和人物小说，形式较为单调。周立波由于有较厚实的现代小说修养，因此在结构形式上就能兼容并蓄，大胆创新。一是故事情节小说。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的，人物是在情节的展开中塑造出来的，这种叙述方式也很受中国读者的青睐。周立波为了加强小说的民族特色，适应更多读者的口味，也创作了许多故事情节类小说；但他在故事叙述中特别注意从塑造人物出发，以人写事，又以事托人。譬如《湘江一夜》写抢渡湘江战役，这样的题材只能以叙述事件为主体，但战争又是由人来指挥、展开的，因此作家紧紧抓住主要人物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故事和人物达到了相辅相成的效果。再如《林冀生》写一位因病住院的市委书记一个早晨的“微服私访”，作品自然也要以时间和事件为线索，但在叙述中突出了主人公关心群众生活、认真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因而人物形象也较突出。二是人物性格小说。这是周立波最擅长的一种结构形式，作品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叙述情节，渲染场景，刻画细节。但作家在描写人物时，也兼顾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变化性。譬如以人物姓名为题目的《盖满爹》《艾嫂子》《张润生夫妇》《胡桂花》等，都属于这类结构模式。三是场景图画小说。这类小说既没有完整情节，也无突出人物，其结构的核心是画面，把自然景物、人物群像、行动语言等都囊括在一个画面中。譬如《禾场上》，写山村傍晚、开阔禾场，各种人物、聚会神聊。时代气息、地域特色和山村风俗都跃然纸上，是一篇典型的场景结构小说。再如《翻古》，写初冬晚上，农家堂屋，煤油灯下，李二爹与儿子孙子以及邻居的小把戏们，一边翻古讲汉，一边挑选茶籽，古朴的画面余味无穷。四是生活结构小说。这类结构形式依循的是日常生活的片断性、原生态，自然铺陈、散散漫漫，但却有一种情调、色彩统一全篇。如《牛》《伏生谷生》就属于这类小说。周立波多姿多态的结构样式，使他的小说平添了现代感和诗意性，对当代小说作出了可贵贡献。
注释：
116邹理：《回归乡土的原生态之美》，《百年周立波》78、8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版。
2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8月号。
3庄汉新：《周立波生平与创作》3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4贺仲明：《文学本土化的深层探索者》，《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5见邹理、姚时珍著：《百年周立波》19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版。
68917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周立波选集》第六卷219、218、219、22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7周立波：《谈创作》，《周立波选集》第六卷4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
11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12周立波：《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人民文学》1961年11月号。
1314周立波《读书札记》，《周立波选集》第六卷411、41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518绍雄：《论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文学史地位》，《百年周立波》58、5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版。
19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周立波选集》第六卷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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