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ginning with Hugo Rafael Chavez Frias’selection as the president of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n 1998,then in Ecuador, Brazil, and Argentina, as far as The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the leaders come from the Left hold power one after another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 who develops in its own distinctive way. And what is called distinctive reveals in many aspects. In the aspect of culture, a harmony setup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has been formed. In the aspect of politics, they dropped the idea of “Pan- Americanism” and advanced a new idea called “Latin Americanism”, lodging a slogan that “Latin America is the Latin American’s America”. Latin America has demonstrate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pect of economic, including the status of Latin America, which was changed from dependent to independent.And all I have pointed ou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ing of Latin America. What I have done in this article is to reveal the reas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ing of the Left of Latin America, and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prove the statement that the specific of Latin America lead to the rising of the Left of Latin America, of which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left of Latin America is the thread while the main change in the theories is the accordance, and in which I would like to mak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concrete conditions as well as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一）古巴革命：普遍性或特殊性

（二）阿连德的失败和桑解阵的成功：一种比较研究

（三）新自由主义的悖论

 

 

 

关于拉美左派尚没有确切的定义。从目前拉美的实际情况看，拉美的右翼大都信奉新自由主义；而拉美左派的主要主张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美国提出的哥伦比亚计划；要求惩治腐败、恢复民众权益；提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等[①]。英国《剑桥拉丁美洲史》认为，“撰写拉丁美洲左派历史的最简便方法，是仅限于对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剖析上”[②]。社科院拉美所的徐世澄教授认为：拉美左派应该包括：左派党（共产党、一部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一部分民族主义政党）、一些左派政府（古巴、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阿根廷）、一些左派社会运动（组织）、一些独立的左派人士[③]。本文基本同意这种观点，并将在这一基础上研究[④]。

 

 

（一）多元主义文化的整合拉丁美洲的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白人、黑人和各种混血人。据美洲国家组织1981年宣布，拉美人口总数为3.54亿。1976年统计，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约3700多万，是美洲的土著居民；白人约1亿以上，系西班牙、葡萄牙早期殖民者及欧洲各国移民的后裔；黑人约3000多万，大多数是殖民时期由非洲贩运来的黑奴的后裔；混血人种约1.5亿，……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印度人、华人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移民[⑤]。人口构成的多民族多种族性就决定了拉美各国在文化上的多元性。必然会发生文化的碰撞、斗争和重新整合。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是拉美左派萌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拉美左派从无到有，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产生众多的派系，各个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扩大了左派的政治影响。在有些国家，左派开始对国内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左派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1.拉美各国左派政党的源与流 一战前后，拉丁美洲经历了一系列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经济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拉美最大的投资者。拉美经济被纳入以欧洲和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政治上，独立战争后的混乱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国家政权被一批地方庇护主或军阀所控制，形成分裂割据的考迪罗主义。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⑭]，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美国垄断公司还直接占有大片土地，成为拉丁美洲的最大庄园主。他们在种植园中广泛采用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把千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新的债务雇农。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都市化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共产主义在拉美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俄国的革命发生在一个适合于共产主义运动在拉丁美洲发展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经济的衰退。失业增加，实际工资下降，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时常受到相当大的暴力镇压的罢工浪潮。这个大陆上比较发达国家中加入工会的劳工自19世纪后期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鼓吹自由社会主义者等经常是些到拉丁美洲来谋生或逃避政治迫害的欧洲移民的影响。因此激进的意识形态对于构成加入工会的劳工的大多数的矿工、码头工人、运输工人和纺织工人来说并非新鲜事。”[⑮]在第三国际存在期间（1919-1943年）拉美当时20个独立国家除玻利维亚以外，先后都建立了共产党[⑯]。

拉美共产党建立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20世纪30-40年代，拉美各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人民阵线运动，抵制法西斯主义，支援西班牙共和党，力量迅速壮大。拉美各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从1937年的9万人增至1947年的46.7万人。党的政治影响和在群众中的威望显著提高[⑰]。

