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年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逻辑机理
吴高兴
〔题记〕
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把经济分析推广到家庭领域中的婚姻、生育等行为；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则把经济分析推广到政治领域，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而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甚至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出发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探讨了国家兴衰的原因，这些都是经济学界人所共知的。我试图沿着这个思路把经济分析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揭示其逻辑机理，已在国外《人与人权》等刊物上发表《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逻辑》、《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之命运：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等系列论文，其中《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逻辑》已在经济学家网转发。为了跟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交流，我将陆续转发其他文章，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因考虑到国内的特殊语境，个别文字或有改动。本文即发表于《人与人权》2007年10月号上的《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把经济分析推广到家庭领域中的婚姻、生育等行为；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则把经济分析推广到政治领域，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而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甚至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出发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探讨了国家兴衰的原因，这些都是经济学界人所共知的。我试图沿着这个思路把经济分析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揭示其逻辑机理，已在国外《人与人权》等刊物上发表《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逻辑》、《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之命运：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等系列论文，其中《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逻辑》已在经济学家网转发。为了跟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交流，我将陆续转发其他文章，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因考虑到国内的特殊语境，个别文字或有改动。本文即发表于《人与人权》2007年10月号上的《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一）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学生的请愿活动引起举世关注，整个中国都被点燃了，激情燃烧着全国各个城市，连那些在生活的重压下向来默默无声的小商小贩也为正义和理想所激发，纷纷出钱捐助民主运动，令过来人记忆犹深的是，北京当时那种“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安状况，印证了“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那句曾经的名言。六四凄厉的枪声响过以后，尽管红色恐怖令人毛骨悚然，政治逃亡人士还是处处受到民众的庇护，仓皇之中感受着“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的政治氛围——人民对于已经失败的民主运动和那一场千古惨案，依然难以释怀。
可是曾几何时，1992年邓小平发起单腿跛行的二次改革，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开了发财致富的通道以后，人们对民主的热情逐渐转移到了舞厅、麻将桌和交易所的电子屏幕上，感官上的欲望代替了当年对正义和理想的虔诚。在二十年来物欲横流的岁月里，哪怕是每年的国殇之日，也没有几个人记得当年的惨案，人们投之以巨大热情的，是炒股、买房、搓麻将、遛狗、泡小姐……十八年前的那种政治热情似乎风光不再，成了少数民运志士心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并不是靠民众的政治热情能够实现的，但各国民主化的历史表明，民主运动要走出困境，要从低潮转向高潮，总是离不开民众的政治热情。民众对于政治的态度，有的时候表现得满腔热情，有的时候却又漠不关心，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正是民众政治热情的变化，造成了民主运动的起伏跌宕。八九民运失败以后，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众的政治冷漠直接缘于十几年以来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这样说，是经济的发展转移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兴趣，是不断增加的物质享受慰抚了国人对六四的伤痛，消解了人们的政治热情。
但是，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民主化。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强烈诉求，正是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孕育的，民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能使他们安于专制统治，反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抗争能力。早在150年前，托克维尔就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而是因为处境越来越好而对专制制度的统治越来越难以忍受。①亨廷顿也指出，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度带。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穷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民主化的浪潮。在这一阶段上，无论是迅速的经济成长还是经济衰退最终都会破坏专制政权的稳定性，迫使他们要么实现政治自由化，要么实行更加严厉的镇压。②
