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小梅
当贵州处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她注定是贫穷的。因为石山高地远和土地资源的缺少,人口众多,靠天吃饭。
当贵州进入工业化时代,她也没有优势可言。工业化讲的是全球资源配置,贵州不靠海,路途遥远,成本甚高。而且不像平原,她山高坡陡,不适合大规模的工厂化,因为成本比别人高。因此,如果要学沿海的走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在农业文明和工业化初期,贵州没有优势,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然来临的时候,贵州有优势,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条超常规的、不重复别人的独特的发展之路,比如像瑞士所走的道路一样,成为休闲之都,卖清凉,卖休闲,卖度假,这样,贵州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但是这需要产品支撑,需要解放思想。
这个时候,贵州如果能实现三个观念的改变,那将是前途无量。第一,从线性思维进入复合思维；第二,从静态思维变成动态思维；第三,从量入为出到量出为入的思维。
什么叫量入为出?就是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贵州的粮食刚够吃,那我们就不能酿酒卖。现在要变成量出为入,贵州有什么东西能够卖给全中国,是人们稀缺的、人们感兴趣的,就应该去打造这种东西。今天要敢于把勺子伸到别人的锅里去舀别人的汤,寻找自己的唯一性。
贵州的空间是很大的,比如说老干妈辣椒酱,我说20天就可以卖到全中国、全世界。贵州的辣椒是最好吃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给邮寄过来的辣椒酱经常被同学们偷来抢着吃,吃了之后就叫绝。所以说不是大家不爱吃辣椒,而是他们的辣椒不好吃。现在我到欧洲到全世界,都能看见老干妈。酒就更加不用说了,茅台酒肯定会重新辉煌起来,只要我们把持住茅台酒是文化酒的鼻祖,打造文化酒,就能占领制高点。茅台酒喝出品位喝出健康的策划就是我帮做的。这就说明了贵州他有唯一性,稀缺性。还有包括贵阳市的定位森林之城、避暑之都和避暑天堂,都是我们经过准确定位后策划的。
如果按照这种思维,贵州是可以走出一条超常规的发展之路的。
具体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想象一下,贵州有什么是排他性、唯一性和权威性的资源?如果仅靠贵州自我循环,那是没有出息的,因为贵州主要是依靠封闭型经济和自然经济,只能自给自足。
但是,今天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贵州是要面对全球市场。那么,你有什么拿出来卖给别人的?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贵州有一系列的稀缺产品。当全球特别是中国的过度工业化发展造成污染,造成生态资源环境的破坏时,当整个沿海地区和发达地区,有了极大消费力的时候,再也找不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生活氛围和场景的时候,贵州成了唯一的最后的绿洲。
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卖我们的稀缺产品,而且坚定不移地去打造去整合,让我们想想,贵州难道没有未来吗?贵州在世界发展的分工板块里,应该找到他的独特性、排他性和唯一性,这点上全中国没有那个地方可以比得上贵州,第一他的气候,第二他的原生态,他的风光,民风民俗,稀、奇、古、怪,这四个东西都是绝对有价值的。第三他的风情也有很大的挖掘价值,第四他的区位,他不像新疆、内蒙,一飞飞6个小时。他是一抬腿就到,只需要一、二小时看两重天,到长三角也只要两个半小时。
但是现在这些只是一种资源而已,并没有变成一种资产,一种产品,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变成服务平台和一种引领潮流的品牌。
看看今天的瑞士。瑞士在历史上跟贵州一样,穷得叮当响。我专门到瑞士去考察过,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时候,瑞士的喀斯特地形,跟贵州一样的,仅仅是湖光山色。湖光山色对穷人有什么用啊!穷人要吃饭呀。当时的瑞士人靠自然经济根本养活不了自己。我看了一个瑞士的原生态博物馆,看了我都吓了一跳,100年前,人和畜生住在一起,而且床只有一米五。他们告诉我,当时的瑞士人就是这么过。这种地方对那些生活富足的人,是休闲,看湖光山色的地方。对穷人来说则是个噩梦。
但是,伴随整个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进入后工业时代,整个欧洲开始一体化的时候,当欧洲的王公贵族和都市人向往着休闲和度假,要寻找度假和休闲天堂的时候,他们发现整个欧洲只有阿尔卑斯山下这个山坳里面的瑞士是一个人间天堂。而瑞士没有被破坏的资源,对接了整个欧洲的需要,瑞士在几十年时间内就成了欧洲的度假天堂、滑雪圣地和会议经济的休闲发达地。最后的结果是,瑞士成为欧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这个例子对贵州是最有说服力的。
如果我们5年、10年前或者20年前说这个话,说贵州是东方的瑞士,那是夜郎自大,自不量力,说那个话没有意义。
但是今天这个时候,是时候了,我们好好研究瑞士的前世今生,再好好把握贵州价值的挖掘,坚定不移,但不是吹糠见米,坚守十年八年,怎么贵州就出不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一直在呼吁,贵州要成为东方的瑞士,要成为休闲地,要打造高端休闲产品。贵州是一个荒漠地带,种草不长,种粮没收成。是否可以“种”高尔夫?云南“种”一百个,海南“种”一百个。现在云南和海南都上去了,成了度假天堂。一个球场就可以拉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一个个球场做起来,贵州的生态环境、凉爽、风土、风光、名胜,一下子全都拉动了。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条路。