除了各国共产党外，拉美左派还包括一些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拉美本土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它们在意识形态上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在政治实践中又用基督教民主主义或民众主义的观点把自己同正统的共产党区别开来。正如贝瑟尔•莱斯利所言，“早期的社会党主要有比他们在左派中的主要对手受到了更多选民的支持。这些社会党尽管称马克思主义是解释现实的一种方法，但他们的政治实践却主要是选举的和议会的实践，他们并试图通过诉诸更广泛的社会选民和强调他们的民族根源而非国际根源的办法，把它们自身与共产党人分别开来。” [⑱]他们主要有秘鲁美洲革命联盟、墨西哥国民革命党、智利社会党、多米尼加革命党、巴西瓦加斯运动、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哥斯达黎加社会民主党、阿根廷正义党等等。这些政党在20世纪30、4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阿根廷和巴西尤为明显。

此外，托洛茨基主义[⑲]也在拉美得到了发展。拉美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派别, 也指对拉美各托派组织的统称。本世纪2 0 年代末阿根廷最早出现托派组织, 3 0 年代拉美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反对派”即托派组织。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些托派组织的帮助下才被获准移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被暗杀后, 第四国际内部不断争论与分化, 拉美托派势力趋于衰落。

2.拉美各国左派政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然而拉美各国的左派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产国际在拉美的活动及其与拉美本土主义的矛盾。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不久，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设立了共产主义拉丁美洲局，指导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和爆发，共产主义在拉美的动员起到了某种成效，拉美左派的活动日趋活跃，共产主义思想对工人、农民、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都产生了影响，广大人民也被动员起来积极投身到西班牙内战中，形成了30年代的人民阵线运动，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些不是站在正统左派方面的政府也是一种强大的影响。例如，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政府从1934年到1940年在社会主义思潮鼓舞下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由于距离遥远、信息匮乏、拉美并不是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心[⑳]等原因，共产国际对拉美的影响受到限制。而且共产国际的方针与拉美的左派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共产国际对拉美的方针是：由于拉美的落后性，拉美的革命首先必须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拉美的资产阶级存在着软弱型和依赖性，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实现。因此要求无产阶级除了寻找农业无产阶级同盟军之外，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支配。然而，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那些试图在全民中而不仅仅是在工厂中建立支持的发展势头良好的党由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遭到被解散的厄运。