亨廷顿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激型社会满足这些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式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③显然，托克维尔和亨廷顿都十分重视民众政治热情的变化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廷顿看来，民众的政治态度或政治热情之所以发生变化，是源于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程度的变化。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可是曾几何时，1992年邓小平发起单腿跛行的二次改革，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开了发财致富的通道以后，人们对民主的热情逐渐转移到了舞厅、麻将桌和交易所的电子屏幕上，感官上的欲望代替了当年对正义和理想的虔诚。在二十年来物欲横流的岁月里，哪怕是每年的国殇之日，也没有几个人记得当年的惨案，人们投之以巨大热情的，是炒股、买房、搓麻将、遛狗、泡小姐……十八年前的那种政治热情似乎风光不再，成了少数民运志士心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并不是靠民众的政治热情能够实现的，但各国民主化的历史表明，民主运动要走出困境，要从低潮转向高潮，总是离不开民众的政治热情。民众对于政治的态度，有的时候表现得满腔热情，有的时候却又漠不关心，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正是民众政治热情的变化，造成了民主运动的起伏跌宕。八九民运失败以后，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众的政治冷漠直接缘于十几年以来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这样说，是经济的发展转移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兴趣，是不断增加的物质享受慰抚了国人对六四的伤痛，消解了人们的政治热情。
但是，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民主化。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强烈诉求，正是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孕育的，民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能使他们安于专制统治，反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抗争能力。早在150年前，托克维尔就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而是因为处境越来越好而对专制制度的统治越来越难以忍受。①亨廷顿也指出，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度带。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穷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民主化的浪潮。在这一阶段上，无论是迅速的经济成长还是经济衰退最终都会破坏专制政权的稳定性，迫使他们要么实现政治自由化，要么实行更加严厉的镇压。②
亨廷顿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激型社会满足这些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式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③显然，托克维尔和亨廷顿都十分重视民众政治热情的变化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廷顿看来，民众的政治态度或政治热情之所以发生变化，是源于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程度的变化。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二）
经济学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基本工具是经济人。一般认为，经济人的自利性只能解释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而不能解释政治领域中的问题，尤其是无法解释像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政治改革家的悲剧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代民主运动中那些民运精英不怕一次次坐牢的悲壮行为，因为这些人的利他主义行为与经济人追求享乐或幸福最大化的自利性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追求享乐或幸福是人的天性，并且不把享乐或幸福仅仅理解为吃喝玩乐，而把爱和归属、自尊、自我实现、审美这些高层次欲望的满足也看作享乐或幸福，那么，经济学确实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人这个工具也可以用来解释“道德人”的利他行为。④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看作道德人，又在《国富论》中把人看作经济人，两者似乎互相矛盾。其实，道德人的道德行为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遵循的都是效用最大化的逻辑。黄有光教授指出，快乐是各种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的最终追求，所有道德均应建立在对快乐的考虑之上。⑤我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事物都是效用——不管这种需要是感官上的，还是心理或者精神上的。道德也是一种效用，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类在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我相信，当一个路人把身上仅有的一枚准备买冰棍的硬币丢进乞丐的碗中时，此时他所感受到的愉悦一定不亚于吃一根冰棍的愉悦，如果他感到乞丐可怜而又不愿意舍出买冰棍的这枚硬币，他一定是感到口渴难忍，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比满足心理上的需要更加迫切，或者说，他实际上感到此时冰棍比助人的道德对自己更有价值。因此，无论是道德人还是经济人，都在追求外间事物对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正是两者共通的逻辑基础。⑥
杰文斯说过，经济学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目的，但人在任何活动中，一方面有快乐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有痛苦的体验，以最小的痛苦为代价获取最大的快乐，这可以说是各种各样活动的共同目的。而任何一项活动，只要它给人带来的快乐大于痛苦，这一活动就会继续进行下去。由此可见，经济活动中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活动。所以，人既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动物，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与经济活动一样，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同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效用的形式或种类，而不在于效用本身：前者是金钱的物质性效用，后者是荣誉、良心、成就感等等心理或精神上的效用。因此，大而化之地说，任何领域的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凡是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都是效用，凡是会给人造成痛苦的感受都是负效用——这效用或负效用当然不仅仅指感官方面的感受，也应该包括心理或精神上的感受。
