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问题的解读

 

【按语】：今天打开电脑，看到了汪丁丁教授博客里面的新做，读了之后让人茅塞顿开。我认为上面几篇文章是我最近几个月来读到的对于解释现实问题最为有力的作品，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都来自汪丁丁教授的博客，现在转载了，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文。

       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是我开始读书以来一贯坚持的“传统”，对近代哲学历程中唯理论哲学与经验主义的争论的理解，让我逐渐确认了这样一种看法：真实世界的现象，人（人类行为）、物（世界的秩序）、心灵（理解世界的价值和伦理），以上三者当然不能被简约成为“自然的现象”。诚如康德所说的，这个世界表现出来的有序性，正是人类为自然立法的过程。要解释这真实世界的现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现象复杂，但都必然受到“行为的维度”、“秩序的维度”、“伦理价值的维度”这三者的影响，显然对于理解真实世界的现象，对于上述三者的把握时极为重要的。

      上面说了，以上几篇文章是我最近几个月来看到的最好的文章（当然是解释现在中国现象，解释中国问题的），也是我长期以来所学和所读到得东西的一个身影吧，同样也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记得在一篇文章里面汪丁丁教授讲到了在2008年《财经》年会上的讲话，谈到“中国问题”，那是我对于中国现象的最初的比较完整的理解，也是我开始解释身边一些现象的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大国，在农业社会曾经一度独领风骚，甚至是几千年的历史；到了近代，在短短一百来年的时间里中国落在了世界的后面，最后落到个挨打的地步，着实让人吃惊！为这问题，不少的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也有人在实践上尝试着复兴往日的帝国。从这意义上讲，一百五十年，六十年，甚至是最近的三十年，都在做着一件事情：一个国家的重建（states-rebuilting）。因为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落差，所以经历了民族性的转化，今天人们对于日本精神的看法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所以正如汪丁丁教授讲的，中国问题是一个中国转型的问题，既要接受一百五十多年来的事实，又要对于长期有一个充分的估计，这里面临着一个拾起传统和融化工业文明的问题。同样一百五十年来的制度变迁是极为复杂的，反映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就是转型情感的问题。所以，中国问题，或者时髦一点是中国转型问题，实际上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转型"。

     读书的过程也是独立思考和了解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的过程，对于经济学的学习，让我开始对于资源分配上面的技术工具有了初步的掌握；对于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的阅读和学习，使我坚信要想让经济学造福人类，真正解决人类的幸福问题，还得有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对于政治学通识基础的阅读，让我开始坚信三种权力的来源决定了个人的权利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对于哲学解读，我开始意识到，现今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意识都是在波普的传统和哈耶克的框架里面运行；同样是伦理学教会人，文明到今天的发展虽然有点像是玷污了人类初始的灵魂，但作为自由的个体又必须对于自身以外的东西保持高度的尊重和宽容!

      上面的几篇文章，应该说是一个多维度的解读中国现象的，既有汪丁丁教授文化的，还有梁捷从发展的、思维的，盛洪制度和秩序上面的，朱海就则从理性的根基上，再就是贺卫方历史的解读，我认为这是几篇非常棒的文章，对于一个青年人理解中国问题非常有帮助。写到这里也终于明白汪丁丁教授讲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的苦心了，汪丁丁的第一篇文章谈到了象牙塔里的彷徨，这是人们忘记了一百五十年来的传统，为什么呢？我想汪丁丁教授的解答可以令我满意，引用的《读品》里面的一篇文章，我认为是对于中国目前的教育和教育问题的最好描述。文尾的话是我长期以来思考和阅读的，也是对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期望和建议吧!接下来是梁捷的文章，让我想到大卫.休谟，以及我比较喜欢的他那套怀疑论的东西，这里梁捷引用里德的尝试哲学反击了休谟和大陆的经验主义者们，先不说对错，我个人的看法是更加接近真实世界，至少对于普通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棒的，当然大卫.休谟在谈到生活与真理的时候也似乎是倾向于里德的这种看法。盛洪的这篇文章，应该说是面对大众的经济学的一片佳文，对政府行为的刻画简直是入木三分。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这问题极为重要，也迎合了布坎南对于政府性质的定义——从来都不是一个公益组织，而是一个充满私欲的饭囊！朱海就回顾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这是我所喜欢的，就奥地利经济学派来说，他们提出的“理性的有限”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在今天还是具有不少信徒，当然也包含我个人！贺卫方是研究法学的，在这里操起了历史的工具来解读中国问题，我想有新意，正如他说的“