（2）拉美左派内部的派系之争。拉美左派派系林立。这些政党有着汲自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意识形态的设想和受到列宁主义影响的共同的政治实践。虽然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有着主要一致的目的，可是在应采取的方法上却是深为不同的。这就导致了冲突和分裂。在这些左派政党之间，而且实际在各政党内部，对于应怎样获取政权以及如何组建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方法上，都有着激烈而且经常是悬而未决的争论。换言之，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左派。许多自称是真正左派的团体、政党和运动，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常是互相敌视甚至是极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角逐有时比与右派政党的竞争还要紧张激烈。如果说左派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与极度不平等进行英勇和坚韧斗争的历史，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宗派主义和个人倾轧的历史最典型的争论是马里亚特吉[22]与阿亚[21]•德拉托雷之争。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德拉托雷同属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但他们的思想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这一问题，《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的“约192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左派”一章中作了详细分析：“阿亚对农民的看法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见相近，这种意见兼有对他们缺乏革命潜力的轻视成分和因家长式统治的传统使他们能卷入革命运动的成分。对比之下，马里亚特吉赞美农民在最苛刻的条件下生存的能力并在他们的组织中看到了未来秘鲁社会主义的发端。阿亚强调中央政府在创建国家中的作用；马里亚特吉则提出要从发展文明社会着手——只有那样才能取得政权。阿亚对政权的看法总起来说是更军事性的和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他并把起义夺取国家政权作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一项主要政策。他想象中的党是有纪律的、有权威和至高无上的，他自己俨然就像是秘鲁的列宁。马里亚特吉想象的党总的来说是广泛的，更可供人分享的和多元的党。……” 。[23]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拉美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和阶级结构出现较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不同行业的人们组织起来组成工会。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仍然是由少数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政权。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这一状况日益不满。随着二战的结束，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在拉美的影响日益扩大。拉美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掀起一个高潮。左派政党的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成员人数估计从1939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47年的50万人左右[24]。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巴西共产党在1945年恢复合法地位以后，在同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60万张选票，占全国投票总数的10%，有15名共产党员分别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25]。……智利共产党员由战前的1万名增加到1946年的5万名[26]。……拉美左派发展的形势引起美国的不安。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笼，冷战爆发，世界被划分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在加强对欧洲和东亚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就召集了拉美国家参加的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会上提出缔结一项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以保障美洲大陆的安全不受外来威胁，实际上是想通过泛美体系，以政治合作和军事合作的名义加强对美洲国家的控制。紧接着，美国通过一系列双边互助条约[27]，加强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古巴革命胜利以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拉美的控制，1961年3月13日，肯尼迪总统提出“争取进步同盟”纲领，企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拉美右翼政权，并提供军事援助，打压拉美左派政治势力。“对于民主政府的支持并不是成功的，但是拉丁美洲军队的的确确从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所给予的援助中得到了好处。拉丁美洲大陆的军队在遏制突然发生的效法古巴革命的游击战运动方面几乎没有遇到困难。” [28]对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更是实行赤裸裸的“大棒”加“金元”政策，先后三次出兵干涉该地区的内政。1965年，约翰逊总统出兵干涉多米尼加，1983年10月25日，美军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12月20日，美军入侵巴拿马。由于美国的支持，拉美右翼政党控制政权，拉美左派运动遇到重重困难，许多左派政党遭到镇压或被取缔。70年代阿连德革命曾经让左派感到自豪，“似乎提供了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的可能性[29]”但随之而至的是军事独裁政权的出现和对左派更残酷的镇压。“仅只由于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革命的成功而部分地得到慰藉。” [30]80年代，左派生存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国家的军人政权纷纷倒台，还政于民选政府。秘鲁在1980年，阿根廷1983年，巴西1985年，乌拉圭1985年，智利1990年。国际上，由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和东欧剧变的相继发生。古巴放弃了其国际政策，专注于国内政权的巩固。而原有的左派政党在80年代初重新恢复活动后也对其政策作出了一系列调整。

首先，他们的政策主张不再像过去那样激进，向中左方向靠拢，扩大自己在工会和其他社会社团中的政治基础，立足于选举政治。1971年成立的玻利维亚左派革命运动，放弃了其早期的激进政策，“而呼吁新一代玻利维亚选民急剧地向右靠拢甚至担任政府职务，尽管不是去执行在任何意义上可被解释为社会主义的政策。”[31]

其次，他们利用传统政党在经济方面的失败，向它们发起挑战，并取得一定的成功。乌拉圭的广泛阵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广泛阵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凭借乌拉圭选举制度上鼓励多党广泛联盟的特点而聚合在一起的松散的联盟。它之所以得到支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传统上的两党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时刻，比之那两个党的统治它是唯一可信赖的可供选择的对象。” [32]

再次，一些左派采取了与主流政治派别联盟的方式，在议会中获得一定的席位。例如墨西哥人民党，在政治上与革命制度党结盟，由于墨西哥实行的是霸权党制，革命制度党在国内政治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人民党在议会中获取了一定席位。

整个冷战期间，拉美左派在国内政治浪潮中几起几落，由二战结束初期的蓬勃发展，到50年代的初次受挫，接着古巴在60年代掀起了“游击中心主义”的高潮。虽然鲜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古巴的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70年代由阿连德领导的人民联盟的和平运动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运动相映成趣。前者的失败和后者的成功给拉丁美洲左派提供了经验教训，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和政治思考。8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一度使拉美左派陷入困境。但是拉美左派在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现实情况后，做出了一些调整，虽然略显混乱，但却为未来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正如贝瑟尔•莱斯利预测的那样“拉丁美洲的左派比其他地方的左派处于一种相对有利得多的形势之中。……在拉丁美洲是右派在掌权。倘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像它们的鼓吹者所许诺的那样富有成效，则左派处于反对派的有利条件将来就会显示出来。”[33]

