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为什么“不宜和政府唱反调”？
看了最近一期《南方周末》“‘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感触良多，其中对“瘦肉精”的关键人物前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许梓荣的狡辩引起极大的震撼，他说：那时国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猪，“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顾忌”。
这是良心丧失还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明明知道一种物质有害人体，而且被其他国家明文禁止的东西，却为了“荣誉”，为了论文，为了不与政府唱反调，隐瞒事实的真相，以此牟利：获取学术地位，谋取暴利，乃至封管晋爵。太可悲了！
经过文章的披露，人们才知道事实的真相，早在大规模引进中国之前，已在国外出现过大面积的中毒事故，并被多个国家禁止。如果没有被披露，人们有如何呢？“急性”死亡才引起人们的重视，慢性死亡的又有谁来给政府说实话呢？谁不担心还有多少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因此发财晋升？
文章说，当时中国的专家已经知道“瘦肉精”的所有“内幕”，却忽视这一重要信息，反而踊跃引进。这里有的人是出于专业研究之需，有的人却不乏利益驱动。乃至“瘦肉精”余祸蔓延至今而难绝，余悸尤在！
问得好：是科学研究无禁区，还是“瘦肉精”有“原罪”？我还要问一句：如果科学家作假或者为迎合“政府”的口味所做出来的事是否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呢？
有人说许梓荣教授很冤枉，是冤枉吗？你曾经的科学专家，不能说明你是永远的科学专家，一旦私欲充满头脑，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如其叫怨，不如反省。
事实上，最早引进者并非许梓荣，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为什么对其毒副作用视而不见呢？为什么知道国外已经禁止，也知道其副作用而忽视了其毒副作用和体内代谢的观测。
这些“科学家”、专家从1987年开始，从翻译别人的论文到撰写自己的“论文”都只对提高瘦肉率作用的研究，仅关注药品在肉里的残留问题，未针对内脏，结果没测出副作用。结果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和上海。媒体也公开倡导进行提高瘦肉率的研究。为什么要用瘦肉精来提高猪的瘦肉含量呢？因为瘦肉型猪从国外引进，耗资甚巨，自行培育则要几代人的投入。如能直接通过饲料转化，提高瘦肉率无疑最便捷。“猪用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可以增加至少10%的蛋白质。这10%的蛋白质，是一个搞畜牧的育种专家一辈子都无法培育出来的。
据说推动这项研究的是两位知名的前辈“怂恿”下，海归留学生着手“研究”的，而且为这个“课题”连续几届招收的研究生，他们的研究都都是对其毒副作用和体内代谢的观测结果避而不谈。直到后来农业部对“瘦肉精”下了封杀令，这位“海归”博士才“茫然无以应对，手足无措”，科研课题也下马中止，人也再次出国进修，从此未再回来。
令人可恶的是这些“科学家”为了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和为了论文能够“顺利”通过，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底线。在这里，我们不妨也在问一句：到底我们现在的论文有多少是有价值呢？有多少是不作假的呢？论文如此，其他的文章和汇报材料又如何呢？
他们就是这样，在已知美国禁用β-兴奋剂情况下，拿到了课题，随后还获了奖。
市场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趋利”，趋利如果是合法倒没有什么可可指责的，但是这种“瘦肉精”却当成了灵丹妙药，其中的饲料界心照不宣。
偶尔的反思也曾昙花一现。科学，本来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们在看看当我国研究发端之时，人家其他各国是如何禁止使用的：
欧共体已经于1988年1月1日起禁止使用，认为降低了肉类品质，激素残留有致癌作用；
1989年10月至1990年7月西班牙35人中毒，1992年该国北部地区又出现232人中毒；
1990年秋季，法国8个家庭22人中毒。意大利和美国亦因非法使用而出现过中毒事件；
1991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禁止使用。明文规定任何用此药治疗的动物被宰杀，不得食用。现在FDA网站上还挂着如下申明：“瘦肉精”在美国从未被允许在食用动物身上使用。
这项誉为星火计划也好，还是什么国家重点项目也好，毕竟火红一时，也还真的忽悠了几乎每一个省的主管副省长，“当时是属于很光荣的一件事情，每个省管农业的副省长都来推广，一定要用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的领导又从“瘦肉精丑闻”中得到什么启示呢？是否不光彩的事情还会重演呢？
一川清流的BLOG《对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也要打假》说：本来，调查研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是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感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优良党风政风最直接、最形象的体现。但令人痛心和不安的是，某些领导干部竟然儿戏和亵渎了“调研”，败坏了党风政风，不仅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而且也贻误了十分宝贵的发展机遇。看来，对某些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进行打假，确实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今天凤凰台今日读报一句名言：不讲真，也学会仿真。虽然很无奈，总比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