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中，是不是西方经济学太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太少了。作为一个兼通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我想他的这番话并非不加思虑，张口就来。他阐述了一个事实，也表示了他的疑虑。

　　这个事实便是如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确实处于一个附属地位（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教育），而且发展前景愈来愈不利。以至于有些同学甚至是老师提起马克思经济学便觉得可笑，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事实也是极具讽刺性的，由极度的崇奉马克思主义，奉之为圣经，到把之视之为可笑的，不懈一顾得教条。这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事实本身确实令人深思的。学术研究、教育要么成了政治压力下的任务，要么成了利益追逐的手段。

　　那么，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应该占一个什么样的份额，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任其自然呢？还是施加干预呢？事实上前者是不大可能。那么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呢？这个标准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体系。

　　这是一个富有争论并且很难有明确结论的问题。在此我仅提出自己个人的看法，希望对各位有所借鉴。

　　要回答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体系涉及两个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旨侧重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问题，潜在的危机慢慢暴露出来了。金融体制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腐败与贫困并存，信用缺失，失业率高，三农困境等等，无论哪一方面，都容不得有半点轻视。这些都是问题的表象，在其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即是文化观念上的落后，体制上的落后，生产关系的落后，影响经济和谐、健康的向前发展。最后形成生产力布局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严重影响整个经济过程的顺畅循环。不难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针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措施最终都难以令人满意（如国企改革、社保、医疗、教育体制改革），这一切都缘于我们没有平等、理性的主体，甚至还有大量孤立、力量薄弱的小农主体，没有公正、平等的观念和环境，没有可行、公正、平等的制度，仅凭某些人良好的愿望想当然的设计出的一些方案的实施，最后都是变了型、走了样。

　　说了这么多，旨在表明，解决我国各种经济问题的治本之策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

　　接下来谈谈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请注意，这里所指的西方经济学指西方理论经济学，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

　　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经济人假设下的消费、生产及市场交换理论，通过需求、供给、最大化、效用、成本、利润等范畴，利用边际分析方法，利用严密的数学形式演绎论证，在追求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中使资源达到合理配置的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理想化条件下的一种标准。作为一种理论，它与历史、现实、与具体的经济组织非常遥远甚至是无关，它对消费的分析和生产的分析，说的难听一点，是一厢情愿，自我游戏。它没有价值判断，只有形式演绎。当然，当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后，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支出现了，它改变了过去西方经济学沉闷的气象，赋予了其政策意义，有了新的活力。宏观经济学以整体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各宏观变量，如总供给、总需求、物价、失业率、进出口、货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利率、国民收入、投资、储蓄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的过程。对各个市场经济国家，这固然是极富价值的探讨，并具有直接的政策指导意义，可我们别忘了，这是建立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我国的市场化进程算是比较快的，宏观经济学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可我们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更在于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导致不完善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似乎涉及很少。

　　近些年，西方经济学一些新学派兴起，其中之一便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派在西方影响力有限，而在中国，却受到欢迎甚至追捧。这正顺应了中国经济的最大现实——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甚至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制度变革提供确切的理论依据。可它对制度的分析方法却有点不伦不类，并且必将因此而限制它的视野范围，它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的条件，名为采取了一种更规范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却虚有其表，难入实质。试问：任何的制度是可以用货币收益来衡量的吗？当然，它对于分析一些规模较小，较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变迁有很大的价值，但对于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却显得捉襟见肘。

　　我可以这样下结论，西方经济学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内部的根本性问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甚至不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着重于对经济生产过程进行分析，以及随之产生的分配、交换、消费问题。这与西方经济学着重于对市场交易过程的技术性分析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讲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时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和调整。何其精辟的言论，可以说对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以后的发展方向都是大有启示的。

　　当然，我们决不是要把马克思的学说神化，唯马首是瞻。他的理论体系的一些细节方面要么失之客观，要么失之粗略。可他以其深厚的哲学修养、深刻的历史眼光、现实有为的态度构筑的这一宏伟的理论体系实在是有很多尚待挖掘的闪光之处。景仰是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又是另外一方面。马克思研究分析的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生产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除了整个世界经济环境大为不同外，很多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的一些特征。现代西方国家虽然并未按马克思所设想的方向转变，但西方国家由摆脱早期的残酷转向现代的民主自由而相对文明的国家，其中马克思是有贡献的。另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纯理论的经济学，它还是一种行动的经济学，正因为这样，它对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尤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只能使我们不痛不痒的谈论供给怎样？需求如何？经济是冷是热？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操作？我们怎样加快我们的技术创新？…… 这些固然重要，可若因此而对现实及其原因缺乏一个本质的认识，那便是因小失大了。我相信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是不会满足于此的。

　　我并不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抬到一个至高的地位，我想我们可以用一种更为正确的态度，谦虚、认真、诚恳、谨慎的态度去学习、了解、评价这个伟人的思想，当然包括他的经济思想。而不仅仅因为其一个劳动价值论与我们现实交易有些出入就断然否定他、甚至诋毁他，更为恶劣的是：嘲笑他。

　　最后的一个结论便是：在排除了迷信和偏见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需要西方经济学，而前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其意义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