绝大多数民运人士都坐过牢，坐牢当然是一种痛苦，坐牢不仅是身心上的折磨，而且势必失去许多本来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有一种求仁得仁的感觉，他们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在精神上有一种成就感或幸福感，这种感觉跟你为社会慈善事业捐了款的感觉是一样的。至于坐牢的痛苦，这跟农夫在田间辛勤劳作的痛苦没有什么两样，跟工人为了赚取工资所付出的辛劳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民运人士跟一般人一样，他们在政治抗争中也在努力追求快乐，尽量减少痛苦，只不过在他们的快乐或痛苦的结构里面，精神的成分很大，而物质的成分很小。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在民主运动中，如果我们把一个人通过政治抗争所能获致的道德感、成就感、荣誉感和人格尊严等一切效用（快乐）都称为收益，那么，因政治抗争而必须经受的囚禁、贫困等等一切负效用（痛苦）都可以称为成本。一个人只有当他预期政治抗争的收益将大于成本的时候，他才愿意参加民主运动，否则，他就会放弃抗争，退出民运。毛泽东时代有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句话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压迫不可谓不甚，但人民没有反抗，因为那时的专制政权像铁桶一样控制着整个社会，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可见，如果反抗没有好处，人们就会选择忍受压迫。当然，如果压迫严重到置人于死地的程度，那么，反抗就是理性的选择。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在专制统治已经置人于死地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是等成本条件下的收益比较——反正都是死，与其逃亡而死，不如起义而死。
极端地说，在面临生死选择的关头，避死求生是一般人的理性选择，而有的人舍生求死同样是理性的选择——只要他不是因一时想不开而自杀，也不是在战场上因情感的冲动而牺牲。在近现代的政治抗争史上，历来就有理性的舍生赴死者。谭嗣同、秋瑾、李大钊、瞿秋白、林昭、张志新……他们都在可以选择生的情况下放弃了生，理性地选择了死，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们之所以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死，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和道义的效用评价要高于生命，这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并不矛盾。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中一般已不存在生与死的选择问题，但是，由于专制统治，安居乐业与言论自由、发财致富与人格操守、人身权利与政治诉求，这些本应相互统一的东西往往不可得兼。杨天水、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严正学、力虹以及其他所有在监狱中进进出出的民主精英们，他们之所以放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同样是因为他们对后者的效用评价高于前者，他们的选择同样是在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逻辑下作出的。他们的选择过程，同样包含着成本－收益的权衡。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看作道德人，又在《国富论》中把人看作经济人，两者似乎互相矛盾。其实，道德人的道德行为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遵循的都是效用最大化的逻辑。黄有光教授指出，快乐是各种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的最终追求，所有道德均应建立在对快乐的考虑之上。⑤我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事物都是效用——不管这种需要是感官上的，还是心理或者精神上的。道德也是一种效用，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类在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我相信，当一个路人把身上仅有的一枚准备买冰棍的硬币丢进乞丐的碗中时，此时他所感受到的愉悦一定不亚于吃一根冰棍的愉悦，如果他感到乞丐可怜而又不愿意舍出买冰棍的这枚硬币，他一定是感到口渴难忍，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比满足心理上的需要更加迫切，或者说，他实际上感到此时冰棍比助人的道德对自己更有价值。因此，无论是道德人还是经济人，都在追求外间事物对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正是两者共通的逻辑基础。⑥
杰文斯说过，经济学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目的，但人在任何活动中，一方面有快乐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有痛苦的体验，以最小的痛苦为代价获取最大的快乐，这可以说是各种各样活动的共同目的。而任何一项活动，只要它给人带来的快乐大于痛苦，这一活动就会继续进行下去。由此可见，经济活动中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活动。所以，人既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动物，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与经济活动一样，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同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效用的形式或种类，而不在于效用本身：前者是金钱的物质性效用，后者是荣誉、良心、成就感等等心理或精神上的效用。因此，大而化之地说，任何领域的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凡是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都是效用，凡是会给人造成痛苦的感受都是负效用——这效用或负效用当然不仅仅指感官方面的感受，也应该包括心理或精神上的感受。