 

    拉美左派的这种优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有力的表现出来，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现在，这股浪潮还在发展中。表现为一些拉美左派政党竞选总统成功上台执政；如前文提到的委内瑞拉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巴西左翼党劳工党，厄瓜多尔左的“1月21日爱国社团”，阿根廷正义党，乌拉圭左翼联合党“进步联盟-广泛阵线”等等。而有些左派政党取得了国内第二大党或第三大党的地位，如2002年6 月和8月，在玻利维亚两轮大选中，玻利维亚左派组织社会主义运动（MAS）和印第安人古柯种植者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得票均占第二位[34]。这类政党还有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墨西哥民主革命党、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等等。苏东剧变后，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曾一度受到严重冲击，经过十多年的反思和调整，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鲁等国的共产党经受了考验，坚持了下来，有的还取得了发展，拉美共产党的力量有所恢复和扩大，至今仍有20多个共产党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35]。拉美左派党和组织已从1990年的48个增加到2001年的74个[36]。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古巴转向内向，中国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时候。拉美左派扛起了大旗。成立了左翼政党的俱乐部——“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成为左派政党的新旗帜。

圣保罗论坛是由巴西劳工党倡议并在1990年成立的。在冷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新自由主义盛行，以致西方有的学者撰写《历史的终结》来讴歌西方胜利的时代，它组织拉丁美洲各国的左派政党和进步组织，坚持斗争，讨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国际政策方面，论坛奉行独立、自主和互不干涉的政策，主张各国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主张避免对抗，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国际争端。从开始到2002年，圣保罗论坛已经召开11次，它始终贯彻团结左派政党和进步组织的宗旨，为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左派力量的壮大发挥了积极作用。圣保罗论坛的主要目标是寻求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的替代发展模式，这也是其历次会议的讨论中心。在世界范围树立起了鲜明的旗帜。

为了对抗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1年1月26日，以卢拉为领袖的巴西劳工党等拉美左派党的积极倡导和主办下， 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25日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开幕，来自世界1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１万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界不是一件商品”，会议的中心目的是“为反新自由主义联盟的建立奠定基础”。会议还将讨论与主题相关的社会财富和民主、就业、环境保护、金融资本流通自由等问题。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于2002年1月31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开幕，来自世界150多个国家的1.5万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建立更加团结的世界”。截至2005年，世界社会论坛已经举行了5届。“世界社会论坛” 自称是世界“平民百姓”的集会，它的中心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与会的拉美左派党和组织的口号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世界社会论坛在拉美其他国家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在亚洲的尼泊尔、欧洲意大利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地举行了地区性的社会论坛。这说明，被称为“穷人联合国”的“世界社会论坛”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世界各大洲中左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加的“反帝、反新自由主义性质”（埃及理论家萨米尔·阿明语）的“另一种全球化的具体化”（美国乔姆斯基语）[3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美左派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脉络，左派在拉美重新崛起，并取得政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了解拉美左派发展的历史以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左派基以崛起的一些重要理论。从而更好的理解这一现象。

    古巴是拉美的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它在60年代掀起了一股社会主义浪潮。此后拉美进入了以“游击中心主义”[38]为标志的革命时代。从1960年起，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相继成立了众多游击中心组织，开展反政府武装斗争，企图创造出“第二个古巴”来[39]。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还亲赴玻利维亚，准备“创造出两三个越南”[40]。然而古巴模式最终并没有在拉美的别的国家开花结果。古巴革命的成功毕竟有自己的特殊性。

