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文人，武士时代、痞士时代和技士时代

                   作者：张修林

    中国迈向现代意识的过程，波澜起伏，跌跌撞撞，延续至今还远远没有结束。它的起点，应该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那段时间，其过程中的拐点，既有上拐的，也有下拐的；有拐度大，甚至堪称大转折的，也有小颠覆的。这样的拐点很多，百日维新、梁启超思想、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北伐、日本侵华、内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八九风潮。

    从梁启超那个时代起，中国加大了与千年传统脱离的步伐，有了稍微明显一些的现代意味。其标志，可以列出许多，从不同的着眼点，可以看出社会不同层面的裂变标志――当然，很多人习惯将“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看作概要的或者说笼统的标志。其实，“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辐射而引发的更加激进和广大的裂变。

    自百日维新之后，科举取士形成的文士传统逐渐溃败。百余年来，作为整体的文士阶层已经不复存在。文而不士，之前不过是少有的特例，如蒲松龄、曹雪芹等，总被归入文人中的异类。自梁启超之后，文而不士便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出现了独立的文人群体。这个现象，应该算是中国现代意识转折的标志之一。

      我这里所说的“独立”，是从整体上来说，与独立意识和自由思考是有区别的――它不过是一种与官位脱离的所谓独立。

    自觉而不依附于传统文士精神的文人，梁启超应该算是第一位。康梁也打着孔子的旗号，但并不意味着梁启超认可传统士大夫那一套，这不过是面对难以革除的陈旧痼疾，不得已而施行的“障眼法”罢了。应当说，后来的陈独秀也好，鲁迅也罢，这样的一些独立文人，都是从梁启超那儿延续和改造而来的。

    中国的文士集团分化和瓦解，蜕化出一支独立的文化力量的原因，在我看来，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军阀政府或以军队为后台的政府的出现、准现代教育的萌生和个体自由意识的兴起。科举制度废除了，文者要获得官衔成为士，只能散兵游勇地走其它门路，在数量上已经大打折扣。由军队直接掌控的军阀政府，以及不依赖民意而依赖军队支撑的政府，天然亲近武力，对文化必然持排斥心态，尤其对独立的文化，还可能给予直接打压。准现代教育，使中国出现了一些西式学校，它们需要一大批区别于传统的文化人物充当教授，这在客观上为独立的文人提供了容身之地。个体自由意识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文化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强化，使它们摆脱对权利的依附成为了可能。当然，随着现代进程的推进，医疗领域、企业领域等不断壮大，出路不断拓宽，独立文人的分布要逐渐分散一些了。

    由于现代进程非常之慢且时有反复，传统意义或比较接近传统意义的文士，仍然存在，由于利益或厉害关系，甚至，文而为士还时有成为文化人热衷追求的目标。传统的文士集团，经过分化后，出现了几种流向。除比较独立的文人队伍外，主要还有寄居于政府机构的官僚队伍，以及跻身于由政府所控制的各种文化机构中，充当统治文化诠释和宣传的文官队伍。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中国从传统集权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文士不断减少，武士、痞士或技士不断涌现，出现了历史上的武士时代、痞士时代和技士时代。所谓武士时代，乃指主要由武人出仕的时代，这是割据军阀政府时期的特征。在大一统，以所谓革命或斗争为主导或时尚的时期，痞士逐渐涌现，成为痞士时代。提倡、强化物质经济时期，则是小技术官僚的黄金岁月，我称之为技士时代。

    无论是武士时代、痞士时代还是技士时代，都会对独立的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大一统特征，武士特征尤其是痞士特征越明显的时代，对独立文化造成的冲击越大。相比而言，技士时代的冲击要温和得多。

       世界各国的现代转型中，同时出现过武士、痞士和技士时代的，并不多见。这表明中国现代转型过程具有不一样的复杂性、曲折性和特殊性。

       此文中，我仅仅指出存在这样三种类型的时代，不对它们所处的年代作具体分期，有兴趣研究的朋友，可以去作这个课题。至于它们的社会特征、文化内涵和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影响，暂不分析。

      从文士队伍中分化出一支比较独立性的、不依附或不太依附于统治构架的文人出来，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绝对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太过落后的原因，就是千年历史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文人群落。推动现代转型的主要因素，归根结底在于文化。另一方面，现代意识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独立文人群落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总是反映着现代进程的进度。

           2009-5-8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