绝大多数民运人士都坐过牢，坐牢当然是一种痛苦，坐牢不仅是身心上的折磨，而且势必失去许多本来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有一种求仁得仁的感觉，他们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在精神上有一种成就感或幸福感，这种感觉跟你为社会慈善事业捐了款的感觉是一样的。至于坐牢的痛苦，这跟农夫在田间辛勤劳作的痛苦没有什么两样，跟工人为了赚取工资所付出的辛劳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民运人士跟一般人一样，他们在政治抗争中也在努力追求快乐，尽量减少痛苦，只不过在他们的快乐或痛苦的结构里面，精神的成分很大，而物质的成分很小。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在民主运动中，如果我们把一个人通过政治抗争所能获致的道德感、成就感、荣誉感和人格尊严等一切效用（快乐）都称为收益，那么，因政治抗争而必须经受的囚禁、贫困等等一切负效用（痛苦）都可以称为成本。一个人只有当他预期政治抗争的收益将大于成本的时候，他才愿意参加民主运动，否则，他就会放弃抗争，退出民运。毛泽东时代有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句话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压迫不可谓不甚，但人民没有反抗，因为那时的专制政权像铁桶一样控制着整个社会，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可见，如果反抗没有好处，人们就会选择忍受压迫。当然，如果压迫严重到置人于死地的程度，那么，反抗就是理性的选择。两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在专制统治已经置人于死地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是等成本条件下的收益比较——反正都是死，与其逃亡而死，不如起义而死。
极端地说，在面临生死选择的关头，避死求生是一般人的理性选择，而有的人舍生求死同样是理性的选择——只要他不是因一时想不开而自杀，也不是在战场上因情感的冲动而牺牲。在近现代的政治抗争史上，历来就有理性的舍生赴死者。谭嗣同、秋瑾、李大钊、瞿秋白、林昭、张志新……他们都在可以选择生的情况下放弃了生，理性地选择了死，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们之所以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死，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和道义的效用评价要高于生命，这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并不矛盾。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中一般已不存在生与死的选择问题，但是，由于专制统治，安居乐业与言论自由、发财致富与人格操守、人身权利与政治诉求，这些本应相互统一的东西往往不可得兼。杨天水、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严正学、力虹以及其他所有在监狱中进进出出的民主精英们，他们之所以放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同样是因为他们对后者的效用评价高于前者，他们的选择同样是在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逻辑下作出的。他们的选择过程，同样包含着成本－收益的权衡。
（三）
政治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就政治风险来说，八九民运似乎是个界限。在那以前，政治抗争的风险很大，动不动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那时“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最严重的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永远是国家机器镇压的对象，一个人一旦成了“反革命分子”，就意味着世世代代做贱民，连子孙都翻不了身，不仅找不到“合法”的生存饭碗，一般民众也不同情你，认为你家是罪有应得。八九民运以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政治上持有异议的“敌对分子”虽然仍然难免牢狱之灾，但在民众眼中你胆敢跟他们痛恨的贪官污吏斗，他们起码是尊敬你的，不像当年那样远远地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现在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也经常被敲掉饭碗，但毕竟生存的空间大，东坑没水西坑找，不像那时只能依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再说共产党敲你的饭碗也只能偷偷摸摸，不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现在共产党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控制能力都大大不如老毛当年了，民众从事政治抗争的成本比从前低得多了，按理说，对民主运动的态度会比八九民运时期更加热情，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从事政治抗争的绝对成本确实是大大降低了。但是，决定人民对于民主运动的态度的，并不是绝对成本，而是机会成本。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是指人们为了从事一种获利活动而必须放弃的另一种获利的机会。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农民，在家种田的收益是一年7000元，而进城打工一年的工资是10000元，他如果在家种田，就必须放弃打工的机会。对这个农民来说，他在家种田的机会成本是10000元，种田显然不如外出打工，他当然会选择打工。这说明，一个人只有当某种活动的收益大于其机会成本的时候，他才愿意从事这种活动。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政治领域。一个人因实行政治抗争而必须放弃的从事其他事业可以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效用，乃是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就民主运动而言，所谓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机会成本，它指的是一个人因从事民主运动所必然要放弃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享受（效用）。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去做生意发财，但由于他参加了民主运动，他就放弃了发财的机会，放弃了金钱所能够给他带来的种种享受。简单地说，他为了获得一种享受而放弃了另一种享受，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放弃了物质上的满足。
在毛时代，社会普遍贫穷，生活方式极其单调，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人们普遍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生存随时受到贫困的威胁。由于生存空间的狭小和生活方式单调，获取物质财富的机会极少。在那种条件下，做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很低，因而尽管统治者对任何反抗行为都加以严厉的镇压，还是有许多人投身政治反抗活动。而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生存空间很大、谋利机会极多的社会，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人民即使对政治非常不满，也会屈就现实。
