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伏利先生在《末日之思》（价值中国网／2009-03-06）一文中，把“经济学”与“破坏”、“毁灭”等词联在一起并剖析其间逻辑联系，观点尖锐，措辞激烈，但充满真知灼见，富有智慧启迪——读罢让人不得不反思经济学的本质以及经济学产生后人类最感自豪的这段历史。

（一）

曾有四种“显学”主宰过人类知识思想，其一为原始巫术，其二为中世纪神学，其三为近代哲学，其四就是现代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名曰“现代”，实质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唯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大师级人物仍是今天学术天空最闪耀的明星，而且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还是“在当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绝对话语霸权的市场经济学”（蒋伏利《末日之思》）。那么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做”了什么？何以会遭到伏利君《末日之思》的公然审判呢？

经济学是一门讲究效率的学问，是人类追求财富和经济效率达到巅峰的智慧结晶。效率是经济学的灵魂，是检验经济学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若把效率概念从经济学中抽走，经济学的高楼大厦便会立即化为乌有。效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受利欲熏心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无情的市场原则支配的经济学，却充分发挥了效率不利的一面。这不利的一面是什么？火眼金睛、不留情面的蒋伏利先生已经将其暴露无遗——

“什么是经济学？教科书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运用现有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既有生产要素，最大程度地生产满足人类社会物质需求的种种财富。人类物质需求是欲望的海，而地球上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山和川。这些，经济学不管，它所研究和关心的，只是如何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通过有组织有预谋的生产投入欲望的海，即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和人类的各种物质需求。” （蒋伏利《末日之思》）

“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物质来源。然而，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与此同时，人们又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这样，就必然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供给能力的问题；另一个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排出的废弃物容纳量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自净能力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便产生了所谓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人与自然即传统经济学与自然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蒋伏利《末日之思》）

“在这个长达多少个世纪的过程中，因为对环境的影响有限（没有被发觉），微观经济学侥幸发展了一百年。虽然，后来有所察觉，宏观经济学在投入产出方面，也试图通过重视价值平衡、物质平衡来弥补环境缺陷，但因局限于一国经济系统内部之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依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以关心制度变迁之交易成本、激励机制等著称，但因与生俱来的短视，同样没有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即便融会贯通、有机综合了市场、竞争、需求、供给、成本、价格、收益和分配等微观经济学基本要素，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所得、财政、金融、就业、外贸、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学基本要素，以及制度、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要素之大成的传统经济学之显学，也因为沉湎和陶醉于学科概念体系的成熟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拒绝接受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和启蒙。”（蒋伏利《末日之思》）

“毁灭，毁灭大自然，毁灭人类，这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其在发展上的表现，即单向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线性经济运行模式，单向度‘资源—产品—废弃物’（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之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被传统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而价值高贵不能怠慢的生态系统，不但被传统经济学排斥于发展和保护的行列，而且，还被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腴厨娘被恣意蹂躏和践踏。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层面，传统经济学向来是‘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率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稀缺’、‘只见发展不见生态’，其不可持续发展缺陷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等重大自然灾难。”（蒋伏利《末日之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又迅速流窜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有关市场缺陷、非缺陷的理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说明了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之中，在说明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尤其是博弈论的引入，彻底完成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到经济人互动行为的转变。可是，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并未有任何实质创新，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进而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已。”（蒋伏利《末日之思》）

“分开说，微观经济学由于过分相信经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靠不住的。岳玉珠教授指出，利己是人之本性，它一方面成为价格机制下的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人性的自私和机会主义也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在利己的时候有意或无意的去‘损人’，包括环境等）而对达成的经济效益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视而不见。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国家政治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作用（这种干预作用同样是靠不住的。陈文平教授指出，国家政治表现形态之一为政策，而低劣国家政策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带来的只能是恶之花，不但不能帮助国家经济保护环境，而且，还在冠冕堂皇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口号下，极尽环境破坏之能事），无心亦无意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带来的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蒋伏利《末日之思》）

“由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无限度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从而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大索取和大消耗，让生态赤字演变成今日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这种恶果的产生，基于传统经济学一厢情愿对‘资源稀缺’的假定，只是针对‘特定资源的稀缺’并作出了相应的‘最有效的配置’，从未认识到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需要‘最有效配置’。故此，催生了经济增长无极限的预设，并将经济增长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等同。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粮食、工业品、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都在增长。尤其资源消耗和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更可怕。”“鉴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正在走向反动，正在成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的敌人，甚者，由于这种反动不但导致了当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而且，还将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蒋伏利《末日之思》）