    从国内方面看，古巴具有较为成熟的革命条件。1952年3月，古巴发生军事政变，巴蒂斯塔掌握了政权并进行独裁统治，他解散国会，制定反劳工法，实行残暴的反动独裁统治，并积极投靠美国。巴蒂斯塔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古巴人民的反对。反对巴蒂斯塔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古巴历史上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古巴独立战争的历史伟绩和何塞•马蒂的光辉思想始终鼓舞着古巴人民，马蒂曾说过，“古巴是安的列斯群岛的枢纽……这样一个国家的独立战争是人类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次战争是安的列斯群岛的有见解的、有英雄气概的人民对于美洲国家的一个及时的帮助，帮助他们巩固已获得的独立和取得的公正待遇，同时也有助于世界上还不稳定的平衡。”这就是古巴人民肩负着的神圣的使命感。在古巴的知识分子中，社会主义和反美主义思潮占优势，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会显得自然一些。这就是古巴革命成功的思想保证。由于古巴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古巴农民通过蔗糖业的机械化已经半无产阶级化了。古巴农民动员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古巴革命存在良好的社会基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卡斯特罗兄弟的杰出领导能力和个人魅力。他们结合古巴社会实际，首先在农村开展游击运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顺应古巴国内的社会主义趋势，进行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改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从国际环境方面看，美国对这场革命毫无准备。在革命前，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一直是亲美的，美国对古巴防范不足，美国没有想到巴蒂斯塔的政权这么不堪一击。古巴革命胜利后，新政权并没有立即表现得很激进,卡斯特罗说，古巴革命政府是“没有专制和寡头的民治政府”，人民享有“有饭吃的自由，而没有恐怖”，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人道主义[41]。古巴外长劳尔•罗亚宣布，古巴革命“不是赤色的，而是绿橄榄色的”[42]就连美国驻古巴使馆在1959年1月15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古巴革命政府“基本上对美国是友好的，并倾向于反共[43]”古巴利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摧毁旧的国家机构，没收巴蒂斯塔分子的财产；颁布石油法和矿业法，废除美国公司的一切租让地，将外国和本国大资本家的厂矿企业收归国有，接管全部私人银行。1962年，政府将私营大、中型私有企业收归国有；到1963年10月，在农村进行两次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庄园制和富农经济，建立国营农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小农经济。1961年5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打退了美国策动的军事入侵，终于巩固了革命政权。

古巴革命的成功曾经吸引了拉美的其他左派的效仿，他们也开展了游击斗争，但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了。总结这些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不具有古巴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在哥伦比亚，对游击队的支持仍属地方性的，支持的目的也混乱不已，而且他们的竞争也带有地方性。游击组织始终不能形成气候，分散而弱小，最终难免被镇压。在委内瑞拉，由于该国的劳动和中产阶级享有石油财富的物质利益和相对自由的政治利益，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变得毫无意义。如果非要做出选择的话，民主行动党赞成工业化的民族主义的态度在那里更得人心。秘鲁游击运动的共同缺点是，缺乏对秘鲁农村的了解，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没有城市根据地，缺少必要的经济来源；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缺少游击战的经验，无以抗拒由美国技术武装起来的秘鲁军队。而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削弱了农民对他们的支持。危地马拉的游击队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忽略了建立集团的政变军官的利益而遭到这些军官的反对以至镇压。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维亚的出现和牺牲可以作为“游击中心主义”的一个休止符。它意味着古巴革命只是历史的偶然，这种偶然就是古巴的特殊性。“古巴的长期影响是使那些仍然相信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左派和那些建立了革命运动试图通过政治暴力夺取政权的左派之间产生分裂。” [44]分裂的结果是拉美左派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和平过渡或暴力夺权——就像阿连德的人民联盟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70年代所做的那样。

 

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尼加拉瓜的桑解阵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70年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激进党等6个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在大选中获胜，由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戈森斯出任总统。他执政后，提出要在智利走出一条通过选举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路，并认为政府一旦控制铜矿、硝石、钢铁等基本财富，实行土改和大部分国民生产集体化，就有了真正的政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阿连德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由国家控制金融企业和对外贸易；将铜矿等基本的财富和较大的工商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征用大庄园土地，创办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支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大幅度增加职工工资；扩大社会保险，增建住宅，降低房租，为工农子女上学提供多种便利。阿连德•戈森斯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裁军和禁止核武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阿连德的改革并未取得成功，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同日，阿连德•戈森斯在与政变部队战斗中以身殉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尼加拉瓜的桑解阵革命却取得巨大的成功。