包袱复包袱，

包袱何其多。

历史无真相，

国家成蹉跎。”

 我想这对于现实的中国问题，尤其是文化和制度的转型尤为重要，这意味着北京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是否坚守马克思的传统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象牙塔里苦心积虑想修出个正果，悟出个“道”来，就不免会有上面提到的困惑；如果我们对于金钱和权利充满欲望，那么是不是应该对于我们以外的外生变量有个思考？远一点讲是一百五十年的传统，这一点陈志武在2008年的《中国改革30年》的发布会上曾有过解释，应该是读书的人和民族的青年要思考的问题，不仅是国家、社会、组织、家庭的问题，同样涉及生活、思考和命运的问题。汪丁丁的文章提到，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我想还不至于这么糟吧！我想用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常江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做个对于中国问题的个人关注上面意义，漫步于海边，散散步，聊聊天，吹吹风还尚可以，千万不要设想着在漫步的海滩上一脚踢出个宋朝的瓷器，明朝的玉来！

     这是第一次解读别人的文章，也算是对于最近以来读书和学习的笔记，当然依照我的传统不免要加上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由于比较关注宏观的问题，养成了分析问题从宏观着手的毛病，今天看来是也不例外，当然就分析的工具和技术上还有不足之处。这是一个中国问题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解读，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哲学、文化、艺术，应该叫配套的问题。大浪涌起，大鱼皆出，这是苏东坡说的，我愿以上面的文字兴风作浪，希望这引出几条大鱼来。

 

                                                             2009-06-10晚于地大科研

下面是我引用的，在上面做了解读的文章，一共是五篇，出自汪丁丁、盛洪、梁捷、朱海就、贺方，网站出处： 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118150172.html

 

 

生活的阅读和阅读的生活

——序《读品2008》

汪丁丁

 

       收录在这里的文章，是读书的随感，也是生活的随感。梁捷、边晓慧、沈宇、张雷、维舟、黄湘、仇鹿鸣，……阅读他们的书评，就是试着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中国人的世界，是世界化的而不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

