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污染


  【转帖】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污染

                                    ——李洪涛

  中华民族有5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儒家所出不过2千多年,很多人把儒家文化当做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这本身就是极其可笑的。中华文化是母,儒文化是子,谁颠倒了这个关系,不亦乱伦乎?事实上,儒家不仅没有能够有效地保护中华优秀文化,相反,它对于中华优秀文化形成了严重的腐蚀与阉割!这几年谈儒论道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就事论事,就书论书,儒家文化的实质和真相,被繁琐的古文解读深深掩盖了……。

  一、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之比较

  中国医生诊病历来讲究望闻问切,以手相诊病者鲜有所闻。然当代女神医王晨霞依据上古相书和医典记载,创立掌纹医学,至今已治愈各类患者数万人,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掌纹诊病理论。掌纹诊病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王晨霞究竟是自行其是还是有理有据,成为长期以来医学界的争论焦点!

  其实王晨霞的掌纹医学既不是凭空自创,也不是封建迷信,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只不过是通过临床实践,把《黄帝内经》以及上古相书中有关掌纹与健康的内容,从迷信中剥离了出来,如此而已。

  王晨霞的创举令我们对于儒家以前丰富的中华文化,产生了无限遐思,也产生了极大的疑问:究竟谁割断了如此优秀的中华上古文化?

  绝大多数人认为上古文化难以流传的原因是文字障碍,这个说法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中华民族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了,所谓仓颉造字其实所造文字很有可能已经是中国第二代文字。然而,大量夏朝以前的甲骨文片,被医生们当做药物给煮进了药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一,并且搞了一次所谓的焚书坑儒,所坑之人不过四百,即被千夫所指两千年耳。

  其实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进程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儒家学说在此之后传播依旧(包括在秦的统治下)。并在一百多年以后,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并没有能够割断中华文化。

  真正割断中华文明的,恰好是百年之后的独尊儒术!

  汉朝统治者选择儒家文化似乎并无大错,然而,意识形态发展到罢拙百家的地步,危害就不能说不大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一时冲动,并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类似行为艺术耳,加之秦朝统治本身短命,其文化上的影响是很单薄的,但后来中国意识型态掌权数千年的是儒家,焚书坑儒因而被人严重夸大了!如果当时所坑者不是儒士而是其他人,这个历史影响显然不会有今天这么大!

  自汉代罢拙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上古三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至今所剩无几,两千年的封建意识型态,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有形或无形摧残,岂止四百人呢?四百万也不为多啊!

  罢拙百家、独尊儒术,才是割裂中华文化最严重的罪魁祸首!其危害性因而比焚书坑儒要大得多!

  上古以来以及之后大量的中华优秀文化,如金庸武侠小说所写,变成隐者侠士手中的孤本秘籍,最终指不定哪一代就失传了!

  没有失传的文字也常常变成了天书!《山海经》是上古的地理志书,但由于古人对于《山海经》的研究屡屡断代,随着中国几千年的地名流转,今天已成为一部单纯的神话书籍,其地理上的意义已无法还原!

  唐代僧一行是世界上最早计算地球子午线的科学家,然而僧一行之后数百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却依旧无法确认地球本身是椭园的……。儒家何德何能而当以被独尊乎?

  二、发现屈原――中国文化价值观大反思

  屈原是上古最伟大的诗人,据说也是中国第一个专业文学家。他终于没能被儒家文化所淹没,但却被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歪曲、阉割了两千多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初读《离骚》似乎会感觉到诗人高傲而自恋的贵族气质。《离骚》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屈原的代表作。作为一首充满悲愤与激情的抒情诗,《离骚》无可非议,然而,中国上古第一诗人难道就这么点东西吗?也有人疑惑!

  直到两千多年后,闻一多先生通过对《天问》的研究,终于解答了世人的疑惑,然而,闻一多很快被他的同胞用子弹打死了,这个疑惑依旧……。

   “隧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蓂暗,谁能极之?冯冀惟像,何以识之?……”

  对于熟悉《离骚》的读者们来说,《天问》绝对能够令人大吃一惊!屈原在这首极富哲理的长诗中,对于宇宙天地的形成、对于中华文化本身,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惊世骇俗的根本问题。并以天问的形式,成为比《离骚》更为完整的、有关中国上古南方文化之集大成者。

  就其思想性而言,屈原的《天问》当能与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比肩,而事实上,屈原比歌德早两千多年、比但丁早一千六百年,和屈原同时代的古罗马没有这么伟大的诗作;古波斯没有这么伟大的诗作;古埃及更没有……。

  可千百年来,屈原的历史地位止于中国第一位自觉的文学作家或诗人,这个地位拿到世界文学史上去看,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古希腊的荷马比屈原早数百年。但是,荷马没有写过《天问》!

  那么究竟是谁淹没了屈原?说到底,还是统治中国数千年、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他们不敢于正视《天问》的存在!

  为什么?

  第一、《天问》大胆质疑宇宙天地形成和中华文化起源,其思想言辞近乎反叛,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文化格格不入。儒家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并不鼓励读书人探究宇宙起源这类非实用主义知识,宇宙观缺失历来是儒家独具特色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官场实用主义和愚民文化的代名词,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到了当代,则成为一种受世界各国商人追捧的世故境界!

