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城的腹地有一座汾河公园，也有人称作滨河公园，首期工程建于1998年至2000年。由于长期的滥采滥伐，汾河据说早已几乎断流，因而此处所谓的“河”，其实是一条人工复式河槽，用中隔墙分成东西两渠：东侧是清水渠，由四道橡胶坝分为三级蓄水湖面，宽 220米；西侧是浑水渠，排泄上游洪水和水库灌溉输水，宽80米。东西两岸各有一条箱形排污暗涵，接纳沿线城市排污管道和边山支沟来水，送至下游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湖面上点缀着音乐喷泉、鸟岛、绿洲，两岸则分布着“晋汾古韵”、“梨园余音”、“五环生辉”等主题广场，以及“汾河晚渡”、“沙滩碧水”、“超越时空”、“生命之源”一系列观光景点；夜幕降临，风格各异的景区灯饰与滨河东西两路四条光带的交叉辉映，更给迷离恍惚的游客一种置身黄浦江外滩的幻觉。
作为一座大型城市生态景观公园，汾河公园以“人•城市•生态•文化”为主题，把河道治理、环境保护、城市绿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改造与环境改良的协调发展，对净化空气、消除水体污染、调节气温、增加空气湿度产生了重要作用。据观测，该区域夏季最高气温比其它区域降低4℃左右，相对湿度提高10~20%，每日可生产新鲜氧气1678.5吨，吸收降解废气3480余吨。为此，它不仅荣获了国家建设部颁布的 “中国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还荣获了“2002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人民环境最佳范例称号奖”。
汾河公园是我上下班必经之地，从我栖居的小区步行到首期工程最近的入口处，路程也只有半个小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堪称太原城顶尖级的公共休闲场所，生性懒散的我却仅仅走马观花去过一次。
望眼欲穿的二期工程终于竣工了，小区出来，过得天桥便可直达汾河公园新辟的景区，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更便利了。于是乎，我们便隔三岔五、吆五喝六趁着新鲜劲儿结伴而行。较之首期工程，此地的树木尚未成形，草坪则刚冒出尖尖的绿芽，阁楼、栈桥、湖心岛也没有来得及命名，游客却开始从四面八方往这里赶潮似的汇聚，有的甚至风尘仆仆大老远驱车而来，其中不少人还带着摄像机、照相机，要留一个热闹、红火的纪念。
几天前，大雨之后一个傍晚，我们追逐着精灵般的轻音乐施施然步入公园，到处都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沙坑里，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堆沙、扬沙；回廊间，一个青壮年合唱队和中老年蒲剧团此起彼伏、有板有眼地练功；空地上，活力四射的韵律操和高贵优雅的交际舞比翼齐飞……这些突如其来的新生景象，让我不由大为惊诧，继而跃跃欲试，直想加入他们的行列放松一把，最后则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那些不谙世事、无忧无虑的孩子姑且不论，这些成年人虽然性别、年龄、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看上去都有鲜明的差异，但此时此地，他们无一例外卸掉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戴的“面具”和“枷锁”，一个个显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在天性过于内敛的国人来说是难得一见的）；他们之间也似乎消除了市场经济大潮中人际关系中常见的隔膜与冷漠，合唱也罢，对舞也罢，都是那样友善而和谐。更重要的是，他们既尽情释放了自己的快乐，同时又幸运地收获了别人所给予的快乐，以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快乐磁场，让周围的每个游客都为之深深感染和迷醉。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乐而忘忧又忘返呢？
快乐，是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我国当代经济学泰斗茅于轼先生近年来一再强调快乐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他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光是一个个人问题。每个人要为自己追求快乐，还要懂得帮助别人追求快乐。最后是全社会快乐总量的极大化。”
澳大利亚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研究“快乐与经济”命题，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Happinessgap，也作“幸福鸿沟”)。他认为，这些年来，“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对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最低。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比如，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如何来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在他看来，快乐是唯一具有终极价值的，任何公共政策都应该以快乐为终极目标。“东亚的经济应该朝着更适当的方向来发展。首先，环境质量的保护应该摆在第一优先考虑的位置。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第二，我们希望增长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快乐。这不仅需要大力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更应在那些能切实改善福利的领域，如公众健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领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等等。”
以此来考量汾河公园的创意、理念、功能和价值，它的成功，无疑是值得我们额手相庆的。进一步来说，如果政府和开发商能少在周边修几座楼堂会馆，而专门设立一项公共文化基金，鼓励和引导人们自发地开展一些雅如演讲会、朗诵会、音乐会，俗如相声、小品和杂耍表演之类的大众娱乐活动，就更是功德无量了。中国向来缺乏公共精神空间，这就不利于公民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快乐最大化。现在，汾河公园既然已经成为一方开放的多姿多彩的心灵乐园，但愿我们能把快乐进行到底！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公园仅仅是指“供公众游览休息的园林”。依我之见，在现代社会，这一解释亟需补充和完善。
我们不妨再看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公园（park），“供公众消遣游憩的场所。最早的公园是波斯帝王的苑囿，内有广阔的狩猎场，供骑射的驰道，供躲避风雨的处所，经艺术加工，成为一类公园。另一类公园从露天集会场地发展而来。古代雅典的竞技场，原是举行比赛、训练运动员的地方，后来连同画廊与宗教建筑，形成了公园。现代大城市公园有两种：一种是18世纪以前的私人园林，现在成了公众的娱乐场所；另一种是靠公积金维持的供玩赏的园林。国家公园拥有大片土地，可供公众游憩，也可保护动、植物生长。”它不仅突出强调了公园的娱乐性，而且列举了自古以来公园有代表性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国莫不如是），这就将公众的快乐纳入了公园的意义范畴。
最后，我要大声疾呼的是：让我们的公园更多地成为公众的乐园吧！只有这样，公园才能企及18世纪英国伦理学家边沁所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从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