邓小平深知此理。六四屠城以后，民众普遍陷于政治不满，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公开受到质疑，国际上又逢苏东剧变，共产专制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邓小平可谓力挽狂澜，通过南巡强行扭转了江泽民“反和平演变”的愚蠢方略，毅然发动了畸形的二次经济改革，实行一手硬、一手软的方针，一面严控政治言论，铁腕打击一切政治异议，竭力加大政治抗争的绝对成本；一面不断拓宽发财致富的空间，诱导声色犬马，放纵吃喝嫖赌，膨胀人民的原始欲望，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二次改革以来，一边是政治严打，一边是金钱诱惑，大棒和胡萝卜双管齐下，毫无疑问，人民从事政治抗争的绝对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大提高了。
其次，由于民主运动不是改朝换代的造反运动，民主运动并不通行“谁打天下就是谁坐天下”的游戏规则，更由于民主运动所致力的自由、民主、法治就像治安、消防、环保之类的公共产品一样，人人都可以不必支付成本而“搭便车”受益，民主运动对于其参加者个人来说，他所能够获得的效用，仅仅在于道德感、正义感、政治成就感等等精神方面，而一般人在这方面的欲望并不强烈。因此，参加民主运动的预期收益实在是低之又低，追求民主远远不如追求金钱。
实行政治上收紧、经济上放开的二次改革十几年以来，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民主运动是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行当，是一个收益远远低于机会成本的行当。正因为如此，六四以后，不仅一般民众，而且八九民运中的大多数政治不满人士，都纷纷放弃了政治抗争，转而寻求物质主义的感官满足，这是政治领域的经济学逻辑使然。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理论，那么，以金钱的效用替代自由民主的效用，以消费主义替代理想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的理论全部内容，这是他在六四以后解中共于倒悬，维持其专制稳定的全部奥秘。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都是为了弘扬消费主义，充分发挥金钱对民主的替代效应。以“黑猫白猫”著称的邓小平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理论，他也不相信任何理论，但是，他却在政治领域成功地运用了前沿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
现在，从事政治抗争的绝对成本确实是大大降低了。但是，决定人民对于民主运动的态度的，并不是绝对成本，而是机会成本。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是指人们为了从事一种获利活动而必须放弃的另一种获利的机会。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农民，在家种田的收益是一年7000元，而进城打工一年的工资是10000元，他如果在家种田，就必须放弃打工的机会。对这个农民来说，他在家种田的机会成本是10000元，种田显然不如外出打工，他当然会选择打工。这说明，一个人只有当某种活动的收益大于其机会成本的时候，他才愿意从事这种活动。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政治领域。一个人因实行政治抗争而必须放弃的从事其他事业可以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效用，乃是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就民主运动而言，所谓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机会成本，它指的是一个人因从事民主运动所必然要放弃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享受（效用）。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去做生意发财，但由于他参加了民主运动，他就放弃了发财的机会，放弃了金钱所能够给他带来的种种享受。简单地说，他为了获得一种享受而放弃了另一种享受，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放弃了物质上的满足。
在毛时代，社会普遍贫穷，生活方式极其单调，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人们普遍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生存随时受到贫困的威胁。由于生存空间的狭小和生活方式单调，获取物质财富的机会极少。在那种条件下，做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很低，因而尽管统治者对任何反抗行为都加以严厉的镇压，还是有许多人投身政治反抗活动。而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生存空间很大、谋利机会极多的社会，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人民即使对政治非常不满，也会屈就现实。
邓小平深知此理。六四屠城以后，民众普遍陷于政治不满，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公开受到质疑，国际上又逢苏东剧变，共产专制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邓小平可谓力挽狂澜，通过南巡强行扭转了江泽民“反和平演变”的愚蠢方略，毅然发动了畸形的二次经济改革，实行一手硬、一手软的方针，一面严控政治言论，铁腕打击一切政治异议，竭力加大政治抗争的绝对成本；一面不断拓宽发财致富的空间，诱导声色犬马，放纵吃喝嫖赌，膨胀人民的原始欲望，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二次改革以来，一边是政治严打，一边是金钱诱惑，大棒和胡萝卜双管齐下，毫无疑问，人民从事政治抗争的绝对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大提高了。
其次，由于民主运动不是改朝换代的造反运动，民主运动并不通行“谁打天下就是谁坐天下”的游戏规则，更由于民主运动所致力的自由、民主、法治就像治安、消防、环保之类的公共产品一样，人人都可以不必支付成本而“搭便车”受益，民主运动对于其参加者个人来说，他所能够获得的效用，仅仅在于道德感、正义感、政治成就感等等精神方面，而一般人在这方面的欲望并不强烈。因此，参加民主运动的预期收益实在是低之又低，追求民主远远不如追求金钱。
实行政治上收紧、经济上放开的二次改革十几年以来，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民主运动是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行当，是一个收益远远低于机会成本的行当。正因为如此，六四以后，不仅一般民众，而且八九民运中的大多数政治不满人士，都纷纷放弃了政治抗争，转而寻求物质主义的感官满足，这是政治领域的经济学逻辑使然。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理论，那么，以金钱的效用替代自由民主的效用，以消费主义替代理想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的理论全部内容，这是他在六四以后解中共于倒悬，维持其专制稳定的全部奥秘。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都是为了弘扬消费主义，充分发挥金钱对民主的替代效应。以“黑猫白猫”著称的邓小平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理论，他也不相信任何理论，但是，他却在政治领域成功地运用了前沿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
（四）