1934年桑地诺被害后，索摩查家族开始执政，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靠美国，尼加拉瓜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中断。1961年7月23日，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批青年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以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奥古斯托• 桑地诺的名字命名，持续开展武装斗争。70年代后，尼加拉瓜又先后成立了反对派组织——“民主解放联盟”和“十二人集团”。1978年1月，“民主解放联盟”领导人华金• 查莫罗遭到暗杀，导致了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的反索摩查统治的斗争。同年8月，10多个反对派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联合建立“反对派广泛阵线，”并发动总罢工，使全国80%-90%的工商业陷于瘫痪。接着，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又发动了历时13天的武装起义，波及首都马那瓜及10多个城市。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全国联合领导委员会，并于5月29日发动总攻。6月16日，5人临时政府成立。索摩查逃往国外，而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武装部队进驻首都马那瓜，民族复兴政府领导人宣誓就职。索摩查家族对尼加拉瓜43年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

智利和尼加拉瓜为什么走向判然不同的两种命运？是否存在客观的原因？如果有，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政治层面看：智利人民联盟是一个包括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的左派联盟。它基本上把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尽管它在社会下层受到较大程度的支持。但是由于它的激进的政治、经济纲领，却遭到大种植园主、大资产阶级和右派势力等社会强势集团的反对。从竞选的过程来看，竞争是激烈的，阿连德的获胜是异常艰难的。1970年9月4日选举结果，在300万选票中，阿连德得到36.2%，其对手独立的右派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获34.9%，基督教民族党的托米克得到27.8%。[47]最后只能由智利议会决定，由得票最多的阿连德出任总统。与此同时，美国也极力阻扰阿连德出任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阿连德的对手提供竞选基金。甚至“要求美国驻智利大使科里或适当的其他使馆人员去找智利军官，策动军事政变” [48]可见，阿连德上台之初，就存在着种种隐患。智利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一旦阿连德的改革陷入困境，他那微不足道的政治资本就会丧失殆尽。这种潜在的危险在阿连德的经济改革中爆发了。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政治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能以动员起对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的广泛反抗。它获得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它运用了民族主义的语言并利用对桑地诺的缅怀。它大大的凭借了适合于一个在美国手下受过苦难的国家的泛美主义……桑解阵就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其鼓舞革命组织的能力来说，凭借的是马克思主义，但就其维护人权和社会基督教化的成就及就其传播进步思想的能力来说，也靠了自由主义。”[49]它了解并顺应了70年代末尼加拉瓜的政治现实。这种知识在它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回报。

从经济层面看，阿连德主要采取以下经济措施：通过激进的国有化运动将金融、外贸、铜矿、大型企业、大庄园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这些措施使人民群众得益的同时触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跨国公司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阿连德的土地改革措施损害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恐慌和不满；盲目的合作化运动遭到了农民的抵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大型的工矿企业收归国有后，在经营管理方面着诸多问题：如“政府派去一些不懂技术的管理人员和政工人员，冗员增多，官僚主义盛行。政府为保证就业，要求国营企业多录用工人……对不好好干活的工人不予解雇。”[50]阿连德的经济改革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生产下降，商品匮乏，通货膨胀迅速吞噬了政府给工人增加的工资福利，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51]经济形势恶化导致政局动荡，1971年底，妇女开始举行空锅游行，抗议食品短缺。[52]罢工浪潮此起彼伏，1973年4 月起，厄尔特尼恩特铜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罢工，造成每天100万美元的损失[53]。在尼加拉瓜，索摩查的经济政策是不得人心的。该国的经济在70年代的糟糕表现触怒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连美国对索摩查的态度都不像过去那样热情。“70年代期间恢复了元气的工会运动组织了反对工资下降的罢工时，情况有所恶化。生活水平下降也导致了富于战斗性的工会在白领劳动者诸如教师和卫生工作者当中的发展。激进的天主教徒开始组织农民工会和基层社区，这些组织在马那瓜地震后激增。来自商界和美国对索摩查的反对日益增加，以及对桑解阵的支持越来越多，甚至包括天主教的保守主义者在内……”[54]