“无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承认与否，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都是人口与人均产值同时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科技革命引起的工业革命持续发展。由此造成全球性两大环境问题：一是自然资源耗竭。表现在两方面：可更新资源的破坏日益加剧；不可更新资源储量不断减少，有的濒临枯竭。二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城市空气和噪音污染，食物污染等。由此，我们可以认知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合理的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是由环境所固有的功能决定的。其一，环境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的来源。如矿藏、空气、水、土地等，都是人类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二，环境是处理废弃物的净化器。其三，优美的环境能大大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盲目破坏环境，就会严重限制经济发展，甚至使发展难以为继。其一，环境的破坏不仅对当代的发展不利，而且对继承遭到破坏了的环境的后代人的发展更不利，有些后果甚至是不可补救的。其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不仅对一种经济组合体产生整体负效果，还会由区域化发展为国际化、全球化。其三，严重的环境压力，又必然与高经济损失和高治理成本相联系。基于上，我们可以得出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的理性判断。”（蒋伏利《末日之思》）

“在历史长河里，考虑大自然是十分长远的考虑。勒内•帕塞警告说。相比之下，经济上的长远考虑根本微不足道。从大自然的节奏、资源的再生、环境的恶化考量，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下的经济活动之影响，何止以百年更是以千年来计算的。于是，这里就涉及道德责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范畴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于是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即哲学家汉斯•乔纳斯所说的‘责任原则’，即我们对生命、对人类发展的责任。在这个有关责任的价值范畴里，因为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无法论证，于是必然牵连两个东西，即涉及目的之政治范畴高于经济功能，以及允许各种价值对抗和共存的民主的合法性。而这，也许就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经济原教旨主义的由来。与生态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是反动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邪教。”（蒋伏利：《〈末日之思〉致张高宁》）

“在时代的序曲里，如果一种理论要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地球上抹去，无论其创造过多么伟大的文明，无论曾经多么的居功至伟，也都将走向反面，成为全人类的敌人。这敌人包括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蒋伏利：《〈末日之思〉致张高宁》）

“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凯尔斯盖面对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种种乱象，毫不客气地发出了尖锐之音，说，被广泛应用于过去、当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的谬误，不是简单的修补就能够解决。甚者，需要一场革命，在经济思想认识上进行彻底的‘范式转变’，才能透过重新认识经济和经济学的本质，以达到架构一种新的能够指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说的预期。否则，就算人类逃过此劫，更大的灾难还会不期而至。”（蒋伏利：《〈末日之思〉致张高宁》）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蒋伏利先生对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讨伐已经达到罄竹难书的程度。需要在此申明的是：笔者完全赞同伏利先生的讨伐观点，并十分欣赏伏利先生大胆睿智、指责鲜明的文字风格。

（二）

经济学到底“做”了什么？经济学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把所有人都变成富有“理性”的“经济人”，然后让一部分经济人向另一部分经济人和让全人类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哈佛大学伟大的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效率”所下的定义即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前者（经济人向经济人最有效率地索取）关系社会人并形成一部社会关系史从而上升为政治经济学，后者（经济人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毅然撇开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把所有手臂和力量都用在一把刀刃上，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规定的路线和方向——杀向劳工和自然，挖出财宝，让一部分经济人致富。做这件伟大的事情不是经济学独自的功劳，但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拥有国王般的功劳和荣耀——因为它是“统治者”，它提供了最有效率的组织原则和科学技巧。在财富世界大道无形的巨无霸罗斯柴尔德家族，它的开创者梅耶·罗斯柴尔德曾经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20世纪写了最著名经济学教科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经济学满足经济人追求财富效率的宗旨已经达到至高无上而肆无忌惮的程度。