六四以后的民主进程，十八年来不断呈现的状况是令人悲观的，这种悲观的状况可以通过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化来解释，但是，对于中国民主运动来说，帝国主义化的经济逻辑并不是一种悲观的逻辑，而是一种乐观的逻辑。古语说，否极泰来，悲观的尽头就是乐观的开始，民主运动陷入谷底之时，也就是开始走向高潮之日。前面的分析表明，六四事件十八年来民主运动之所以走不出低潮状态，是由于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高于收益，实质上是统治者以民众对金钱的欲望替代其对自由民主的诉求。但是，以民众对金钱的欲望替代其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会不断遭遇金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抵抗，使得发财的欲望反过来被日渐强烈的民主诉求所替代，从而不断把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在民主运动中，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其实就是人们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所牺牲的金钱的效用，从而，政治抗争的机会成本的变化，取决于金钱的边际效用的变化。所谓金钱的边际效用，指的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金钱所能够增加的幸福感或快乐感。具体地说，金钱增加，幸福或快乐也在增加，但是，随着金钱的不断增加，每增加一块钱所带来的幸福或快乐越来越少。许多研究显示，金钱收入与快乐之间的联系，在低收入水平上较为明显，但在高收入水平上却会消失。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显示，无论就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就不同的国家而言，人们的快乐感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是，相对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来说，快乐感的提高非常缓慢。⑦1992年二次改革以来，许多人在经济上迅速富裕了，有了用不完的钱，但他们并不感到比其他人幸福，这些都说明，金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由于金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统治者要维持民众发财致富的快乐感或幸福感，继续以发财致富的欲望替代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就必须使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于金钱边际效用递减的速度。但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决定了经济收入不可能长期持续增长。十几年以来，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强拆民房，房地产业和遍地开花的“经济开发区”虽然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土地这个最基本而又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可开发的土地已经消耗殆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已经触及了自然的边界。另一方面，不可遏止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趋势不仅引发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也从国内市场上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而对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依赖国外市场维持的经济增长终将会遇到重挫。最近，以生活必需品的大幅度涨价为特征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民众已经普遍意识到，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这样的社会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却是地狱。
随着金钱边际效用的不断降低，民众必然转向政治领域寻求快乐感或幸福感，他们会越来越渴望自由和民主这些精神上的快乐，他们将越来越意识到，光是物质富裕其实并不幸福，光让他们吃喝玩乐而不允许自由言论、自由结社的生活其实跟猪圏里猪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区别。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不断增强，上层统治者感受到的要求政治变革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民主运动也就从低潮走向高潮。这时，就像1987年的台湾和南朝鲜那样，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开始了，一个生活腐败、道德沦丧、精神没落的社会仿佛像凤凰涅槃一样新生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中的所有国家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中国大陆，近两三年来，各种维权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越来越频繁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威胁着权势集团的稳定，种种迹象表明，在畸形的二次改革历时十五年以后，这样的时期似乎已经到来。
〔注释〕
①〔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4、210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71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9－50页。
④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把经济分析推广到家庭领域中的婚姻、生育等行为；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则把经济分析推广到政治领域，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而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甚至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出发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探讨了国家兴衰的原因，这些都是经济学界人所共知的。本文试图沿着这个思路把经济分析运用于民主进程。
⑤⑦黄有光、霍彦立：《关注快乐》，载2002年12月6日《经济学消息报》（第四十九期）。
⑥在非经济领域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这势必把传统的效用价值论推广到政治和其他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从而形成一个泛化的价值理论，本文已经不知不觉地多处论及这个问题，但全面阐述这种价值理论显然不在本文的任务之内。（对这种价值理论的阐述，请见拙文《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逻辑》。）
（2007年8月13日定稿）
（原载《人与人权》2007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