       “坟前的小草在风中瑟瑟发抖。这是他永恒的故园。他的眼中溢出了甜蜜的泪水。他已忘记是谁的诗句：多美的墓园啊\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角落如此地\长着又大又红的草莓果了……。”这是张雷那一组随感的结尾。“……最近我的心绪不好。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自以为体悟了更深的人生哲理，然而社会中普通大众的所想所为，与这些人文智识相差十万八千里。还记得高尔基说过的话吗？‘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人们寻求的是忘忧和安慰，并不是知识！……我所尊敬和信仰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非常孤独、落落寡合的……我常常发现人们所谓的仁爱或博爱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罢了，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屈从了社会生活的习惯。’你拼命读书，你周围的人或许只想找一个女人的肉体来取暖。你坚守着人文的崇高，然而面对这个由欲望支配的社会，你恨不得朝你自己脸上啐一口！你看到那些研究生了么？灰头土脸，压抑迷茫，毫无任何生命力可言。课堂上的阳春白雪屏蔽了多少真实存在的问题和痛苦！回到寝室一面赶论文一面趁着室友不在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解决性压抑……你回避得了么？你相信这是洁白的象牙塔么？生活的无聊，就业的压力，经济困难，精神共同体存在的不可能，争做优秀的意识和竞争压力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单子般的生活状态，我们甚至连相信什么的希望都没有了……我真希望能在这校园里也圣愚一把，当个颠僧！我要把校长的脑袋按到充满病毒和A片的学生电脑面前，我要让他用舌头舔干跳楼自杀者溅满地面的鲜血！面对着这个极度压抑扭曲的校园，我们的俄罗斯情结哪里去了？！谁来揭露？谁来疾呼？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乡愁》中的多米尼克哪里去了？有谁胆敢站在学校的广场上播放贝九然后走上高台点燃汽油自焚以惊醒大家！……对不起，我浑身都在颤抖。我真希望有一颗导弹把整座校园全部炸毁，这样能不能把大家唤醒？！行尸走肉。我们每个人都TM过得有如行尸走肉——谁也逃不掉！不管你是学霸还是干部还是特困生保送生讲师副教授教授院长博导党委书记校长谁也逃不掉！谁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苦难？问题太多了！更糟糕的是，前人尚有苦难感，我们的苦难深重，却没有丝毫苦难感！！这才是最大的苦难！！我可不想等着这苦难最终演变成灾难……对不起，不知怎地，从蒲宁竟一下子扯到这里。我真想和你一起回家，丢开这里的一切苦闷烦恼，我们回到东北暖烘烘的家，夏天吃冰糕，冬天打雪仗，我们把整个世界抛到脑后，门已经关上，只剩你和我，我们待在自己的家园，生老病死，永远也不再出来，永远……。”这段文字出自张雷随感里女主角的一封信。

“正如《江西省委通告赤字第八号（1929年2月17日）》所号召的：“群众自发的一些大大小小斗争，亦必须打入进去领导”，“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哪怕是三个铜板或者芝麻大的问题”。当然，群众越是一盘散沙，这种动员工作就越容易开展，革命者可以“通过对一个村庄整体的分化或者利用其内部已有的裂痕，从水平方向动员农民”……但在革命遭受挫折、“国际”和“中央”的权威性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之际，两种权力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变得难以调和了。正是中共和红军上上下下对于化解这一紧张关系的迫切需要，导致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复出以及此后的执掌大权。在这位具有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Charisma）的领袖领导下，“中共中央”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符号，而是宛如道成肉身，获得了亲切可感的形象。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段文字，引自黄湘的文章“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边晓慧的文章，标题是“权利需要斗争”。梁捷的那篇，“集体抗争发生的可能性”。这本文集的几个部分的标题，“无路可走”、“无家可归”、“无地彷徨”、“无可奈何”与“无人之境”。

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它被界定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之年”。不过，当这一年过去的时候，对多数人而言，这一年其实可称为“反思之年”，至少是一场普遍反思的开始——关于以往三十年的、关于以往六十年的、以及关于以往一百五十年的。结果，在我看来，这组文章有意无意地成了这场普遍反思的一部分。

反思的过程，触类旁通，无论何处，无论何事，总要联系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及前途。一部“潜伏”，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或诸如此类的任何“一部”，引发的多是与上述反思有关的文字。假如当初主持“洋务运动”的不是李鸿章及其淮军将领而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中国近代史是否会有极不相同的路径？据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里的描述，当初曾国藩的犹豫，与我们今天的彷徨，如出一源。

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会诱致那些经历着变迁的人询问根本问题。商周之际、晚周之际、汉魏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人心不安，何处寻安心之所？横渠四句，是这一处境的真切反映。程朱陆王，顾黄颜戴，以致“船山学社”、“新民学会”、“乡村建设”、“第三道路”、“社会主义”等等，皆可视为依不同路径突破这一处境的努力。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仍要突围，我们仍须努力。惟其如此，生活的阅读与阅读的生活，有了特殊的魅力。

 

梁捷：只有常识还在那里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08日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万物皆光明。”诗人蒲柏借用《圣经》语式，如此赞誉牛顿，因为牛顿揭示出物理世界赖以合成的合理结构。洛克和休谟等学者试图沿着牛顿的足迹，将这种方法用于探究心理和情感等内在世界，并希望进一步推广到社会领域。