  第二、儒家强调礼义,此二字本当“义”字当先,可到了官场上就变成“礼”字当先,礼义二字后来也逐渐被改写为“礼仪”。古代读书人一心追捧官场礼仪世故,以“礼”字为核心的官场实用主义走到了极端,谁还愿意坐下来扎扎实实搞学问,探究一百多个“隧古之初”和“上下未形”的高深难题呢?相反,那篇充满自恋情结的《离骚》以不失士大夫之尊贵,成为古代文人官场失意时的浅吟低唱。扬《离骚》而拟《天问》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屈原写《天问》有功高震主之嫌,因为它太超乎于儒家圣贤之上了,《天问》的思想成就足以令孔子本人参与集成并竭力推销的《诗经》黯然失色,“娥眉曾有人妒”屈原自己通过《离骚》已经把这个关系说得很清楚了!儒家的继承者们谁愿意让孔子黯然呢?

  第四、中国的读书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们更愿意接受圣贤们留下的定论,而不愿意去读一部对宇宙万物皆无结论的《天问》,总之一句话,《天问》只能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中国读书人脑袋发晕,而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鼓励,所以还不如不求甚解、跟着“帝高阳之苗裔兮”发发牢骚痛快。

  第五、古诗强调诗言志,以志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离骚》社会主题相对清晰,而习惯于“诗言志”这种思维的中国文人,摸不着《天问》志之何在。于是,屈原的名字被封建文人幸运地保留下来了,然而中国的但丁被永远扼杀了……。

   三、儒学对于佛学和道教的污染

  由于儒家学说在宇宙观方面的先天缺失,中国意识形态不得不对道家和佛教学说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这是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得以被保存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两种学说在此后几千年的传播过程中,都受儒家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佛教更为严重一些!

  独尊儒术两百年后,道家张角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此后又有五斗米道等崛起,道家和儒家若即若离,单独传播其教义。佛教和儒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冲突,但中国历史上屡次发生灭佛事件,据佛家自己检讨,是由于仪规繁琐、加剧社会浪费所致,但究其实质,还是儒家礼仪对于佛学侵蚀带来的恶果。

  佛教徒最初在印度生活得很艰苦,甚至以马麦为食,不可能有过于繁琐和铺张浪费的举动,释迦牟尼本人因厌倦贵族生活而出家,更不可能倡导奢靡。

  佛教传入中国,正值汉末和魏晋南北朝乱世,士大夫阶层崛起,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这个时期,道家隐居深山,佛教进入都市,贵族士大夫以崇佛为时髦,搞大供养、大仪规,梁武帝就是这类佛教徒的典型代表,令达摩大师惋叹实无功德成就可言。到了达摩大师的第三代僧璨时期,事情走向另一个极端:北周统治者开始灭佛,许多佛教徒被无辜杀害。佛教中国化的悲剧第一次大规模爆发!

  中国封建文化对于佛教的侵蚀,最初体现在礼仪等外相方面,儒学此时尚未滲透到佛教的教理和教义内核,因此,到僧璨大师的第四代时,中国禅宗六祖惠能,得以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辉煌和最有成就的高僧大德。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最初几百年间,成就了六祖惠能、百丈怀海这样的大成就者,然而,在此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佛教却没有能够再为中国汉民族造就一个新的六祖惠能!而此间一千年,受孔孟之道影响较小的青藏高原,却成就了一个佛教大成就者如云、大师如林的辉煌时期:玛尔巴、阿底峡、弥勒日巴、冈波巴、噶玛巴、仲敦巴、班智达、八思巴、宗喀巴……,令人膜拜不遐!

  六祖惠能后的一千年,儒家文化日益严重地侵蚀了释迦牟尼的觉世学说,使释迦牟尼创立的了义觉学,变成了不了义的宗教,甚至迷信。佛教本身不是迷信,儒学也不是迷信,但这两者结合,使得许多了义精神变得模糊、乃至迷信化了,而这种迷信化又常常与佛教的因果联系在一起,增加修行者的精神压力――这是障碍大成就者横空出世的最主要原因!难怪有人感叹,六祖惠能得大成就,受益于他过去只是个樵童(而且很有可能是少数民族),没读过那么多的孔孟之道,故而才有此顿悟。

   儒家思想对佛教觉学的侵蚀和污染,主要体现是佛教徒性观念的异化!佛教自创立以来,倡导护生,对于性本身并不绝对排斥。佛教戒律中本来只有淫戒,从来没有性戒。 “淫”在古代汉语中的本意是泛滥,数量过多而为淫,如恒河沙者是也。佛教戒淫,本意是防止教徒有过多的性行为和性伴侣,影响修行和心静;其次,古代没有有效的绝育措施,性行为过多会导致杀生或者生命质量低下,释迦牟尼从护生的角度和修行的角度,劝导信徒节欲,是具有大慈悲和大智慧的。然而此戒到了中国即被推向了极端:出家人的性行为被绝对禁止了,在家居士的个人生活受到严重干扰与困圄。

  佛教反对出家人结婚,是因为出家人已经“出家”,结婚纯属多此一举,出家人节制性欲应也是理所当然,但并没有绝对禁止。至于在家居士,每个人各有不同的世俗姻缘,婚外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避免的,本来就不能一慨而论。儒家的“男女授受不亲”一旦和佛教因果学说结合在一起,必然给教徒带来极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一个人连世间自在都丧失了,还怎么求取出世涅縏呢?

  酒戒和淫戒俱为五戒之末。一个出家人不杀生、不吃肉,偶尔喝几口素酒,酒后又没有丧失理智的言行,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可出家人一旦有性行为,似乎就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逻辑?直到文革之后,中国还有出家人因性行为被处以极刑的案件,何等愚昧?对比酒戒和淫戒这两个同级戒律在中国不同的遭遇,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学说已经把释迦牟尼的觉世学说和护生慈悲,歪曲到了何等地步?中国佛教要求取了义涅縏,必须首先还原释迦牟尼的本来面目,保护先哲的觉世学说不再蒙尘受污!这个工作我们相信会非常艰巨,但我们期待真正的觉世来哲能够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