从军事层面看，阿连德一直没能实现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反而是反对派“祖国与自由运动”在1973年6月26日，策动了智利第二装甲团的部分官兵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政府号召工人占领工厂，企图建立民兵组织以对抗军队。接着他解除了一些高级将领的权力，并把自己信任的将领提拔到重要的岗位。这些过激的行为导致了皮诺切特等军官的军事政变。最终葬送了阿连德的政权。桑解阵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都陷于困境的独裁政权，并且这个政权从军队那里得到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它唯一需要的是一柄过硬的枪杆子。然而这恰恰是它的强项，桑解阵利用70年代的国内危机组成了广泛的革命联盟，它的军队在长期的游击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外部，它还得到苏联和古巴的支援。于是，革命的胜利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以上分析充分地表明了阿连德70年代的改革显得过于早熟了，智利当时还不具备那样的社会条件，能使阿连德尽情地勾画他的社会主义蓝图。尼加拉瓜从阿连德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尽管它采用了一种暴力的手段，但是它的政治经济纲领却是温和的。换句话说，对众叛亲离的索摩查独裁政权不必客气，但是，对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庞杂的革命联盟必须是小心翼翼的。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阿连德的革命推迟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众多国家被广为诟病的今天，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也未可知。

 

    80年代的拉美是右翼执政的时代，80年代也是新自由主义在这个大陆被奉为圭帛的时代。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1944年，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1947年，哈耶克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会。会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他们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定期举行国际会议。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及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55]。1974年的“石油危机”严重的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以低增长率和高通货膨胀率长期并存为特征的“滞胀时期”。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以及1982年赫尔穆特•科尔在德国的胜利，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很快地由发达国家波及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兴起了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推行国有化和本土化。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或卖给本国的资本家。但是第三世界推行国有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首先是偿还第一世界大公司的损失。他们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利率向国际私人银行贷款。这种依赖外债的发展模式终于在1982年显示出它的弊端：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尤为严重，纷纷陷入巨大的财政困难中。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趁火打劫，向债务国提出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作为进一步贷款和重新确定债务的资格条件。从1973年皮诺切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拉美国家纷纷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怀抱。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总的说来，它造成两种趋势的两极分化，它把财富从穷国转移到富国，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奴役。“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结构性痼疾是，损害劳工优待资本，因而，将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56]它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

1．私有化。在整个80年代，拉美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私有化。大多数国家毫无保留的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部门（水、电、通讯）向外资开放。由于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极不健全，国际大财团很容易购进这些公用事业的股份。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1995 年到1999年间，（巴西）共有1233件合并、兼并，跨国公司均在其中获得了控股权或参了股[57]。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Davison Budhoo）在他的职位上服务了12年，离职时坦言：“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的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58] 私有化还造成了严重的腐败问题，1974年和1989年两次执政的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被控迫使内阁会议批准把用于国家安全的2.5亿玻利瓦尔秘密经费归总统府秘书处管理，用来套汇1720万美元。1993年5月20日，委内瑞拉议会罢免了佩雷斯的总统职务，他成为委内瑞拉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他的前任卢辛奇也因腐败问题遭到调查。不少其他拉美国家的在职总统或卸任总统，也因腐败而遭到指控。有的被迫下台，有的甚至被捕入狱[59]。……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被指控在职期间有腐败行为。在2002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私人境外存款高达1510亿美元，而国家的外费储备仅有560亿美元[60]。私有化的结果是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国内少数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外投资者手中，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却越来越贫穷。1999年到2001年间（巴西）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0%，……到1999年巴西绝对贫困人口增至总人口的34.1%，即约有5300万人，另有2260人（14.5%）为贫困人口。1999年巴西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47.4%的国民收入，而最穷的40%的人口仅拥有8.1%的国民收入[61]。