向大自然最有效率地索取这段辉煌的历史篇章开始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启蒙”一词最早的含义是“让阳光射进来，以照亮黑暗的事物。”“阳光”是什么？就是科学与知识，所以启蒙运动开启了知识传播的新时代。18世纪欧洲大部分语言中都有“启蒙运动”及类似词汇，反映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自豪感和与旧思想决裂而处于光辉时代的思想特征。有人说启蒙运动留下的伟大遗产是批判精神，这是对的。笛卡尔就教导人们，彻底的怀疑是获得扎实知识的开始。那时的科学、宗教、音乐、道德、神学、经济、贸易、政治、公民权等等，都通通受到怀疑、批判、检验。怀疑、批判、检验的结果是什么？与狄德罗一起编纂著名《百科全书》的达朗伯说：“其结果是许多事物得到进一步的了解，但又有新的愚昧使这些事物变得模糊。正如涨落的潮汐意外地把一些东西冲上海滩，又带走了另一些东西。”（达朗伯《论哲学的要素》，1758年）得到进一步了解的事物是自然，而变得模糊的事物就包括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这些被带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理念；而被“潮汐”冲上来留给人类的，正是与自然进行殊死斗争的知识与科学精神。

知识通过教育得到传播，启蒙思想家霍维利亚诺斯就说：“有了教育，人类就能照亮自然界的所有领域，探索发现地下最深处、最隐秘的洞穴，并使之顺从于人类的意志。”“凭借于自然，有什么方法人类不能使用？有什么障碍人类不能克服？又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教育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改善人类——这唯一能够通过教育得到改善的生物。”（霍维利亚诺斯《论公众教育》，1802年）能够照亮自然界所有领域、探索发现地下最深处最隐秘洞穴并使之顺从于人类意志的知识，能够让人类没有什么方法不能使用、没有什么障碍不能克服、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的知识——极伟大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势必“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蒋伏利《末日之思》）的不归之路。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把他所处时代的重大变革称作“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产生的铸铁、鼓风炉、煤炭、蒸汽机、铁路、轮船尤其工厂，与其说极大地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不如说使人类生产力增长了千万倍。巨大的生产力被组织起来向大自然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同时也被组织起来向劳动者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在这个索取过程中唯一被关心的是效率，因此工业革命蕴含了经济学最早的萌芽——人类智慧势必要为真正的“经济”——“效率”造化一门空前伟大的致用学问。这样的学问适时地诞生了，人类第一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明确地把财富的贪欲和有效率地追求财富定格为经济学不朽的研究对象。生产的节约化、运输系统功能的专门化、使用更大功率的机器尤其使用更少人力驾驭更多机器、推行有效的工作纪律——这一切以效率为核心的工业化需要，赋予了经济学神圣探索的使命。英国得益于资本、工厂、铁路、远洋轮、贸易、银行汇集一起的巨大力量，因而成为“世界工场”。19世纪中叶，英国大部分人口已居住在城市，“世界工场”里即使很普通的居民都特别喜欢、习惯并擅长于浏览显示工业革命促使财富和实力增长的繁琐数字，因此“世界工场”也就滋生了为经济服务的现代经济学最早的萌芽。自从有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发明工具的科学就乖乖地屈从于赚钱和战争，而赚钱的科学就叫经济学。西方知识折腾的高人们说，用知识的匕首杀向劳工和自然不能像东方人一样蛮干，必须讲究技巧、效率和杀得彻底，于是就发明了经济学。在杀向劳工方面，残酷的工场效率使雇用4－5岁以上童工合法化，对此恩格斯的理论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雨果的文学巨著《悲惨世界》都有过极深刻和真实的描述。工业革命使人的经济行为第一次脱离农业社会中大自然规律性变化的约束，在使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可能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变得藐视自然。