　　这些启蒙哲学家都认为，内在心灵中包含了类似牛顿力学中“质点”那样的东西，可称之为“观念”。这些观念清晰、独立、不可分裂。我们可以像化学家拆解物质化学结构一样，把内心观念分得清清楚楚。知觉是分辨观念的能力，内省是审视观念的方法，内在世界从而成为外在世界的副本。要解开这些秘密，科学是惟一的钥匙，而关于人的科学又是其他科学惟一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洛克、贝克莱、休谟、哈特莱等一大串显赫的名字后面，出现了一个不太合群的异类——托马斯·里德。他认为，无论贝克莱、休谟怎么处理心物二元论，最终都免不了带上一些唯我论形而上学的残迹。这是一种道德牛顿主义，他们的研究工作日趋精密，让人意识到很多认知上的不可靠。然而，这样的哲学却离常识越来越远。

　　里德举例，我们手捧一朵玫瑰花，嗅到它的香味，心中涌起无限联想。先区分开感觉和感知，把由颜色、香味引发的复杂化学反应即联想斩去，只剩下最直接的感知。这时，我们再把玫瑰花放到远处，闻不到香味了，此时，它的香味就消失了吗？不！我感知到的香味消失了，可花本身的香味依然存在。我们说的“香味”既指自身感受到的香味，又指玫瑰花所拥有的香味，两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必区分，因为这是常识的原理。

　　过去学者所谓观念是知识的惟一对象，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观念需要通过分解判断才能产生，而某种关系的判断又必须伴随着感觉，感觉既向我们“暗示”它和心灵的关系，也向我们“暗示”它和外物的关系。感觉只是“暗示”，而非真正维系，心灵和外部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正如牛顿之前，隐没在黑暗中的自然早已存在一般。

　　里德熟读西塞罗等古典名家的著作。正是从西塞罗那里，他学到了sensus communis（即英语common sense），并将其作为终身的信念。他认为，日常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射，应当将常识原理置于科学的心理学之上。终极的哲学肯定就是常识哲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见，直接影响到日后的两个学派。一百多年后，里德的常识哲学传至美国，皮尔士深有感悟，进而将里德思想融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两个世纪以后的英国，摩尔（G.E.Moore）和奥斯丁（J.L.Austin）等人厌烦了琐碎的逻辑实证主义，亦是从里德著作中受到启发，慢慢形成了所谓“牛津日常语言学派”。

　　但是，里德在世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荣誉和尊重。著名化学家、“燃素说”倡导者，也是洛克和休谟忠实信徒的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在认真阅读《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后深感恐慌，因为里德的意图很明显，要整个颠覆前辈学者依据人类心灵建立实证科学的努力。

　　普利斯特里精心撰写了《哈特莱的人类心灵理论：论观念的联想原理》，专门驳斥里德及常识哲学信徒的言论。此书比里德的著作产生了更大影响，获得英国公众的认可。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就承认，他从哈特莱处学到了这种思想，可以将幸福视为通过联想整合起来的简单快乐的总和，这就是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道德牛顿主义引导出功利主义，进而是一整套古典经济学，最终成为影响全世界的重要思想。

　　现在回头去看，将心灵与外部世界系在一起的牛顿主义正是启蒙运动的主线。里德的常识哲学虽能有效批判休谟、哈特莱的认识论，却不能导出积极的行为理论。里德面临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衔接处遇到的相同问题：如何融合一种确定论的知识理论和一种自由论的行为理论。

　　里德在最后一部著作《论人的行为能力》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里德过于冷静和客观。他坚持把知识认作无时间性的静观知识，不同于能够将过去和未来清楚判别开的行为。如果要把握绝对的“知”，那就必须与“行”区分开。