2．价格的自由化。价格自由化就是把以前由政府控制价格的一些自然垄断部门，如住房、食品、水、电等基本生活部门和教育、医疗等福利部门私有化了。其后果是这些部门的价格由私人制定，价格飞涨，而服务质量却越来越差。由于失业率高居不下。工人工资不升反降，工人生活水平下降。无力支付教育、医疗等高额费用，改变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希望更是渺茫。长期的贫困和失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更加恶化了经济增长的环境。

3．资本市场化。 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要求拉美国家放开他们的金融市场，让资本自由出入。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完善，资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国际市场上数以亿万美元计的巨大游资往往利用这些国家的弱点，进行投机活动。将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劫掠一空，造成了持续的金融危机。从而更加毒化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造成社会的动乱。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都有巨大的社会破坏力。

4．紧缩的财政政策和高利率、固定汇率的金融政策。 发达国家为了确保自己投资的安全，严格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平时储存在发达国家的银行里，利率极低。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保持币值的稳定，保持高利率和汇率稳定。从而耗尽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并欠下大量外债，发达国家却可以随时抽走投资和存款。这样，发展中国家平时不能投入充足的资金进行国内建设。在危机爆发时，又处处被动，国家经济安全成了不设防的城墙。

5．贸易自由化。在贸易方面，发达国家制定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贸易自由化”，尽可能大的开放国内市场。而发达国家却通过农业补贴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的农业、钢铁等产业。致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和农业补贴全部取消后，将使全球福利提高约120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大资本全面进入后，往往短时间内冲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由于迅速采用高新技术，传统的工厂工人，而且他们并没有能够从低生产率的工作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作，而且往往陷入长期的结构性失业。结果是自由贸易不但没有消除贫困，反而加剧了贫困[62]。

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经济主权的丧失，金融危机的频发，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犯罪率持续走高，社会动荡不安。卡斯特罗说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对第三世界最可耻的再殖民化。”查韦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新自由主义的道路是原教旨主义的道路，是不幸的道路，是毁灭社会的道路[63]。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罪恶导致右派政府丧失民心，陷入困境，而左派政党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要求惩治腐败、恢复民众权益；提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等政治主张。顺应时势与民心，联合中左政治派别，终于登上了拉美的政治舞台。给拉美政治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从1918年拉美的第一个左派政党阿根廷国际社会党成立到2004年10月31日乌拉圭左翼联合党“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塔瓦雷•巴斯克斯当选为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第51任总统，拉美左派走过了整整86年的历史。它经历了萌芽、发展、受挫、重新崛起的艰辛而复杂的革命实践，经受了种种考验，终于在世纪之交，在拉丁美洲这个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神秘的而又充满希望的大陆，焕发出青春。左派拥有光荣而曲折的历史，信仰流派众多的理论，从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实践到大众的民族的民众主义斗争；从暴力革命到和平改革；从精英党到群众党。拉美左派几起几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慢慢地积蓄着力量。成为当今拉美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纵观拉美几个左派执政的国家的历史，左派的崛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国家都有左派当权的传统。不管是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还是阿根廷的正义党，或是巴西的瓦加斯运动都有左派运动的背景。左派在这些国家打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当然拉美左派所有成就的取得与拉丁美洲的独特性也是密切相关的。拉丁美洲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形成的对西方的依附地位，决定了拉美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传统。左派在拉美的活动是与这种传统相结合的。而多元主义文化则在拉美造成了众多的阶级和思潮。这就决定任何一个政党要在拉美取得成功，必须采取多阶级联盟的战略。古巴的革命似乎提供一种革命的范式，但它由于太特殊而不能广泛推行。阿连德的改革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却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它因早熟而夭折。但它们毕竟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并扩大了左派的影响。在熬过了看似无所作为实则至关重要的80年代后，左派又看到了希望。新自由主义的悖论给左派提供了一个重新解释社会的机会。于是左派重新崛起了。然而左派的前途并不平坦，如何实现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左派所呼唤的“另一个世界”路在何方？我们将拭目以待。

 

 

 

 

李阳：《拉丁美洲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正确认识拉美左翼发展的历史进程》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7_lms/zhuanti_bg/lameizuopai/liy.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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