经济学的信徒们一直非常在意人与自然进行斗争力量的大小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斗争的效率和效果。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后大约两个世纪中，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人口的增长是繁荣兴旺的标志，因为人口多，从事经济活动向自然挑战的人就多。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认为，人口增长是对经济繁荣的一种有效的检验。人们单纯看人，不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都为人的作为和力量而兴高采烈。只有英国一个不知名的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口增多，自然和经济就要为更多的人提供生计；土地产出有限，人口增长超过土地产出，饥荒、疾病、战争等抑制性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中国人在20世纪向大自然挑战的大跃进年代，其豪情和自信，与200年前的欧洲人何其相似，全民高唱“七亿人民七亿兵”，并且狠批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自然抑制过程，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残酷过程，但是由于人的狂妄与无知，人们不可能想到可以用计划生育和循环经济的人口与产品生产模式来改善这个过程。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须臾不能割裂的依存共生之复杂生态系统。而且，本质上，复杂生态系统是大系统，经济系统不过是其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经济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或者前提只能是也必须是生态系统。之所以如此，盖因人世间普遍存在‘社会——经济——自然’之共生共荣关系。在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经济发展诸要素中，谁也无法脱离这种关系而单独存在、孤芳自赏。”（蒋伏利《末日之思》）可是西方经济学，它一直在使用训练有素的专业工具和“效率”这把折服众生的“匕首”，毁坏着这个作为人类存在基础和前提的生态系统。在过去百年岁月中，人类在效率空前的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创造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但同时也付出了不可复原的沉重环境代价。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片面强调效率和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教训，是所有发展教训中最为深刻和惨痛的。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是对稀缺资源的权衡取舍，而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微观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告诉生产者如何通过节约成本来提高生产效率，即“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在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中，要求企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必然增加其生产物品和劳务的成本；成本增加，企业赚取的利润就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也必然减少，因此经济学教给企业权衡取舍的绝招，其结果便一目了然——维护清洁的环境受到严重忽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给微观主体的效率支招，外部成本不是它考虑的范畴。典型的外部成本是污染，任何企业只要它不承担污染排放的全部成本，它就必然会大量排放，这是完全符合微观主体效率原则的。这个效率原则得以贯彻实施，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人类听不懂其语言、不能像资本家和劳工那样对其牺牲作出合理要求以及无能的政府这两个条件为前提。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模型，它表示一种经济在可能得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组合，在这个符合效率原则的最大产量组合中，增加一种物品的生产必须以减少另一种物品的生产为前提，而被减少生产的物品数量就是机会成本。遗憾在这个经济学最重要的数学模型中，机会成本没有包括丝毫的环境损失，即增加一种物品生产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增加多种或所有物品生产（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所造成的环境损失并没有被当作机会成本看待。

在灿如群星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并非无人看到西方经济学毁坏人类生态系统极大的负面作用，其意志形成一股力量促使经济学不断发展。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0年）、写了当代最著名经济学教科书的保罗·萨缪尔森，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第十七版《微观经济学》第十八章《保护环境》中，把爱德华·艾比“为增长而增长乃癌细胞生存之道”的名言作为开篇提示，并在篇首引用哈佛大学杰出生物学家威尔逊（E.O.Wilson）的一个沉痛警告：“环境保护……将人类视为一种紧密地依存于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地球上许多重要的资源正在枯竭，大气的质量正在恶化，世界的人口正在膨胀到危险的程度。自然生态系统这一健康环境的源泉正在不可逆转地退化……每当这个严峻的现实及其后果困扰于心的时候，我的困惑就禁不住会激进得无以复加：人类是不是想要自杀？”萨缪尔森说：“人类的行为正在使得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各种无意造成的恶果正在使得人类的智慧变得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猛醒与警觉起来，以防有朝一日大堤崩溃，愤怒的海洋将我们通通吞没。”因此“人类必须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学会在稀缺的自然资源的约束下生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吞食各种悲惨而又无可挽回的恶果。”萨缪尔森承认，“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要素，就像劳动与资本一样。”可是环境多具有不可分拨的性质、产权不清晰，因此面对外部不经济带来的牺牲，环境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哑巴，不会像劳动与资本那样竭力索取回报与补偿。“市场机制无法对污染者提供适当的限制。厂商们既不会自愿地减少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也不会改变将有毒的废物倒入垃圾场的行为。”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产权安排、命令控制、征税、补贴、发放许可证等治理污染的招数，但事实证明因为成本、滞后、缺乏灵活性和预测、统计上的困难，依然不能阻止“潜在的和无法预计的后果将会发生”。为经济学贡献过杰出智慧、曾担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的萨缪尔森，难以掩饰他的无奈，“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未遭污染的土地，谁都承认这些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又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呢？”“我们正在许多我们未知的领域，与整个宇宙进行着一场赌博。”这个未知和赌博的性质，犹如作为国际公认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头面人物、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问题不是该不该允许污染——真正的问题是污染应当被限制到什么程度。”“选择减少污染的从社会观点看的有效方法，是政策问题中比较容易的一部分，而要弄清楚‘适当的’污染水平并以之作为目标，却要难得多。因为污染后果的不确定性很多，而且对于如何评价特定选择的价值，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在何种程度上环境恶化是可以逆转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针对传统经济学无可奈何的负外部性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N·格里高利·曼昆在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市场通常是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好方法”，“看不见的手是有力的，但不是万能的”，“市场做了许多好事，但不能做好每一件事”，虽然“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但“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利益最大化。”