　　从现代性展开的过程来看，里德与他的常识哲学失败了。但是，我们现在反思现代性时，里德的身影又不断出现。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尝感叹，一个人永远不能忘记，所有的古典哲学都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而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孔德或马克思的实证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都不是以常识为基础。只有里德为代表的苏格兰思想流派可称做常识哲学。

　　各种意识形态烟消云散之后，只有常识还在那里，不会改变。■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英）托马斯·里德著，李涤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9年第11期“本刊6月荐书”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盛洪：最沉重的负担是什么

       常听说农民负担重，但这还不是最糟的事情。因为无论负担多重，多少还隐含着一种假定，即拿了农民钱的政府还有正面的价值。"负担重" 无非是说政府对自己提供的服务要价过高。然而近来中央电视台频频曝光的一些县乡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政府，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老百姓的灾难。它向养活它的人民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是公共灾祸（public bads）。例如内蒙古赤峰市岗子乡政府竟然打起老乡们的算盘，用行政命令"推销"了假冒伪劣的土豆种子，致使农民几乎绝收。如果花钱养活一个人浮于事、又要摆阔的乡政府确实使人感到负担沉重的话，那么这批被养活的人反而整天琢磨怎样损害养活他们的人，则使老百姓受到了更深重的双倍盘剥。还有比养活损害自己的人更荒诞的事情吗？还有比这更沉重的负担吗？
       制度经济学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出现是因为有所谓"外部性"或"公共物品"问题。按照定义，"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一个人并不能承担他的行动的所有后果，很自然，这些他没承担的后果被别人承担了。后果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利益，叫正外部性；坏的就是成本，叫负外部性。而"公共物品"则是指一种"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例如，一个机构提供了"保证河水清洁"的服务，这条河边的一个人对清洁河水的享受不会妨碍另一个人对它的享受，这种服务就是"公共物品"。如果任何个人或公司想提供这样的服务，在满足一个顾客的同时就自然会满足所有到河边的人，但他无法向其他没有与他签约的人收费，从而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一个在河边生产化肥的企业向河里排放废水，让所有并没有同意它这样做的人承担河水被污染的后果，则是制造"负外部性"。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服务和制止"负外部性"的服务一样，都可被看作是提供"公共物品"。只是根据这种服务的特点，服务者无法分别地向消费者收费，因而政府形式被创造出来了：它可以强制性地向所有受益人收费，即征税。所以一谈到政府，我们就应想到，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合法性）是与提供公共物品密不可分的；它的征税的权力来源于它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
      更严格地说，政府承担的义务并不全是提供公共物品。有些事情个人可以做，但让政府来做会更好。如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反抗别人对他的侵犯，但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将这种抵御侵犯的权利转让给政府，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更好地制止犯罪。所以道格拉斯·诺斯说，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形式。也就是说，随着政府服务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会不断降低。一个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当已经存在一个政府时，增加一个治安行动，增加一个司法审判，或执行一个新颁布的法令，即一个新增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在经济学看来，这意味着政府的另一个特性，即自然垄断。不同于企业的自然垄断，政府的自然垄断除了效率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政治和法律上的唯一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套法律的话，带来的也许就不是社会安定和繁荣。然而，一旦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政府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政府中人作为理性的人也有自己不同于社会其他人的独特利益，再由于自然垄断地位是一种优势地位，如果再加上政府的强制性，他们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的行为，就很难受到有效约束。结果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就有可能提供公共灾祸。在制度经济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诺斯悖论"。
       显然，赤峰市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又一次证明了"诺斯悖论"的存在。乡政府的行为明显是说，它的存在优先于全乡百姓的利益。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招牌，老乡们接受了它"推销"土豆种子的合约；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它将每斤劣质种子又加价约46%；又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和政府的强制性，它可以任意违背"包销"的承诺而老乡们只能无可奈何。更值得警惕的是，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例?quot;焦点访谈"接连曝光的命令农民改种作物、又不承担"包销"责任的海南省琼中县政府，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广东省潮阳、普宁两市政府，利用假仓储粮数字骗取国家补贴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粮食局，以及去年曾经报道过的、不但不清除垃圾反而不许别人清除垃圾的邢台市环卫处等等，都已经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本地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如骗取退税和补贴之举），从本应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走向了制造公共灾祸的团伙。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做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时，竟然毫无罪恶感。对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轻描淡写，为自己行为辩护却振振有词。俗话说?quot;吃人家的嘴软"，但为什么这些吃农民、喝农民的人却还理直气壮地坑农民呢？应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县乡政府机构还缺少来自纳税人的约束机制。当由于缺少制约而使制造公共灾祸的现象非常普遍时，就形成了一种颠倒的文化，以为老百姓是为了这些政府机构的存在而存在的。在公共灾祸严重的地方，从市场中挣钱就不如靠政府权力挣钱，人们就涌向政府机构，进而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反过来又要靠增加农民的负担、甚至坑害农民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当地的持续贫困。到这时，这些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他们不过是坐在农民家门口的强盗，他们的存在还不如不存在，他们在动摇我们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减少并且最终消除这种情况，还要靠"公共物品"四个字。这意味着，第一，决定什么是公共物品，谁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公共物品，以什么代价提供的权力，应属于纳税人；第二，政府官员不应用市场原则为自己制造公共灾祸辩护，因为政府就是在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的时候出现的；在公共物品领域适用市场原则，很难避免人们利用政府的自然垄断地位和强制性特性；第三，任何制造了公共灾祸的政府官员都同时证明了自己不配做政府官员，因而我们的法律应该作出相应的规定；第四，我们要在观念上，把"只有提供公共物品才能获得征税权"的逻辑突显出来，把那种"老百姓应该养政府机构"的被颠倒的观念再颠倒过来：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