机遇之神已经在敲打贵州的门了,关键是观念,观念不转变,贵州又会错失良机。
要用反弹琵琶的思维。让全中国都来买你的生态,这不是简单地卖一个原生态,必须要有全省的整合包装。
观念、思路和全省战略,这个不转变过来是不行的。
今天看起来,贵州的人均GDP全中国排位倒数,难道贵州人生活的幸福指数在全中国也倒数第一吗?绝对不是。就像不丹在整个全球的工业文明发展中,收入是最低的,但是它反而是全人类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这个说明了什么呢?人类在没有实现温饱以前,GDP是一个刚性指标,当人均是3美金的时候,那三块美金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但是一旦人类实现了温饱以后,后面的事情就是一个很难说很复杂的事情,比如有的地方,像广东人均GDP一万美金,但是他的生活不一定比贵州的黄平或者荔波人均GDP1000美金的生活幸福指数高,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我见过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老板,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哪有幸福啊?成天匆匆忙忙,为钱而生,为钱而死。人均GD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只是表明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并不能表明人们的幸福程度。
千万不要被这个所诱惑、所误导,所以刚才我讲的从线性思维到复合型思维,因为生态环保、文化民风,计入不到GDP里面,但是他却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丰富的层面。
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云南打了上半场,要看贵州的下半场。我曾多次为云南做策划,云南先行一步,在旅游和休闲产业方面,包括文化宣传方面都走在前头。每次到云南做,回过头来看贵州,我就会发现,作为老天的安排,云南是打前锋的。我觉得云贵本来就是一家,同饮一方水。而且文化也是同源同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就觉得,贵州就可以学习云南,学她好的发展经验,这样就可以在下半场发挥自己的能力。
学习云南,甚而超越云南,那么在中国,乃至东南亚,云贵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经济版块,这个版块空间是很大的。这个文章我只是把它点出来,但是没有破题,就是说云南的上半场,贵州的下半场,云南的上半场打得比较漂亮,也有很多教训,但是下半场真的轮到贵州了,贵州准备好没有?贵州往前走没有?贵州的眼光要跳出来,不要总是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至少也应该按照“云贵一家”的思想来考虑。
记得是1970年吧,我当时15岁,在安顺的一个三线企业当泥瓦匠。为什么会当这个泥瓦匠呢?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打倒牛鬼蛇神,父亲是黔西一中的教导主任,黔西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首当其冲,作为全县典型被打倒。父亲成了文化界的牛鬼蛇神,我成了鬼崽子。
我总觉得自己是有“原罪”的。
要洗刷自己这个原罪,就要踩一脚牛屎,滚一身泥巴,跟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当时想当工人。但是你知道一个小县城,哪有工人呀?最后,找来找去,我找到一帮建筑工人,就是我们俗称的泥瓦匠。这批建筑工人正好要到安顺平坝的三线企业去,去帮人家建工厂、建宿舍。我就成为贵州人心中的小工,其实就是学徒工,跟师傅去了安顺。一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8点,中午只休息半个小时。师傅每天只给我8毛钱,至少4毛钱吃饭,剩下的钱存着买东西。当学徒,一是搅拌灰浆,二是抱砖头。我第一天做学徒,抱砖头,就把衣服磨破了。后来一算账,我抱一天的砖头挣的钱不够买衣服,是亏本的,按照最早的经济学的算账方式,盈亏不平衡,我亏本了。后来干脆不穿衣服,光肚子抱,肚子是磨不破的。我光肚子抱了几个月的砖头。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对我刺激特别大。有一天我到一个当地工厂的食堂买饭票,遇见一个说北方话的小伙子。他穿劳动布的工作服,比我年龄大一、两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特别强的眼光打量我。甚至训斥我,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这件事情对我刺激特别大。我记住那个普通话,因为贵州说普通话的人少嘛。以至于到后来大学里到很多场合遇见说这种口音的普通话的人。我都会跟他们讲这个故事。
从第二件事,我知道了人分两种,一种是土人,我们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土人,他们是外来人,说普通话的人。第二,人分两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我们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人,自生自灭的人。他们是体制内的人,铁饭碗、大锅饭、国有企业的工人。