由此可见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演变，终究是在经济自由主义之微观经济学与国家干预主义之宏观经济学框架内寻医问药。“即便以关心制度变迁之交易成本、激励机制著称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因为傲慢和偏见，更不可能看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仔细分析其实质，新制度经济学仍以竞争、市场分析框架及上述假设、理论、方法为基础，其‘非市场缺陷’依然是基于市场环境而非自然生态环境的缺陷。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样，仍未脱离西方传统经济学范畴。亦即，在无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方面，三者共同而且依然。”“由于受研究对象制约，传统经济学理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只能看到也只能重视经济规模、经济人的作用，而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决定性作用和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则严重低估并忽略不计。”（蒋伏利《末日之思》）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选择不能尽善尽美，于是便发展出宏观经济学，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因素。但是，“修正微观经济学而来的宏观经济学，即使后来增加并丰富了重视价值平衡、物质平衡的投入产出理论，但因为局限于一国经济系统的内部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在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严重不足。”（蒋伏利《末日之思》）于是乎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在对自然的损害方面，在私有者杀手之外，增加了非理性政府这个强有力的杀手。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越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危害越烈，并非框架内的修修补补能够解决问题。

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两个越演炽烈的趋势。一是实证化。经济学家们“在事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反复强调，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一种特殊的职业，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不讲道德，也不应该讲道德。其以‘物化经济人’为特征的经济原教旨主义在这里暴露无遗，其违反自然生态的本质也在这里暴露无遗。”（蒋伏利《末日之思》）经济学非道德的根基——理性经济人的科学与效率原则非常可怕。按照这个原则，人可以吃人，因为埋弃死尸是一种浪费，而且还要花费丧葬成本，不符合经济人理性的科学与效率原则。今天笔者看到这个《婴儿被摆上餐桌》的消费行为，也是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科学与效率原则这个“潜规则”的，因为它符合完全除去道德价值判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二是数学化。数学化是实证的需要，是实证化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们生恐经济学剥削劳工、牺牲环境不够精确、不够彻底和低效率，于是便使尽浑身解数引进数学工具。“植根于非数学概念之社会科学范畴，而又比自然科学范畴之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更强调数学概念及其运用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将物理学之研究物质客观规律的方法、手段运用于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发展模式等研究中，导致研究者只见经济之物不见超越经济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非经济之物。其所见到和重视的只能是物化（即以最小代价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及其作用，而对于非物欲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类本质’诉求，一概加以排斥和拒绝。其结果是，传统经济学已然登顶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祭坛，并以各种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和计算，强行占据国家经济发展之话语霸权。”（蒋伏利《末日之思》）今天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已经登峰造极，以貌似科学、实证、权威的姿态横行学界。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缺陷及其危害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其发现者兼揭露者们对于在西方经济学框架内弥补其缺陷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均表示深深的失望。对此蒋伏利先生在《末日之思》一文重点引述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勒内•帕塞的意见。当有人问及环境退化是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一个可以纠正的偶然意外，还是现代经济学体系运转逻辑的结果的问题时，致力于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法国索尔邦大学经济科学终身教授勒内•帕塞激动地说：“我认为，而且我们许多人都这样想过，损害环境是符合自由贸易和生产本位主义体系的逻辑的。因为这个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结果把生产成本转嫁给环境。这种趋势现在更加变本加厉，其原因众所周知，即权力已经从公共政治领域转到国际金融和私人利益集团，后者越来越多地控制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追求产量和过度使用资源是同金融资本迅速赢利的迫切需要连在一起的。”（转引自蒋伏利《末日之思》）