朱海就：何为不道德的制度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08日

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奥地利经济学最大的特色是，它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的经济学。所谓“现实的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人是“无知的”；二是人是“有创造性的”。人的无知性，假如从信息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人拥有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备的，更是主观的、隐含的、分散的、情境的和不可言说的。人的无知假设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使我们能够判别“理论”和“技术”，任何违背这一基本假定的理论，即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人的信息是“完备的”，或是“给定的”的“理论”，必然会把经济学贬低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奥地利经济学并不否认，在这种既定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但奥地利经济学要问的是，这种前提假设是否成立？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经济学否认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由于对经济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主观的、隐含的、分散的、情境的和不可言说的，这种信息根本不可能传递给计划者，因此，计划者也就不可能拥有这种信息，那么，计划者对经济的协调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看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却是沿着“技术”的方向发展的，它更多地是在讲述经济学家自己设计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不是探讨“真实世界”中的理论问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经验实证主义”再说几句。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无数变量在起作用，有关这些变量的多数信息是不断变化的，是高度复杂的，也是不能被测度，甚至不能被观察的。假如我们仅用“观察到”的变量去解释某个现象，或证明某个理论，那是一种狂妄，也是荒谬的。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这层关系：假如能够“经验地”证明经济理论，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反过来也一样，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理由与实证主义方法不适用的理由相同。

　　人的创造性是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是任何理论都不应该忽视的特征，而这个特征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人是不会思考、不会学习，听任经济学家摆布的棋子。因此，与上面相似的，任何忽视人的创造性的经济学，必然是“机械”的“技术”，而非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论”。然而，人的创造性不仅是鉴别“理论”与“技术”的一个尺度，更是检验某种制度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尺度。由于发挥人的创造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任何利用强力，人为地、系统性地、强制性地阻碍或压制，甚至不鼓励人们在各个领域发挥其创造性的制度，都是“不道德”的制度。

　　奥地利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巨大社会价值，以及无视这种价值的危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米塞斯等人就已经指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这个科学结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很多国家，人们被狂热的理想左右，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横加斥责。然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交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不得不又回到了市场经济，它们所走过的弯路，为米塞斯等人当初的科学结论提供了佐证。