有很多贵州人,吃贵州粮,喝贵州水,不敢承认自己是贵州的。有的干脆不承认,有的说我是贵州人,不过我妈我爹来自山东、上海,这是很没自信的一种表现。自己先就软了脚,不可能成长起来,不可能自信。
由此引申出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上海商会成立。我为什么去参加上海商会的成立大会,而且发言?我们都很感动,上海商会这个会长是上海人的后代,与父母到贵州贵阳,长到青年后当兵,后来回上海创业成功。在这种背景下,一直没有间断与贵州的情结,一直说自己是贵州人,在众人都表示怀疑的前提下,还在上海滩专门用贵州的品牌做了一个黔香阁。把贵州的文化、贵州的形象和贵州的神奇传递给了上海人,使上海人对这个菜馆刮目相看,使上海人对贵州菜刮目相看,使上海人对贵州背景的这个老板刮目相看。这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我想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像他这样自豪地说,我是贵州人,都像他一样,对贵州的文化和养他的水土充满感情,把贵州的价值张扬、挖掘或呈现给世人,贵州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真正地开始识别,而且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贵州人,是三十年前上大学时。因为读书嘛,到外省人家都要问你是哪里人。我们班有18个省市的同学。有两个贵州的,我,另一个是贵阳的。贵阳那个同学给我刺激特别大。他普通话说得特别好,人家问他是不是贵州的,他不承认。他说他是北京人,或者说是四川人,祖上是四川的,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是贵州人。我非常愤怒,由此甚至影响我跟他几十年的关系。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处理事情,你是喝贵州水长大的。我祖上也不是贵州人啊,但是我是在这边出生和长大的,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些东西刺激我以后,使我从此以后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哪里,我都强调:我是贵州人,甚至包括我的书里,本来我用不着讲清楚我是贵州人,没有必要这样讲,但是我一定要写上这条。
当然由此引出很多我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很多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给我讲起贵州的时候,总是强调贵州的好处和对贵州的认同。通过这些,也振奋和启发了一大批贵州人的自信心,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述对家乡的某种热爱和对家乡的自豪和自信。与龙永图秘书长见面,我也讲过这个事情,他给我说,如果有10个、100个更多这样的人,作为贵州的代言人,谁敢小看贵州呀。
贵州这个地方呀,我的感受是,他经济很贫乏贫困,但思想从来就不贫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经济贫乏的地区不等于思想贫乏。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我这些年在做战略,大家都觉得还可以吧,对全局的把握,对宗教、哲学的理解等很多方面的认识,还有对整个中国国情的拿捏,人家都比较服气。当时就讲到自己的背景和出生,给他们讲几个小故事,他们都不敢相信。
我说我在1971、1972年时候,成天阅读和探讨的就是从青年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一直到德国的哲学。到1974、1975年我18、19岁时,我已经把马恩列斯的全集的很多著作全读完了。从青年马克思到成年马克思的许多思想,当时一块儿跟我探讨的人都比我大7、8岁,他们是老三届的学生,是他们带着我读的。
讲这些往事,也就想说当年贵州就有这种土壤,有这种氛围,有这些探索者。
一个人,能做点事情,跟少年时候打下的基础是完全分不开的。很多人都想象不出来,你贵州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呢。我说这叫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因为,不知足,总觉得自己欠缺太多,总想渴望外面的世界。
我经常跟沿海的人开玩笑,我说你们在大海面前生活,一览无遗,不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什么都一目了然。我们在大山背后,有一种很大的想象空间。一直在一种很大的想象里生活,与身俱来很大的想象力、穿透力和渗透力。
学然后知不足,总觉得自己学得不够,这可能是贵州先进分子所秉承的很好的一种品格。
这些年,我行走全世界,更强烈地认识到,贵州这片土壤,经济上匮乏,精神并不贫乏。有一次在上海给几千人演讲,当时有人恭维贵州。我说谢谢你们的赞扬,实事求是地说,贵州由于土地贫瘠,不像你们土地肥沃,大面积出人才。江浙一个地方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可有几十个进士十几个状元,可谓名人如云。我到宁波去可以抓出很多古今中外的名人。贵州她不可能大面积出人才。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崩出来,他就是鬼才奇才。
贵州人要想成才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一定要真正地改变自己自惭形秽的观念,一定要非常自豪地强调自己是贵州人,认同贵州的本源。
我一直坚守自己是贵州人,坚守贵州精神。对家乡浓厚的感情,是人的立人之本。我不信一个对自己的故土,对培育自己的地方拼命躲避的人,他能够对家国忠诚,能够做成大事。