对此，作为一位强调公民义务，强调尊重人类、尊重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持续发展的模式，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学家，勒内•帕塞更有强烈的抨击：“经济学认为污染是一种偶然意外，而且根据经济体系的逻辑，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充其量在市场上把环境的成本纳入产品价格。于是市场成为灵验的污染控制者，污染化为一个次要的功能障碍，只需通过价格逻辑加以纠正就是。对于这种看法有好几个异议。首先，污染源并未全部发现，受害者和受损情况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很少考虑到真正的代价。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所谓代价不仅仅是市场价格。污染涉及人类生命，涉及容易破坏的资源，涉及大自然环境中不可逆转的效应，因为大自然中每一个物种既是捕食者又是被捕食者，起着一种调节作用，同其他物种相互依存。这些因素都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只是在一个自然财富变得稀少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大自然的大平衡中保护它为时已晚的时候，市场才会赋予它价值。因此，我们要维持环境的运作状态，因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以及经济活动，都有赖于环境。你若破坏环境，你就毁灭一切，包括经济。”（转引自蒋伏利《末日之思》）

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按照勒内•帕塞的说法，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让经济服从于人类和环境的终极目标”（转引自蒋伏利《末日之思》）。对此，蒋伏利先生给予了深入的概述和解释：“其一，没有一种经济理论，敢说经济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改造大自然的一种活动。舍此，经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环境的种种问题，以及人类和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经济活动本身成为了目的，而忽略了人类终极目标，即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用老子的话说，是天人合一。其三，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什么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都强调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然而，经济增长的概念和基础是什么呢？传统经济学解释说，国民生产越增长人们的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即是经济增长概念及其基础的总和。源头上，这种经济观与其形成的时代大体是相吻合的。其时，人们的基本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此经济发展阶段，确实是越多生产就越多创造财富。现在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比如乌干达，比如朝鲜。此阶段，由于生产活动危害生物圈还未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还未危及生物圈的重大功能，例如今天全球的热调节功能，故自然生态问题被经济学家抽掉了。令人可怕的是，在发展的向度里，现代经济学依然依历史惯性坚持把经济同人文和环境相隔离，脱离背景片面地考虑经济问题，即，只重数量不讲质量。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是，在当下的发展里，不能说地球上汽车增长一倍，人也跟着舒服了一倍。因为，汽车更多了，是为谁？为什么？有什么后果？等等这一些，都要求我们考虑人的问题，考虑社会的问题，考虑大自然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需要思考，通过损害人类和破坏自然环境而获得的增长是发展吗？这种行为发生的理论基础即现代经济学反动吗？”“一个不得不提及的问题是，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下，上述情状有救吗？对此，勒内•帕塞回答说，很难。其一，没有比思想体系的改变更难的东西了。其二，抵制太多，尤其在经济理论范围内。其三，现代经济学俨然以惟我独尊的科学理论之面貌惑众并拥有了包括西方之资本主义和东方之社会主义在内的广泛的受众。其骗人的招数之一，就是把市场说成是中性的，因而是经济问题上主宰一切的唯一的裁判员。这个所谓的市场调节中性论实际上是维持目前的体系原封不动，包括无法接受的人文和环境的代价，以及永远对掌握金钱和吸引金钱的人有利的力量对比。其四，是既得利益的作用。有此四者作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宁可牺牲地球的未来，也不愿触及人文和环境。因此，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荒谬的，如果一直让其荒谬下去，我们大家包括他们自己都将一起被毁灭。”（蒋伏利《末日之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清算传统经济学的导火线。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凯尔斯盖认为，被广泛应用于过去、当今，假设“理性”投资者和“有效”市场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谬误，不是简单的修补就可以解决；当前混乱不堪的经济领域需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需要打破传统思维，重新认识经济本质。“但在凯氏眼中，人类目前对于经济学的认知，有如16世纪俗人对天文学的认识一样无知。凯氏指出，传统经济学，无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即西方现代经济学），其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一直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可是，事实证明，这些假设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08年全球金融海啸。甚者，本次全球金融之海啸只是表象之一，更大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之海啸，已经有所表现并显示了强大威力。04年东南亚海啸不过是其冰山之一角。”（蒋伏利《末日之思》）鉴于世界的“先知先觉”者们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对经济学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循环经济体系的英明预见，国内出现蒋氏《末日之思》这类惊人奇文并非偶然。 

经济学做了什么——读蒋伏利《末日之思》有感（下）：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6/24/1824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