　　某种意义上，这也证明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先知”。但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他们的政府无视奥地利经济学的结论，而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痛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因无视经济理论而导致的最严重的历史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不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国没有出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堪称人类历史上正在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奥地利经济学对这一转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在市场经济遭遇挫折的时候还能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从而避免更大的灾难，而且，它还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探索市场经济的道路，更要用“理论”指导市场经济的实践，还要有直面“理论”的良知和勇气。■

　　《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朱海就著，格致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该书“后记”。

 

贺卫方:历史包袱沉重 负者难以前行  

 

在一篇关于“文革”的小文里，我曾引用《列子 . 周穆王》里的那则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宋阳里一位名华子的人，中年得了健忘症。妻儿十分着急，延医求药，均无效果。山东的一位读书人被重金请来为病人施行心理治疗。结果，不出旬月，“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出人意料的是，病愈的华子非但不快活，反而勃然大怒，“黜妻罚子，挥戈逐儒生”。人问其故，曰：

 

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这则寓言式的故事耐人寻味，它启发我们注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作为世界各文明中历史编纂传统极为悠久的民族，我们对于历史的价值是很看重的。不过，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历史又被赋予特殊的政治价值，例如要让“乱臣贼子惧”之类，于是历史的写作不能一味地追求全面真实，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于微言中见大义。这样的历史写作观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度专制的情况下，史家还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职业。为了尽可能客观，人们只好把历史的写作时间延迟，形成了不作当朝历史的惯例。但是，假如历史有警示人心、纠偏匡正的作用，那么当朝不写，一直等到本朝覆灭再写，岂不是错过了纠正弊端的时机？好比建楼房，眼看着他在建筑过程中存在着施工错误，你不说；竣工了，住人了，你仍然不提醒对楼房进行加固，一直看着这危楼以及在楼中浑然不察的人们，直到某一天楼塌了，人死了，你终于“秉笔直书”了——这样事后诸葛的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一部痛史！

 

所以，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建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让那些评论和反思当下以及不久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言论能够自由地表达，从而及时地纠正错误，避免铸成大错，尤其是避免以暴易暴式的大动荡。更不必说，既然宪法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主人对于国家政治进行率直的评论也是民主共和的题中应有之意，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都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行为。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历史，某种能够及时纠错的机制是否存在乃是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国家如同个人，难以做到完全不犯错误。但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的人，总是会在行为之前审慎考虑，听取不同意见，行为之中经常反思和进行必要的调整，行为之后如果发现错误，要诚挚地承认而不是刻意掩饰，并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减少错误带来的不良后果。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缺乏合理的决策机制，没有对于善恶的分辨能力，犯错误时一往无前，事后已经知道犯错，却不思纠正，反而压制任何纠错的努力，在既有的错误之上增添新的错误，使得历史的包袱愈来愈沉重。一个人如此，就是不智之士；国家如此，当然也是不智之国、缺乏理性之国、不断重演悲剧之国。

 

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的过错虽然有个人因素，不过更是一种集体行为。纠错的过程也受到某种集体行为的逻辑的制约。个别人——即便是位居庙堂之大人先生——的认知并不必然导致纠错举动的发生。参与错行者难以否定自己，集团利益的考量会成为障碍，对于认错导致后果的过度想象会成为一种集体心理病症，于是只好大家都当“推事”——“推事，推事，一推了事”。真相难以揭示，于是历史迷雾重重，忌讳多多。但是，这种掩饰难以成为“甜蜜的忘却”（sweet forgetting），因为掩饰者与记忆的拥有者之间的对立会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掩饰带来了新生代的真无知，这种无知会增强某种集体无意识，又使得纠错变得愈发困难。看看因为文革史成为禁区带来的后果，这样的道理实在是无需多说了。剩下的只有感叹：

 

包袱复包袱，

包袱何其多。

历史无真相，

国家成蹉跎。

 

200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